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支说自己曾杀过人，本来是要把那人劈成两半的，但因为害怕手一抖只卸掉了对方一只胳膊，血流如注，他当即愣住了。数十秒之后才撒腿开跑，并不确定那人是死了还是活了。

当时我们坐在火堆旁，讲完他便拾起一根烧着的木棍儿，眯着眼点燃了一根烟，叹了叹气，很惆怅的样子，也不知是在忏悔还是在遗憾。所有人都红着个脸呆呆的望着他，默不作声，只有湿柴禾噼里啪啦响作一团。

按照阿支的说法，他离家后的五六年音讯全无皆是因为被拉入了黑社会做小弟，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强迫他去做些杀人放火的勾当，不做就会掉脑壳，实在无法、也不能脱身。他说，那些实在不听话的拖出去就是一刀，他亲眼见着人头被剁下来的恐怖画面。

那时我年纪尚小，一面感到可怖一面又止不住的替他担心——那些黑社会会不会追到村子里来剁掉他的脑壳？警察不会过问这事儿吗？由于大家都默不作声，我也就没好意思直接问他。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多虑了，因为没过上几年他就死了，黑社会没有来、警察更没有来。彼时他母亲刚过世不太久，所以村子里的人都说阿支母亲的坟地没选好，风水不好。之所以没说是他父亲的坟地没选好，是因为阿支终于再次回到故乡，按照风俗去给故去的亲人放鞭炮时，闹了乌龙——据说他在别人的祖坟前跪拜了半天...或许实在是太久远的事了，阿支已然不记得父亲的坟地了。

阿支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除却最小的那个哥哥还留在村子里外，其余的要么嫁到了外省要么去大城市谋生计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阿支和母亲去世的时间过于接近的缘故，哥哥姐姐们太过伤心，在他生命最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躺在病榻上无人问津，甚至险些连口热水都没得喝。

到底阿支得了什么病那样严重，阿支自己说不太清楚，我也就不知道。但是当我不得不跨过数条田埂将装满开水的暖瓶送到阿支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人这个玩意儿啊实在不是小孩子该捉摸的事情——在他病重的时候，他三哥三嫂竟然同他分了家，将他赶到了之前废弃的一件屋子里，便不再过问他。阿支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的问我：你可不可以帮我去街上买几包薯片啊？五毛钱一包的那种，我这里还有十块钱。

那天我攥着十块钱飞奔在去往街道的山路上，生怕晚一步阿支就吃不上他想吃的那种薯片了。

事实上，阿支那天没死，村里不少人还去看望过他，送些吃的或是现金以表慰问，所以后来我还给他买过一两次薯片，但都没有那天跑得那么急切。于是有老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我那天撒腿就跑的样子阿支见了会不会难过，毕竟他曾经也撒腿就跑过，也是因为不确定相关联的那个人是会继续活着还是就那么死了，我们都或多或少的感到恐惧。

我不知道阿支到底得了什么病，但是当他不无哀伤的告诉我说：村里不少人给他拿了鸡蛋一类的东西，但看他一人卧病在床也不可能做了吃，就转而拿到他三哥家去了...然后他就再也没见到那些鸡蛋了！我为这件事难过了很久，虽然很愤懑，但也像他一样不确定到底是那些人骗了他，还是他三哥三嫂偷吃了那些鸡蛋。我可以给他送开水、替他跑腿买薯片，却无法给他什么像样的答案，我想他真是一个可怜的病人。

阿支终于决定要离开村子去投靠听说在某大城市的大哥，那可能是他唯一的生的希望了。听说那天鸡鸣三声就出发了，阿支三嫂掌灯、三哥以及村里的另一个年轻人——我五叔，轮换着背阿支去街上搭乘唯一的一班去往县城的早班车...但最终阿支还是没能走了。后来我问五叔怎么回事，他说：“阿支那时的状况已经不宜坐车颠簸了。”临了又说：“都准备上车走了，阿支说等等吧再等等。”

五叔说他不明白阿支再等什么，有什么好等的？有什么可等的？大概半个月过后五叔就明白了阿支在等什么。

阿支坟地很好辨认，因为那一片荒地就他一座孤坟。哥哥姐姐们只他要投靠却未成行的大哥回来了，他沉着脸递烟招呼来送葬的亲友和村民们，就像他父亲母亲去世那样，只是没有披麻戴孝而已。由于阿支年纪尚轻又无妻儿是为凶丧，故而来送行的人并不多，没有哀乐更没有追悼会，几挂鞭炮之后就匆匆抬出家门草草掩埋。

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回想了一下阿支走的那天天气晴朗、下葬的那天晚上星空闪耀没有流星坠落...一切一如往常。只是多年后，我从外地求学归来，远远的就看见阿支的坟地上有一抹耀眼的红，一动不动，颇似当年火堆旁我想象中的血流如注。

心头一颤，再定睛一瞧——原来是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坐在坟头上发呆，而不远处一头大水牛正悠闲的吃着草。多年不着家，村里人走得差不多了，阿支的三哥三嫂也离了婚皆远走他乡，没了人声嘈杂，只剩风声飒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