行舟：中国90后学院派欧美音乐乐评人 专注90后音乐听众行为的研究者
我们已跟随万青的歌曲揭开时代的掉包计下普遍的置换和必然的亏损，也详细地剖解了万青的音乐骨骼和后政治时代的心灵状况。但要看到时代青年、尤其是所谓“文艺青年”较为完整的主体形象和思想困境，我们还需回到万青高度戏剧性的两首歌：《十万嬉皮》和《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我所谈论过的爵士基因、严肃嬉皮、慷慨悲歌，都同样突显在这两首歌中，但这两首歌的喜剧感和人物形象刻画的生动性与代表性，却是万青的作品中尤为卓著的。《十万嬉皮》的歌词值得全文引用：
大梦一场的董二千先生
推开窗户 举起望远镜
眼底映出 一阵浓烟
前已无通路 后不见归途
敌视现实 虚构远方
东张西望 一无所长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文不能测字 武不能防身
喜欢养狗 不爱洗头
不事劳作 一无所获
厌恶争执 不善言说
终于沦为沉默的帮凶
借酒消愁 不太能喝
蛊惑他人 麻醉内心
浇上汽油 舒展眉头
纵火的青年 迫近的时间
现实中的董亚千费了不少劲才接受了词作者姬赓笔下的那位“董二千先生”，不知他的抑郁症有没有因此加重几分。表面上，这关涉到一种自我拷问和友情危机：哥们儿你把我写成这样，我有这么不着调吗？但我想更深的考验却是在于，把“二千”放大成一种时代性和青年群体性的符号，是不是受得起，是不是唱得出口。“董二千先生”这一形象所凝聚的讽喻国民主体的威能，不亚于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和孔乙己——事实上，董二千先生不满于现状却又大梦一场安于现状、自我麻醉却又恨不得纵火的模样正可谓阿Q的当代化身，而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虚构光环孤苦傲慢、最终困死的文青悲剧则又像极了孔乙己传下的衣钵。
“董二千先生”并不是个扁平的符号化的人物，也并不是不可爱。无论“喜欢养狗，不爱洗头”，还是“借酒消愁，不太能喝”，都是相当个人化的、具体而微的表述，也都叫人忍俊不禁，有种邋里邋遢的亲近友爱，一种大梦未醒又不得不醒的既视感。正是这种信手拈来却显得十分凝练的琐屑，让董二千先生的个人形象变得丰富、立体而有趣。在艺术创作中，“杂质”的重要性常常都不亚于主线或纯粹的目的，纯粹的小说一定是不太好看的小说，没有杂质的绘画也很可能是过于概念化或缺乏灵动质感的绘画；同样，只有“虚”的寓言，没有“实”的人物，寓言就十分干瘪，也很难变得足够有趣而诱人深入。
“董二千先生”的虚实相生里，映照着当代文艺青年多少也有些可爱、却显然更悲哀的窘境。之所以“文青”中枪最深，是因为在“敌视现实，虚构远方”的招牌属性上，大概没有能和这个群体相媲美的了。“文青”并不是天生就要被污名化的，它最原本的含义无非是沉浸于文学艺术并拥有一定欣赏或创作才华的青年人，但现在我们提起这个词，脑中所出现的想象却往往会包含如下一些在《十万嬉皮》中也非常显著的特征：内心戏过于充足，现实里特不实用；沉迷遥想，容易贫穷，并习惯以自我陶醉、夸饰胸怀、编织传奇的方式掩盖贫穷、蛊惑他人（尤其是异性）；充满异议，对于现状满腹恼骚或一脸鄙夷，但从不提供解决方案，真到行动时也很少打头阵；对于文学艺术用情极深，水平却一般，或处于未受认可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四十啷当的学界才俊称为“青年学者”，却不太会把大作家叫做“文艺青年”，当然四十来岁的成名作家遥想当年时倒是会说：“那时候的我还是个文青……”
这样一些文青，用《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里的话说，都是“智力超常的人”。由于智力超常，他们便自觉不需要脚踏实地的楼梯，只需要遥望天空的窗户，“每天只管/被微风吹拂/与猛虎谈情”“把一切交付于梦境/和优美的浪潮”。他们架空的诗情画意、虚构的浪漫奇遇，与其说是创造了一种文化和政治的异质性，毋宁说是现实不堪的遮羞布。他们入了文艺的“坑”，于是像中国现代文学中常见的进了城的知识分子，回不去老家了；可他们沉醉的文艺在时代银行的置换体系中早已贬值，自身在文艺上的造诣和生产性又颇为有限，出不去走不远，只能是“前已无通路/后不见归途”——哪怕像阿Q一样善于精神胜利，也不免落得孔乙己骨气全失、虚张声势的落拓。他们唱着关于青春和自由的情歌，拿着自命不凡、不屑置辩的腔调，却不觉充当了后政治时代意识形态的工具，加剧着人们对于历史症结和现实问题的疏离、对于开放性精神共享的蜷缩、及对于政治非正义的沉默。他们也惯于批判目光如炬，常渴望颠覆秩序，有时恨不得东零西碎地搞搞破坏或欣赏别人的建设性破坏，但却常止步于发泄，缺乏真正的行动力、连接性和全局观。
当我在叙说“他们”时，心里想着的其实总是“我”和“我们”。我相信词作者姬赓在写下这位董二千先生时也并没有打算置身事外，恐怕是站着说话腰也疼。作为文艺工作者中的一员，面对着如在镜中的董二千，怎能不感到切身之痛、面颊发红？甚至，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和“文青”一样特别，虽然看上去相当广义（这年头没知识的“分子”还真是不多），却更多指涉相对较高的人文类知识阶层，并且有着明显的政治/道义担当上的附加——和人文领域从业者、待业者听明白了万青的这两首歌，都会多少觉出胸口似有一把尖刀、“眼底映出一阵浓烟”。变成“沉默的帮凶”的又岂止是文艺青年们呢？那些仅仅在纸头上激进、生活守常一如的意见家，那些遵循体制的规则和职业化需求默默做研究鲜问世事的学生学者，那些乖乖绕开言论雷区、精于“打太极”的创作者，每一个拥有奇思妙想、万般才能却最终只是把它们当作敲门砖、庇护所和安慰剂的青年人，都是帮凶大本营的一分子；格外清醒或格外认真地醉倒时，也都能从董二千先生浇上汽油后舒展的眉间看懂他蒙拉丽莎般的、令人心头一凛的微笑。
文青乃至于更广大的知识青年的这幅漫画，是时代的大手笔涂鸦而成。在时代银行以资本逻辑要求个体生命的投注和增值、恨不得估出灵魂价码的强横体系中，在普遍追求个体或小家庭优裕生活的背景下，大声嚷嚷着“诗和远方”的人大多都是苦心经营着小日子、偶尔拿“诗和远方”缓口气的思维养生学家。当他真的斗胆追寻起诗和远方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董二千先生的尴尬，标标准准地成为了这里的漫画中人。而在政治层面，太多的自上而下和一锤定音、太多意识形态的迷雾也让“厌恶争执/不善言说”成为必然——不痛不痒的你随便争，情歌你随便唱，但你不能去争去说那些反正不能争不能说的，说得过你也抗不过。“不善”或许已是“至善”，真要嘴里抹油地把那些历史/现实深喉中的暗卡兜着说圆了，恐怕就只会是一点也不可爱的祸害了。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百年前的孔乙己如是说。“偷”却并不是一个太坏的比喻。当时代的掉包计置换掉了我们宝贵的人文精神、自然生态、政治激越等等，我们到底还能从时代银行的保险柜里偷回来几本微言大义、春风化雨的书，几多碧海蓝天、不屈理想和浩然正气？典当的时候容易，想要光明正大地换回来就难了，现在的我们不就是只好一点点“偷”吗？
时代性的症候固然是时代性的。但把一切责任归诸时代和现实其实是最大的不负责任、最文青的文青。时代终究是无所不能而无能的，而我们终究是无能而无所不能的：这也是我的这篇文章最后也最大的反题。无论是偷是抢是拿是换，青年可作为的万能不可限量。
作者简介：行舟，90后学院派乐评人、诗人、前卫民谣摇滚唱作人。北大中文系学士、哲学双学位，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硕士。曾任北大诗社社长。后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学习爵士吉他。2017年以独立音乐人“马克吐舟”身份，发行《充气娃娃之恋》等五张唱作EP。2018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诗集《空洞之火》。行舟乐评，以欧美音乐为评论主线，擅长90后音乐听众行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