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是我的初中同学。
那时班上作文写得好的女生，一个是她，一个是我。
记得语文老师曾叫我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写作文的经验，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郑重其事地鼓励我说：“希望将来我的书架上，能看到你写的书。”
然而内向羞怯的我，在同学们期待的目光中，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最终也没能讲出来点什么。
每当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我的作文时，我羞得低着头，恨不能钻到书桌抽屉里，小心眼里还暗暗责怪老师:我写的那些文字，是心里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肯大着胆子写在作文本里，是信任崇拜老师，让他批改的，不是让他在课堂上读给大家听的啊。
老师也常常念丁香的作文，每次念她的作文时，她都端端正正坐着，用一双白皙修长的手托着下巴，仰起清秀甜美的面庞，冲着讲台上的老师，妩媚地笑着。
我不羡慕丁香的作文，但我羡慕她的美丽活泼。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才貌双全呢，脾气性格还这样柔顺，上天真是偏爱她。我心想。
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刚刚知道爱美。站在镜子前，我挑剔着自己的小眼睛、塌鼻梁，还有婴儿肥的身材，浑身上下不满意，看自己哪一处都不如丁香好看。
她那尖尖下巴的瓜子脸，白皙精致，亮汪汪的大眼睛，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小鼻子俏皮地微微翘着，总爱嘟着的薄嘴唇，像一颗新鲜的樱桃，尤其是她那两颗淘气的小虎牙，时不时在甜美的笑容中，像珍珠一样闪烁亮光，马上又被她抿进娇憨的一嗔一颦中。
还有，丁香在班上的人缘也好，她的书包里总有很多好吃、好玩的，还有一本本我喜欢看的课外书，《中学生文艺》《儿童文学》《连环画报》，她都大方地借给我看过。
她用迷人的微笑取悦每一位老师和同学，不像我，喜欢独来独往，别人如果不和我说话，我能一整天不吭声，要么埋头看书，要么望着窗外发呆，别人和我说话时，我也常常只是笑着听，不知该说些什么，等想起来说些什么时，人家已经不耐我的迟钝，走了。
和丁香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丑小鸭，所以暗下决心，用功读书学习，用成绩弥补先天的不美丽。
很快，初中毕业了，我考到了城南一高，丁香分到城西的二高。从此我们就不怎么见面了。
又过了三年，我到省城读大学，听同学说，丁香参加县城的公安招警考试，成了一名警察。
又一转眼，二十年的时光悠悠然过去了。
站在四十岁的门槛前，失散多年的小伙伴们，因为一个叫“QQ”群的社交软件，重又聚在了一起。
大家先是在虚拟的空间中问候、拥抱、热聊，然后三三两两，又去私加好友单聊。
丁香添加了我。她还是那么热情健谈，活泼美丽。
她给我发了好多照片，晒她可爱的一双儿女，秀她和老公的恩爱，我这时才知道，她的老公也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他们夫妇都是警察。
除了衷心祝贺，我还是说着祝贺的话。老同学们在老家，听起来都比我这样离家求学、孤单漂泊的天涯游子，活得滋润幸福得多。
这也挺好的，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些生于七十年代的人，是最最幸运的一群。
丁香问我还写文章、作诗吗？我说早都不写了。养孩子、照顾老人、房贷、工作中各种各样的竞争、考核、任务，家务琐碎杂事，令我感觉天天时间不够用，苦于没有孙大圣的分身术，哪里还能够在文学的海阔天空中，腾云驾雾呢。
丁香说，她已是市作协会员，她的工作比较轻松，还可以写写文章、圆圆文学梦，她开了博客，交往了全国各地的文友，还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笔会、采访等活动。
她欢喜地说着，还和小时候一样，能说会道，爱笑健谈。
我也开心地倾听着。但我没有告诉她，在庸常繁琐的日常生活中，夜深人静时，我内心里依然闪烁的文学旧梦。没有告诉她，自从有了孩子，我给他记了六年的育儿日记，直到他读小学。没有告诉她，我最不开心的事，是因为家务事和工作繁忙，让我几乎没有看文学书和做文学梦的一丁点时间。
那些专业书籍和法律事务，早已把我这个水瓶座的女人，变得更加理性、冷静。我比小时候更寡言，常常觉得语言既多余又聒噪，不如沉默。
在都市生活的我，就像一尾挣扎在沙漠中的鱼。这样软弱的痛苦讲给丁香听，幸福的她恐怕也未必能懂得吧。那还说它做什么，不如继续忍着。
正喋喋说着的丁香，忽然话锋一转，问候起我的父亲。
“你认识我父亲？”我有些惊讶地问。
“认识啊，有一次我去咱县报社送稿件，认识了张伯伯，不过那时候我只知道张伯伯是咱那的大诗人，不知道他是你爸爸呀。”
哦，父亲曾在报社工作过。我没多说什么，心里想着刚刚去世的父亲。
我当然也没有告诉丁香，父亲去世后，我好长时间，不敢提笔写东西，因为父亲生前写诗，不知为何，我当时胆怯又坚定地认为，写诗这种行为，不仅可笑地不合时宜，或许还会伤害自己。
那样一个日益拜金、迅猛转型的社会，就像一个加速飞行的怪物，我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它驮着一路狂奔，为的是能跟上所谓的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若还沉醉在纯文学的诗梦中，被摔下来碾压重伤甚至毙命的概率，远远大于做些别的更加务实的事情。比如拼业绩赚钱，琢磨着咋脱贫致富。
“张伯伯好疼你啊！”丁香的声音继续在耳边飘着。
“嗯？”我像梦醒了般，有些迷惑地支应着。
“有一次我在邮局遇到张伯伯，他在给信封上贴邮票，我刚好也准备往邮箱里投信，我看见信封上写着你的名字，就对张伯伯说，我和你是县直中学的同学。哎呀，张伯伯开心地同我讲了你拿奖学金的事，还鼓励我多写稿子，多给报社投稿呢。”
“嗯。你作文写的真好。多写写。”我回应她说。
我没有给丁香讲，其实大学时，我在省城的报刊上，也发过几篇豆腐块的文章，一来那时候静心读书，读得多了，自然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二是那时候年轻，脑子里还有些浪漫情感和创造的热情，但最主要的是，我发现奖学金制度里，有一条重要的加分项规定，就是课外发表文章。我用发表文章的强项，拿奖学金，然后又用奖学金，买我喜欢的闲书看。
所以，对于文学，我是俗不可耐的实用主义者，也就没好意思向老同学炫耀它。
大约是看我这么不善言谈、不喜聊天，对于文学创作和她的话题都不十分感兴趣，那次之后，丁香再也没和我聊过。
我和丁香的联系，渐渐的又淡了。
几年后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给父亲扫墓，县里组织了纪念父亲及父亲创作研讨会的活动，我和家人在会场上，又一次偶遇丁香。
丁香叫我的时候，我还有些迷茫怎么她在这里，当看到她手里拿着的本子和笔的时候，才明白过来她是作协会员来参加活动的。
我向她表示了发自内心的谢意，感谢她来参加我父亲的追思纪念活动。
丁香还是那样美丽、显年轻，她精致的妆容和颇显身材的衣着，显示着生活的安逸，是啊，一个中年女人，正在享受生活的稳定安适。
她神情略带肃穆、诚恳地说：“哎呀，你看，张伯伯不在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也不说一声。这不，前几天作协通知我来参加活动，我才知道。张伯伯人那么好...”
我打断她的话，问她的近况。她说自己还在公安上，从她的述说中，听得出一如既往地工作轻松、生活幸福、热爱文学。
她问了我几个省城作家的名字，我都不认得。
她似乎有些失望，然后说：“哎呀，你知道吗？你上学时作文写的那么好，我羡慕嫉妒的不得了。你这么有才华，又有张伯伯的人脉，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在文坛上露露头角才是。你当初怎么会去学法律呢，你应该报中文系的啊。”
我没有告诉她，当年高考志愿选报法律，是父亲为我决定的，他说，学个一技之长，将来能自食其力就行了，文学不能当饭吃。
我没有告诉她，我“封笔”好几年了。这几年中，我拼命地代理案件、工作赚钱，不再以文学的精神胜利法对抗这个世俗的世界，而是以金钱的安全感，来使自己越来越独立强大。
当然，我还把所有的空余时间，用来陪伴家人，一起读书、旅游、成长。
除了写作。
我收起纸笔，也把很多东西，一层层地积压、封存在自己的记忆里。
我为生计和虚名浮利而终日忙碌不停的手，哪里配触摸文学这支圣洁的千钧重毫呢。
和丁香别后，又是经年。
有一天，老家同学林来省会出差，她说我们初中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邀请我加入。
晚上下班后我进了群，几个人正在热闹地发着聚会的照片，我静静地潜着水，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上，辨识着一个个曾经熟悉的影子。
群里沸反盈天，一段段语音源源不断地发送着，忽然，我听见了丁香的声音，她豪爽地对某人说：“来喝酒吧！喝完了我们还要去唱歌呢，来不来？要来赶快啊。”
夜深了，我又静静地退了群，在安宁的孤寂中，关机休息。明天还有一堆事情等着我呢。
时光终是不停地流逝。
我常常会想起从前的许多人，却安于彼此之间，日复一日的疏远。我似乎和他们熟悉，又恍若素昧平生。
有一天，林在微信里和我聊孩子报考大学的事情时，忽然说了句：“你还记得丁香吗？那时候你俩都是咱班的文学少年。她进去了。”
“什么？”我不解地问。
“你没听说吗？她被判刑了，判了十年。”
“怎么回事？”我挺震惊，丁香自己不就在公安上吗？怎么会？
“你呀，还是和读书时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林笑我说，“咱老家传的满世界都知道了，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丁香受贿100万，被判了十年，老公也和她离婚了，现在她在外地一个监狱里服刑。你说这个丁香，平时看着文文气气的，没想到胆子倒是挺大啊，知法犯法。”林感慨道。
我陷入了沉默。置身事外的人，常常并不知道，别人都经历了什么，因为法律的职业习惯，除了陈述事实，我从不评判他人。对于丁香，也是这样。
不久，一个在老家政法部门工作的同学来省里开会，会场上我们遇见了。聊了会话后，我带着疑惑，问起他丁香的事情。
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丁香受贿一案的审理，我参与了。丁香不是在户籍管理上吗？她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一个南方商人，那人说要来咱们老家投资建设，在牌桌酒桌上熟悉后，就请丁香帮他弄一张假身份证。按说当时这种事情，在咱老家那里，也不算多大个事，谁家超生个二胎、想逃避限购政策多买套房子，花点钱请公安管户籍的熟人朋友帮忙给上个户口、办个假身份证的，也弄得不少。”
“那丁香怎么就进去了呢？”我问他。
“丁香这事，倒霉就倒霉在那南方商人身上。这人拿着丁香签字同意办理的假身份证，利用虚假身份，在沿海城市搞非法集资，出大事了，外地公安顺藤摸瓜找到咱这里，讯问丁香的时候，那商人给她买了什么礼物、逢年过节送给她孩子上万的压岁钱，为了办假身份证给了她多少钱，牌桌上假装输钱让她一晚上赢了成千上万的细节，她一五一十交待的清清楚楚，任谁也救不了她。”
“真的是受贿100万吗？”我问，要知道，当时的100万，可以在郑州买两套100平的房子了。
“哪里啊，那是瞎传的，越传越邪乎，涉案金额最后核实的是10万。”老同学纠正说。
我没有再问什么。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然而囚禁也罢，自由也好，日子都在一天天地过去。
如今，我的孩子去外地读大学了，工作上的事务，都能够游刃有余轻松处理，那些曾努力追逐过的虚名浮利，对于将近知天命的我，也可以看淡看轻了。
在越来越多的闲余时间里，依然不爱社交的我，又一次拿起笔，想写写从前时光里，零零碎碎散落的故事。
如果说对外界的纷纭喧嚣、浮躁浮夸，必须冷眼旁观，保持距离，那么在文学的精神殿堂里，你的心灵可以尽情敞开，感知并热情拥抱所有的真善美。
有时候我会想起丁香，想起她在监牢中，会不会以文学进行自我救赎呢。
愿她重获自由，愿她不再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