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了。

她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日子，然后侧过身，身子微微颤动着，身上的灰尘散在空气里，有一股柏木和松木混合的味道。

 刚刚搬完柴，让她不得不拿起放在一旁的拐杖，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另一只手解开磨得油光发亮的扣子，大口喘气，泛黑的指甲紧抓着手里的一小根柴火——这是晒谷场上最后一根柴火了。

 她的眼神在飘忽不定，望了望远方的天空，又望见晒谷场上正在啄谷子的芦花鸡，今年谷子收得不干净，浪费呦！想到这一点，她的脸上立即写满了痛心，这样想着，忽而她的目光定住了：晒谷场的一旁，她的房子一侧，有一大堆柴火，那是儿女们前几天给她买来的。

 她的脸立即变得柔和起来。

可是另外一件事不得不让她担忧起来了：这么一大堆柴火放在外面，会不会让人家偷了去？旁边那家的老太婆年轻的时候不也喜欢顺手牵羊么？现在这臭毛病也没改！上次挂在篱笆上的两个大南瓜来不及摘，不也没影儿了?

正愁着，那个老贼婆就过来了，“你就不知道老了享个清福儿？这么折腾哪受得了哟！”她有些听不清，拄着拐杖靠近了老贼婆一些，脸上堆着笑意，老贼婆又大声说了一遍，她还是没听清楚，但是老贼婆那双在柴火堆上滴溜滴溜打转的眼睛她可看得分明。

她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拄着拐杖往前挪了挪，她想让儿子和媳妇儿过来帮她把柴火搬进屋去，“他们不来的，不来的、、、、、、”她踌躇着嘟囔了一句，拄着的拐杖不自觉地在原地晃了晃，然后一拐一拐地回到她那栋摇摇欲坠的土砖房里面去了。

老太太叫金小英，今年82岁，十几年前没了老伴。

 她年轻的时候是顶漂亮的人，还是地主家的千金，所以惯出了一辈子的臭脾气，也是这个原由，她的前任丈夫不惜冒着撤职的风险也要和她离婚。

 那时候大概是1910年，离婚的字眼儿还没普及到乡下人的脑袋里，于是在所有人的鄙夷目光里，她被“休”了。

回到乡下的小镇里，不久她就再一次结婚了—— 一个在税务处工作的老实巴交的职员，也算是吃公家饭的人。

 也就是我爷爷。

 到1966年左右，爷爷被流放下乡，组织上问：要七百块钱还是到乡下去？他回家和老婆商量，她一巴掌过去：有七百块钱还不要？要知道你工资一个月才二十块呀！

 于是，举家去了农村。

 刚刚搬到乡下的城里人，免不了要摆个身架子，她娇气，干不了重活，也弄不来菜园，乡里乡亲给她送些菜，她扔出来：“这是乡下人吃的！” 后来，人家都不送菜了，她没办法，才种起了“乡下人吃的菜”。

 她的脾气还是差，和家里人吵架，和邻居吵架，整个村子家家户户都和她结下了梁子。 和她怨气最深的就是老贼婆，只要老贼婆走过她的门前，她立即觉得自己有什么东西丢失了，有时候是一捆柴，有时候是一斗谷子或者几条腊肉——据她说。老贼婆一条路还没走到头，身后就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怎么难听怎么骂。

 然后两家人就掐起来了。

 有人说她的脾气差是因为生了太多孩子，的确是，她一辈子几乎都在生孩子，就像她这辈子都在发脾气。她一生共生了十三个孩子，活了九个，在那个号召人多就是力量的年代，她永远在阵痛。

 这么多的孩子，她很得意，快成家的孩子要包揽家里所有她不会做的活儿——砍柴、种菜、做饭等各种家务，大一点的孩子带小一点的孩子，小一点儿的孩子抱着刚刚生下来的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的时候都处于挨饿或者挨骂的边缘——她是一个脾气差的农村人。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无疑是不合格的，不会种菜，家里的孩子除了南瓜、萝卜、白菜这几样好养活的菜，几乎吃不到什么花样；腌菜她也不会，这导致孩子们在冬春交接的时候去学校只能吃白米饭；逢年过节什么的她也不会弄什么小吃，孩子们就蹲在别人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要说做针线活儿吧，那个最大的闺女现在还会说起来三年级的时候自己穿着破了洞的裤子去上学的情景，这些情况在孩子们渐渐长大了一点儿的时候才有了改观——他们可以自己做了。

唯一的一点：她在阵痛当中把他们养活。

 快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她终于不再生孩子。

 她开始老了。

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依然在每天不到天亮的时候就踢醒旁边的老头子，叫他去做好饭，挑好水，然后自己一扭头再眯会儿眼，醒了就坐在摇椅里细数着老贼婆这些年来偷了她什么东西，顺便抱怨一下儿女们多么没出息，她的声音是极其不屑和不满的，以至于屋子里没人敢搭理她。

 后来，屋子里就剩下她和老头子了。

孩子们嫁的嫁，娶的娶，她都一一打点，给六个女儿随了礼，家里穷，随的礼不多，以至女儿们每次来都要不满地埋怨她，因为她给三个儿子做了三栋砖瓦房，女儿们觉得那是极大的不公平，她呢，只要一说起这件事情就要和女儿们吵架，于是乎每个节日下来大家都不欢而散。

 久了，儿女们没几个回来了，她一个人拄着拐杖站在村口亮开嗓子骂，骂女儿们没良心，白眼狼，不回来谁稀罕？骂累了，老头子就牵着她回家，把饭做好，水烧开，劝她：咱们俩这样不也算是过了节？她一个白眼扔过去，又开始破口大骂。

 对于老头子，她是骂了一辈子了，没歇过，老头子将她哄着，不与她计较，也不嫌弃她的泼劲儿，她不会的他就接过去做，老实巴交地像地里的庄稼。

 直到有一天，她习惯地踢了踢身边的人，半天没动静，她哭了。

她一个人了。

儿女反倒陆陆续续回来了，给她买牛奶和补品，过年过节买些菜，凑成一桌，大人小孩，很多她都不认识，也生疏了，唯有坐在主座上向下看的时候，她才觉得这是一家人的样子。

四世同堂。

等所有人都散去了，她又恍惚觉得他们压根就没来过。

 她在老屋里呆了好些年 ，老屋里的角落悄悄地长了青苔，闲来无事，她就养着四只鸡，整天在泥质的大厅里刨来刨去，把泥土翻过来，这使得这间原本就透不进光的屋子充斥着一股陈年泥土的霉味，她就把拐杖敲得砰砰响，边敲边骂这几只糟心的鸡，把几只鸡吓得一阵扑棱扑棱地响。

 她都快忘记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了，倒是有张老照片，但是看不清楚，她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模糊，身体也渐渐衰弱，就一个劲儿地往私人诊所跑，被老神棍忽悠着开一大堆党参田七之类的回来，左腿疼得厉害的时候，她拖着身子慢慢挪到太阳底下去，坐着，眯着眼，一直晒到西边没了光。

 她越来越喜欢沉默不语地呆着了，周遭没人理她，有时候她想说什么，干瘪的嘴动了几下，浑浊的眼睛往四周看看，又很快恢复沉默。

 偶尔地，老贼婆经过，和她聊上几句，她听得模模糊糊，就大声说：“老啦！听不见啦！”老贼婆年纪也大了，以为她要说什么重要的事，就凑过去大声喊：“你说啥？” 重复了好几遍，她没反应，老贼婆就走了。

她们没再吵架。

她想起来了，她想告诉老贼婆，年三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