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著作《成功与机遇：好运势与精英神话》于5月11日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欢迎关注他的Twitter账号：@econnaturalist。
偶然事件对于命运的改变，比许多人以前想象的要大得多。
当好运以非常引人注目的方式降临，比如有人中了彩票，我们大部分人不难看出来。但这种偶然因素往往以不易察觉的方式起作用，因此人们容易构建出一种逻辑，将成功描绘为必然的。然而，这些成功故事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导性，而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会对公共政策产生令人意外的后果。
来看看《蒙娜丽莎》(Mona Lisa)的历史吧。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一幅画。在诞生之初的大多数时间里，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这幅画作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11年，它从卢浮宫被盗，方才突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两年后，这桩广为人知的盗窃事件终于告破。当时，卢浮宫的意大利维修工温琴佐·佩鲁贾(Vincenzo Peruggia)试图将这幅画卖给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Uffizi Gallery)，随即被捕。此人归案再次引发人们对《蒙娜丽莎》的广泛关注，它的图片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
在之后的多年里，这幅画逐渐成为西方文化本身的代表。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当初被盗，我们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不会比莱昂纳多·达芬奇同一时期创作的另外两幅鲜为人知的油画更多。后二者就挂在卢浮宫内与《蒙娜丽莎》相邻的展厅内。显然，就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一样，《蒙娜丽莎》之所以这么出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了它的存在。
职场和艺术界是一样的。几乎每个人的事业轨迹都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步骤组成，其中的每一步都取决于前面迈出了什么样的步伐。如果早前的步伐中有任何一步是另外一个样子，几乎可以肯定，整个轨迹也会因之不同。
而在最初的步伐中，有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结论：所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至少都包含些许的运气成分。
比如，一个人的出生日期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200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出生在夏天的孩子往往是班上最小的学生，而这似乎解释了为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在高中期间担任领导角色，因此就像另一项研究显示的，也就不太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优质工作机会。2012年刊登于《经济学快报》杂志(Economics Letters)的一项研究也显示，出生在6月和7月的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比单就概率计算应该出现的人数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就连姓氏的首字母也有可能是人们取得的成就天差地别的原因。比如，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美国最顶级的十个经济学院系的助理教授来说，其姓氏首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越靠前，就有可能越早获得终身教职。研究人员将其中的原因归为经济学领域的一种惯例，即发表论文时按姓氏首字母对共同作者进行排序。这项研究还指出，心理学领域的教授发表论文时排名不按姓氏字母顺序，就不存在类似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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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偶然事件的重要性，不是为了证明成功不依赖于天赋和努力。事实上，在竞争极为激烈的领域，表现好的人几乎总是极具天赋而又非常勤勉的人。就像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的控股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曾经说过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努力让自己变成值得拥有那一切的人。”
对于渴望获得物质成功的人士来说，最有用的建议或许是在被他人看重的某一领域掌握自己的专长。这种专长不可能来自运气，而是要靠成千上万个小时的刻苦努力。
但光有天赋和努力是不够的。运气也很重要。即便是最有能力、最勤勉的人，在南苏丹获得成功的机会也微乎其微。并不是说，在拥有高度发达的法律、教育体系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富裕国家，理应获得成功的人就一定能成功，但他们的几率会大很多。
出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是我们所能掌控的为数不多的一项运气——也就是说，我们至少能决定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多大的运气。不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至少在这二三十年里是如此。最幸运的人群在变得更加幸运，尽管他们的人数减少了。而不幸人群的基数却在增加，其运气也在变得更差。
出现这些变化，有一部分原因是教育方面得到的公共支持急剧减少。比如，无党派机构预算与政策重点中心(Center for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在201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2014至2015学年，各州在每个学生身上的平均支出比2007至2008学年降低了20%。2015年从四年制学院毕业的学生，有超过70%背负着学生贷款，平均额度达3.5万美元。
因此也就不必奇怪，一个人能否享受大学学位带来的好处，会持续地严重依赖于其家庭收入状况。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高等教育与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Democracy)和佩尔高等教育机会研究所(Pel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13年，收入水平处在前四分之一范围内的家庭的子女，有77%在24岁前拿到了大学学位；相比之下，来自后四分之一收入家庭的学生拿到学位的比例只有9%。更让人不安的是，即便排除了大学前的学术能力测验分数的影响，这种悬殊的差距依然存在。
人们有低估运气的作用的倾向，这帮助促成了如今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因为它降低了选民们支持有可能带来经济成功的公共投资的意愿。但纳税人就是想避开无关个人痛苦的需求。
来自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据证明，除了一定程度的收入门槛，人们的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相对购买力，而非他们支出绝对值的多少。如果最高税率略微高一些，所有的住宅都会略微小一些，所有汽车都会略微便宜一些，所有的钻石首饰都会略微朴素一些，所有庆祝活动的开支都会略微低一些。定义“特别”的标准会相应地发生改变，让大多数成功人士感觉相当满意。
幸运的是，这里有一个简单的解决之道：2010年发表在《情绪》期刊(Emotion)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只需敦促人们反思自己获得的好运气，就有可能让他们更愿意为公共利益做贡献。所以尽力让你身边那些比较成功的朋友们谈论自己幸运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你或许能增加他们支持一些能提高下一代成功几率的公共投资的意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也会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