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春秋之五十九
宋代成都鲜为人知的三大名士家族
文 和运超
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的核心，以姓氏血缘关系为人际纽带的一些民间大姓豪门家族，从汉代开始出现，一直绵延到现代，往往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历史阶段里，这些姓氏家族表现出来的特点各有不同。
从两晋到隋唐，著名门阀家族既享有社会名望也拥有特殊待遇，宋代以后的著名姓氏家族，则往往通过几代人努力维系其士大夫特色。一般或以学术、或以名望再加官职累积才形成社会地位，并不具有传统世袭的特殊性，所以这些家族若能享有几代声誉，一定都是能人辈出的杰出典范。宋代有许多这种新型的世家大姓，而且以文化积淀比较深厚的地方比较突出，像成都这一重要古城，宋代就出现过王氏、范氏、宇文氏等几大家族，但世人知道其渊源和事迹的恐怕并不多。
一、王氏
成都王氏的籍贯是今天城南的华阳，古代属于成都府华阳县。成都王氏在宋代涌现的人物比较多，以王珪为代表也算有名，客观来说，论仕途不比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论文才也不如四川三苏等人天下皆知。
这一家人也有一种紧扣宋朝特色的本领，就是在科举十分兴盛的背景下，成都王氏一门涌现的科举人才实在不少，中进士的非常多，像王珪更因此做到丞相，封岐国公，要算这家人中非常优秀的人物。
虽然王氏出自成都华阳，但王珪很小就随家人迁居舒州（州治属于安徽潜山县，汉代庐江郡所在辖皖县和后来的舒城县，到唐代改舒州，宋代沿袭），他在成都生活的时间很短，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选中榜眼，先在扬州地方做通判，后进开封府集贤院修起居注，又以翰林学士出任开封知府。因母丧返乡三年，回汴京继续以翰林学士做伴读，王珪也有诗文之才，尽管不算特别优秀，与欧阳修、苏轼等人实际都有交往，关系很不错。
宋仁宗晚年在立太子问题上，前后纠结了七年。虽然很早就把濮王子嗣养在身边有备无患，但迟迟不定名分，内心还渴望再有一个亲生儿子。韩琦等重臣忧心忡忡地督促仁宗定下储君之位，王珪以翰林学士身份需要草拟诏书公告天下，他的为人非常谨慎，坚持要向仁宗当面请示确认。
等仁宗召见，王珪请示：“天下臣民早就希望立太子，这次果真是陛下的圣意么？”仁宗道：“朕意已决。”他再拜称贺以后才退而起草。宋英宗赵曙即位，原本自小和仁宗、曹太后非常亲近的赵曙对继位一事耿耿于怀，与曹太后关系非常疏远冷淡，母子各自都感到伤心。
按说王珪属于拥戴英宗的关键人物，理应获得提升，有人将他拖延草拟诏书一事进了谗言，令英宗怀疑他不忠，到治平四年（1067），英宗在位最后一年才召他入内殿，升端明殿学士，赐龙盘金盒，安慰王珪说：“从前误信人言，今天朕已疑窦尽消了！”
宋神宗当皇子时就欣赏王珪，觉得他服侍仁宗、英宗草拟诏书极有文采（实际古人理解是语句非常稳妥，符合官样文章标准，适当有一些骈文的辞藻），即位后升他为翰林学士承旨，继续草拟重大典章。
三年后升参知政事，属于副宰相辅佐王安石。当时几大核心人物，神宗赵顼、王安石以及反对他们的司马光，全都个性极强，根本不好打交道。王珪充当比较理想的协调角色。
一方面来说，王珪的能力也好，才学也罢，虽然都说不上顶尖，总体属于比较圆滑老到；另一方面来看，也唯有王珪这样的人能够在几个大腕中斡旋，内心也算一个比较正派的大臣，也实属难得。
到神宗后期，王安石被铺天盖地的批评声音迫使离开，王珪还留在朝中，依然得到神宗信任，成为拥戴宋哲宗继位的重要人物，他奏请英宗高太后同意册立延安郡王为太子，继位成新君，哲宗封王珪为岐国公，不久病故，追赠太师，谥号文恭，非常感激他的定策之功。
王珪从仁宗到哲宗前后服侍过四位皇帝，同时仁宗传位，神宗传位两次王珪都有突出贡献。尽管实际做文书工作很多，他的文学名声不算多高，但其文集仍以家乡出处定名为《华阳集》。
《华阳集》收录很多王珪所写的重要朝廷文书，文学价值不算很高，但史料价值却非常大，比如记录英宗时期对亲生父亲濮王的尊崇一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王珪把当时情况和颁布的诏书都留下记录。
还有宋神宗年间西域于阗国来汴京一事，历来都说北宋前期于阗国就被黑汗国所灭，当地开始奉回教。王珪作为一个见证者，通过他记录一些朝廷的表文表明于阗国并没有被黑汗占据，两邦实际并存。因为王珪的记录不是孤证，就王珪死后，宋哲宗、宋徽宗时期，也还有于阗使者前来宋朝的证据，最后一次来到开封时，宋徽宗和宋钦宗刚刚成为金人的俘虏。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和连贯性，王珪的《华阳集》在文学史上意义不算大，但在研究宋朝历史方面，却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
王珪是成都王氏家族的一个最杰出人物，但这一家族出名倒也并非以他为起点。王珪的父亲王准，祖父王贽，甚至他的曾祖王景图全是进士出身。可以说从五代十国期间，成都王氏已经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根基。
过去往往都提及，宋代四川有诸多文人世家，笔者论述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铜山三苏”曾提及，五代前后蜀时期，因唐末以来大量北方士族南下，为巴蜀境内文化提升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和改变。四川境内各州县读书好学的风气非常浓厚，因此涌现较多文士家族，与苏易简大体同时还有阆中陈氏家族，陈省华、陈尧叟、陈尧佐也是相当有名的状元家族，其祖上陈翔正是唐末追随王建从关中到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由于从唐末积淀百年的熏陶，成都王氏接连出现科举人才，到王珪这一代成为一个高峰，王珪的儿子王仲修也在神宗元丰年间中进士。连侄儿王仲原的儿子王耆，王仲孜的儿子王昂也都科举登第，甚至王昂还是一位状元。
王珪比较有学问的子侄大多感觉比较陌生，其他的子孙却反而有名。比如他的第四子王仲岏（避宋钦宗赵桓名讳改王仲山），得了一个女婿就是后来为人唾弃的秦桧。只不过嫁女儿时，秦桧才进士及第，才学是有的。在徽宗末年，秦桧也是态度鲜明、抵抗金兵的一份子，转变立场是后来的事情，甚至可能还受岳父影响。据笔记史料说，王仲岏后为抚州知州，位于今天江西境内。金军南下搜山检海追击赵构时，金军还没到抚州城下，王仲岏就主动联络金兵要投降，为人颇为不堪。而王珪大女儿嫁李格非，生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女李清照，李格非同时也是苏轼的门生。所以，李清照和秦桧有亲属关系是客观事实。王珪还有另一女儿嫁郑居中，为徽宗时宰相。郑居中的儿子郑亿年后因秦桧得势，就出于同属王氏姻亲得到提携，加资政殿大学士。
后人总结王氏家族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以来，前后有六代人全都获得科举出身。不单王珪这一支，同族弟兄的王琪、王仲均、王爵、王祖愿等，整个成都王氏大都能够从科举获得前途，这一家族能人不断，虽然像王珪这种跻身宰辅的一流人物罕见，至少感觉非常善于应付“考试”。
二、范氏
范氏，从两汉以来就是巴蜀地区的豪强大姓，宗族势力庞大，比如两晋出现过天师道宗师范长生，辅佐氐羌流民首领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范氏家族在成都一带就留有子孙。而宋代成都范氏自范镇开始，在史学界传有"三范修史"的佳话，三范指范镇、范祖禹、范冲三代人。
范镇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籍贯也是华阳县，哲宗元祐二年（1088）卒，享年八十一岁，时间比另一范氏名臣范仲淹稍晚。这两个宋代范家名人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东边，据说祖上都认唐代初年的范履冰（河内郡人，今河南沁阳）为祖宗。虽然后来天南地北，但古人特别重视祖宗名望，哪怕几百年下来早已经是不同的两个家族，可追溯起来也算有着共同的血脉渊源。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十八岁的范镇在家乡偶遇成都知府薛奎。薛奎少年时有神童美名，十岁左右就才华显露，被乡里称颂。真宗后期一度知兴州、任陕西转运使，杜绝当地与党项贸易的弊端，建议把物资从四川运往关中，受到表扬。薛奎到成都以后，向来以宽柔著称，但对当地侵吞西北驻军物资用来敛财处置非常严厉，获得百姓和军中的赞誉，一致称赞薛奎可与太宗时期治蜀的名臣张咏媲美。
薛奎另一大贡献就是善于发现人才，女婿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巨擘欧阳修。当时发现范镇以后，惊叹“此乃庙堂之人也！”聘至官舍为子弟讲学。范镇为人谦虚低调，既不乘车坐轿，也没人迎送，来往一年多，守门人还以为他是当地的普通学子，根本不知这个年轻人是知府大人的座上宾。
在成都三年，薛奎回京师开封升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公事，顺便带范镇入京，向人夸示在蜀中“得一伟人”，并预言范镇“将以文学名世”。一年后，薛奎提参知政事位列宰相，真宗刘皇后去世时，仁宗把刘皇后信用的一批人换掉，唯独薛奎继续重用，没多久因病去世，年六十八，由女婿欧阳修书写墓志铭。
仁宗宝元元年(1038)，范镇中进士第一为状元（可惜伯乐薛奎已病故），数年后，为宰相庞籍（民间包公故事的反派庞太师，实际庞籍为人非常正直）荐升直秘阁、开封府推官等职，旋升起居舍人，知谏院。庞籍生平还推荐了另一个重要人才就是范镇一生的挚友司马光。
宋仁宗后期长达七年多不肯立储君一事，满朝大臣都不敢说话，范镇当时知谏院，属于谏官行列，出于责任心，第一个站出来对宋仁宗进行劝谏。三次面见皇帝陈述，更前后上书十九次痛陈利害，呼应重臣韩琦多次申诉，终于定下后来的英宗赵曙。
在神宗时期，范镇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两人对朝局诸多见解一致，另一方面私下又都爱好历史。司马光本来与王安石的私交也不错，起初对王安石入朝还充满期待，但因青苗法推行，王安石对神宗的种种裹挟，使司马光感到王安石太过激进，变得无法容忍。
范镇此时推荐著名同乡后辈苏轼入职谏院，一来，苏轼名声响亮，获得神宗欣赏；二来苏轼也对王安石做法有意见，自然可以做出成绩。王安石知晓意图，改变对任用官吏的传统，防止谏官随意批评，对入职人员统统进行出身履历核查。
苏轼在家乡刚为父亲苏洵守完孝，回到开封天地已经巨变，众多师友全都被调离京师，苏轼没有顺利入职，按捺不住对朝局的担忧，上书对王安石进行批评，同样被调到杭州做通判。由于神宗欣赏苏轼才学，待遇上反而特殊享受知州的级别。
范镇与司马光在熙宁时期被闲置，只能以著述为主，约定互相为对方作传。虽范镇不像司马光那样有大部头著作传世，但官方重要的史学典籍基本都有他的参与，比如《仁宗实录》、《仁宗起居注》，包括《新唐书》的一部分内容。该书虽然以欧阳修、宋祁负责较多，但范镇与宋祁的私交甚好，可说是忘年交。
宋祁也像薛奎一样知益州三年，编过一本《益部方物略记》记录四川成都及周边的物产、动植物、药材等六十五种，流传至今。2020年10月30日，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宋祁死后，范镇为他撰写神道碑。
范镇在私人著作方面仅有《东斋记事》六卷，内容涉及北宋的典章制度、士人逸事，同样包括蜀地的风土人情。范镇自己的儿子事迹不显，侄子范百禄在神宗、哲宗年间却比较有名，但继承史学才华的是侄孙范祖禹。
范百禄是范镇哥哥范锴之子，也是进士出身。早年曾负责四川职务，提点利州路、梓州路刑狱讼事，当时有官员意图对泸州投降归顺的部族头领进行杀害然后冒领军功，还扬言继续讨伐当地部族，范百禄谏言反对。
由于范百禄有正义感，熙宁七年（1074）到京师入职谏院，没多久，还是因为对王安石诸多新法不利言论而调走。哲宗继位以后，世交司马光主持大局，大举更改王安石的做法，范百禄对恢复差役法有意见，向司马光直言，顽固的司马光一度冲他发火。范百禄坚持认为差役法会增加犯人流配，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和王安石几乎是一样结果。司马光终于醒悟，叹息：“微君言，吾不悉也。”
范百禄为人公正严谨，之后入大理寺，升刑部侍郎，最后知开封府，高太后对范百禄非常欣赏，几次驳回他希望外调的请求。正因为范百禄其实看清当时朝局风向，苦于无法摆脱，最终因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的宰相苏颂卷入旋涡。哲宗实际对苏颂、范百禄都有好感，尤其苏颂为人实际不偏不倚，充当调和王安石一派和司马光一派的作用，但范百禄关系上毕竟更倾向司马光，最后被流放，死时六十五岁。
范祖禹是范镇侄孙，范百禄侄儿，很小就成孤儿，范镇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自己孩子一样:“此儿，天下士也。”由于范镇与司马光的交情深厚，修撰《资治通鉴》时，司马光让范祖禹单独负责唐代部分，在洛阳十五年精心著述，这期间司马光手把手教范祖禹编书，赢得高度称赞。
在此之前，司马光还有一个十分欣赏的刘恕，也是史学通才，本来希望他作为最重要的助手。《资治通鉴》得到英宗、神宗支持，毕竟编撰人员起初分处各地，司马光为官也不固定，前期全靠通信联络和互相寄送书稿，非常麻烦，进度缓慢。最终全靠在洛阳十五年算是静下心来，加上范祖禹被接到司马光身边，负责最重要的唐代部分，这才加快进度顺利完成，相当于司马光将范祖禹视为一生学问的继承人。
范镇与司马光都反对王安石，但范祖禹与王安石弟弟王安国也算好友，实际连王安石也欣赏范祖禹。老臣富弼临终前上书议论王安石种种做法利弊，许多人建议范祖禹不要把富弼上书交上去，会得罪王安石。但范祖禹为人正直，认为既是富弼的遗愿，也是堂堂正正的公事，北宋名臣大多是谦谦君子，因此王安石对范祖禹的人品和学识同样赏识。
司马光称范祖禹“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哲宗继位，范祖禹任右正言。元祐年间，吕公著掌朝局（为宰相吕夷简之子），范祖禹成为其的女婿，避嫌辞职改祠部员外郎，不久又改任著作郎，专修《神宗实录》，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为哲宗讲《尚书》等古籍。
据记载，范祖禹一般“口不言人过”。实际从内心情感而言，范祖禹对熙宁元丰的朝局，与范镇、司马光算是一样立场，在实录中虽极力肯定神宗的英明有为，对王安石依然充满批评。当时主事的蔡卞是王安石女婿，想方设法贬低范祖禹，最后令其流放。
范祖禹先得一个武安军节度副使兼昭州别驾的礼遇头衔，本来这是两个地方的职务，武安军节度使属今湖南地区，治所在潭州，就是长沙一带。而昭州位于今广西桂林，治所为平乐县。范祖禹实际并没有到这两个地方，被安置在永州和贺州分别待了一阵，再贬宾州（今南宁市所属宾阳县一带），元符二年（1098）再迁化州（广东茂名市所属化州市），由于接连贬谪，范祖禹支持不住，就死于这一年，实际才五十八岁。
范祖禹的长子范冲是哲宗绍圣年间进士，中年遭遇靖康之变。高宗在东南临安站稳脚跟，范冲随后回到史馆任职。由于家学深厚，让其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范冲认为“墨本”是父亲范祖禹所修，后蔡卞等推翻“墨本”，重修“朱本”，还把父亲范祖禹贬至岭南而死。倘若自己再次重修，免不了要删改蔡卞不当言论，只恐又会引来误会和纷争，希望推辞。
高宗再三说明，重修史书是自己本意，也是昭慈太后遗愿，“纷纷浮论，不足恤也”，明确宰相赵鼎为监修，让范冲为修撰，并提出将赵构自己要求修史的“圣语”记录附于篇尾，以正视听。
因此范冲重修《神宗实录》时另写《考异》五卷，表明对史书资料的取舍，将原有保留的用黑墨写，新修的用红色，删除的用黄色，被世人称为"朱墨史"。之后修《哲宗实录》又写《辨诬录》一书，都获得高宗认可。由于范冲学识深厚，高宗让他当皇太子赵眘（后来的孝宗）的老师，范冲以正直史官而著称，对孝宗后来奋发有为的影响非常大，官终龙图阁直学士。
范家与司马家关系绵延三代，南宋南迁以后，司马光的后人南来失去依靠，范冲竭力照顾司马家的后裔亲属，传为佳话。司马光夫人张氏终生未育，只有一个继子司马康（为司马光哥哥的儿子），而司马康在司马光过世四年后跟着病故，年仅四十一岁。
司马光曾在洛阳照顾范祖禹十五年，亲自传授学问，年幼的范冲耳濡目染，成长在两位史学巨擘身边，对司马光抚养和栽培范氏父子的滔天恩情终生不忘。范冲还继承司马光的遗愿，续编其《涑水记闻》十卷，奏请朝廷让司马光子孙继续为其立宗祠祭祀，因此当时知道此事的人无不称颂范冲有情有义的品格。
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和议达成，岳飞身死，范冲因南宋不再振作，倾向自保而长期心情郁郁，于这一年底病故，享年七十五岁。
三、宇文氏
关于历史上的宇文氏，不少人都知道并非汉人姓氏，而是北周鲜卑皇族大姓。经过隋唐300多年变迁，不仅后裔减少，即便留在中原的宇文氏子孙已经汉化，宋代实际已经没有纯正的鲜卑人。很少有人知道，宇文氏后人在四川的家族却颇为壮大，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的历史上，宇文家族甚至还算得上颇为重要。
宋代四川境内的宇文家族不止一家，以绵竹和广都双流两支最主要，本质上他们属于同宗。今天绵竹属于德阳市，这一支从宇文之邵开始享名，北宋仁宗时获进士及第，神宗时期退居十五年，常为经史琴酒之乐，学者称止止先生。他与司马光、范镇、文同等人都有不错的交情，神宗元丰五年过世。
广都这一支属于今天成都范围，宋代起始的名人宇文邦彦比绵竹的宇文之邵小近二十岁，在古代可算低一辈分了。初名褒，登元丰进士第，任朝奉大夫、尚书屯田员外郎，后累赠太师、齐国公。他的几个儿子乍看感觉陌生，其实却很有名，就是闳中、粹中、虚中、时中四兄弟。
宇文邦彦的妻子黎氏也非常厉害，史称：“喜观书，略通大意，手自编录，以相其夫。”也就是因为黎氏对儿子的学习教育抓得很紧，所以几个儿子都学问优秀，全都及第，乡里称尊。
今天成都邛崃的花石山花置寺石窟（四川境内比较冷门的石窟，因保存洞窟不算多，实际从唐代初年流传，今天剩七个大窟），其中一石窟内有尊高为4.7米的无量寿佛（唐宋摩崖造像精品）。这一佛像右侧的千佛龛左侧（高为25厘米的小佛像共1745尊），留有宋人的石刻题记：“郡守陈知存、宇文邦彦，建中靖国改元（1101）暮春十八日，临邛令、孙校、椽蹇明、程度……休于此。”为宇文家族在成都一带影响力的一个生动写照，民间能够发起开凿石窟的人，非富即贵。
宇文邦彦最小的儿子时中，是高宗名臣张浚的岳丈、理学家张栻的外公，恰恰张浚、张栻父子都是德阳绵竹人。时中的儿子师申又是张栻的岳丈，可算是一家人内部亲上加亲。
年长的宇文粹中，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登进士第三名。历翰林学士承旨，宣和间累迁尚书右丞，他与显赫一时的蔡京家族有点姻亲关系，属于蔡京外甥的女婿。而宇文粹中的儿子宇文师献又以门荫补承务郎，为德阳县丞。后来历知绵州（今天绵阳市），整科条，察蠹弊，节用度，理学校，在蜀地进行风俗教化，颇有成绩。后改知阆州（四川阆中），卒于任上。由宋代儒家学者张栻作《宇文阆州（师献）志》记录其生平和倡导教育学风的事迹。
另一个宇文虚中更是宋金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宇文虚中本名黄忠，由宋徽宗亲改其名为虚中，别号龙溪居士（寓意广都双流的黄龙溪，宇文家族对故乡很看重，不少人死后都返葬故乡，恰恰命运波折的虚中一家例外）。
徽宗大观三年（1109）进士，官至资政殿大学士，本来他在宋朝的地位已经不低，很受徽宗赏识。在宋徽宗决定接受与女真联盟准备共同伐辽收复燕云时，宇文虚中上书力荐反对，认为这是宋朝违背盟约，陷入很不利的境地。果然，宋人大举攻打燕京，即使偷袭进入燕京城内，最后还是失败而归，威信扫地，还被女真看透宋军外强中干的本质。
灭辽之后，得到降宋又降金的常胜军郭药师（辽东靺鞨族建立的渤海国汉人，非中原人）等人情报，金军冒险南下直扑开封，揭开靖康之变序幕。宇文虚中于南宋初使金被扣押，安排教储君合剌读书，就是后来的金熙宗，拜为师长，帮助金熙宗吸收汉人文化起到重要作用，可他又被女真权贵敌视，最后满门遇害，儿子师瑗同死。
由于宇文虚中和儿子师瑗出使，最后死于北方，南宋孝宗从宇文家族中选了一个族子宇文绍节过继到师瑗名下，延续宇文虚中这一脉，显得十分重视他们一家，宇文虚中因此成为在金宋两边都非常有知名度的关键历史人物。
由于南宋曾接收过一些从北方来投的汉人，向朝廷报告宇文虚中留在北方直到遇害的经过，很多宋人都相信宇文虚中是内心希望帮助宋朝对付金人，甚至谋划过行刺金朝皇帝，被人发现其意图才被害，也就是被南宋当做一个卧薪尝胆的义士来看待，客观来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宇文虚中出使被扣留，前期在云中大同府就关了几年，当时的确非常意志坚定，一心向着宋朝。随着到达燕京，再到会宁，得到新君金熙宗合剌，他是一个非常仰慕中原文化的人，拜宇文虚中为师长。宇文虚中格外得到倚重，他便没有再继续顽固地对抗，转为希望帮助金熙宗完成女真各方面制度，希望通过汉化金朝实现一种新的士大夫理想。
宇文虚中后来的的确确在为金人做事，也和金熙宗合剌建立一段非常深厚的情谊。关于宇文虚中在金人身边为官这一点，同样扣押在北方的使臣洪皓等就非常鄙视。
宇文虚中之死的确因为当时金朝局势复杂，宇文虚中试图推动女真汉化带来很大争议，尤其作为一个投靠的宋臣地位蹿升太快，加上宇文虚中个性比较高傲，对其他女真大臣有些瞧不起，遭到排挤针对，最后因为和高士谈诗文往来授人以柄而遇害，属于一场不白之冤，但和心怀宋朝并无什么关系。
当时南宋对宇文虚中情况的了解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意思，甚至是南归汉人刻意为讨好朝廷有一些夸大其词，辽金学者刘浦江专门就宇文虚中的死有过详细论述，可见《辽金史论》一书。
过继给宇文师瑗为子嗣的宇文绍节后来也中进士，累迁宝谟阁待制、知庐州。后以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又以宝文阁待制知镇江府。再权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知江陵府，堪称一方大员，地位显赫。
当时地方统制官高悦在戍所肆为杀掠，远近苦之。宇文绍节召置帐前，收其部曲，兵民皆欢。升宝文阁学士，试吏部尚书，升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宋宁宗嘉定年间升任枢密使，
宇文绍节的同辈中还有一个宇文绍奕，曾为朝廷吏部郎，一直在家乡蜀地为官，知临邛、广汉，最后卒于家。
广都双流的宇文氏在两宋之际出过不少人物，不光宇文邦彦这一个家族，双流一带还另有宇文昌龄一家人，属于北宋晚期出名的人物。宇文昌龄也中进士，史称：“建南平诸城砦，皆出其画。迁大理丞。本归阙，言其功，擢提举秦凤路常平，改两浙。神宗患司农图籍不肃，选官厘整，昌龄以使夔路，入辞，留为寺主簿，遂拜监察御史。”
宇文昌龄后出任京西转运副使，召为左司员外郎，迁太常少卿。然后在各地为官，知梓州，历寿州、河中府、邓、郓、青三州。宋徽宗登位召为刑部侍郎，徙户部侍郎，也算是很有地位的官员。他与大诗人黄庭坚有过交往，有《与宇文少卿伯修（宇文昌龄）四首》流传。儿子有宇文常、宇文价、宇文震等，还有兄弟宇文乔龄，也有子侄辈宇文仁等，进入南宋后也小有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