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偷窃未来，在当前销售，并称之为GDP。
—— 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保罗·霍肯
19世纪70年代，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杰文斯（英国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法国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将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使经济学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称为边际革命，也是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
1929年10月29日，美国的资本市场崩盘，股票抛售的雪崩击溃了交易，随之经济大萧条袭击了美国，工人的工资被削减，资本市场哀鸿遍野，整个工业处于崩溃的边缘。美国政府为了制定更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呼吁美国商务部提供一些翔实的经济数据，商务部把任务委托给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局的俄罗斯裔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年）接受了这个任务。库兹涅茨的构想是：生成一系列的，能把个人、企业和政府的所有经济生产压缩为一个数字的总测量，这个数字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上升，经济形势差的时候下降。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发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相反，凯恩斯认为，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第三次经济学革命，也称为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创立者
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凯恩斯的追随者也在做着与美国类似的事情——建立澳大利亚经济账户和英国国民核算系统。他们的基本理念是，通过适当的财政管理、税收以及经济表现的详细知识（以GNP表示，即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以征服可怕的经济周期性衰退。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凯恩斯的理论和库兹涅茨开发的应用统计方法终于走到了一起。GNP账户作为一个强大的工具，在二战期间帮助美国把民用经济转化为战争机器而不影响国内的消费，使美国二战期间的经济急速发展，支撑美国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发动战争，为二战的胜利提供了经济支持，这也是GNP后来被称作战争工具的原因。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或一季）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
1953年，联合国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标准，GNP成为西方世界衡量经济性能的主要指标。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被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或一季）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GDP与GNP的区别是：前者计算的对象是国民，不管其生产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后者计算的范围是国内，不管是由本国还是外国公司生产的。
从1991年至今，GDP作为国民收入的通俗叫法成了最受欢迎的首字母缩写词。但是，从国民收入的早期规划起，库兹涅茨就明确表示，他设计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是市场交易的测量，而不是一个经济系统整体生产测量的综合评价。1962年，在国民生产总值（GNP）炒作的高峰期（美苏冷战），库兹涅茨意识到，他的指标在许多方面因为政治目的而被误读和操纵，他的创造物如同英国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1797~1851年）在其科幻小说中塑造的科学怪人，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他不能接受国民收入在没有附加福利测量的情况下，引导经济政策。
“GDP把社会的复杂性程式化为枯燥无味的数字，这样做的同时，它以人类、社会和生态为代价，制造了市场社会。它开创了一个物质财富时代（至少对工业化社会的某些人来说是如此）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平等、自然资源枯竭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 。（《GDP是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GDP只是一个片面的、主观的、冷冰冰的统计数字。GDP只能统计市场上产生的交易，没有能力统计非正式的经济，GDP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收入及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以及人类真正的福利。
第一 GDP只能统计市场上产生的交易，没有能力统计非正式的经济。
例如“你为家人烹制了一桌美味佳肴，你悉心教育子女成才，你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性工作……但是对不起，这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内心更平静的事情无法计入GDP。”（《GDP是究竟是个什么玩意？》）与之相反，交通、医疗、国防、污染治理，甚至交通事故、化工厂爆炸、自然灾害等产生的费用，都被计入GDP，成了经济增长的一部分。
第二 GDP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
“我们已经习惯性地将自然资本视为免费商品。……将自然资本消耗视为收入的错误通常在三个领域：（1）国民经济核算系统；（2）消耗自然资本的工程评估；（3）国际收支平衡核算。”（《超越不经济增长》）
第三 GDP不考虑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2007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了一份题为《中国污染代价》的报告，报告称，中国每年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6千亿至1万8千亿人民币之间，占GDP的5.8%，其中医疗卫生费用占GDP的3.8%。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在接受英国杂志《新政治家》提名为2007年年度人物的采访时谈到，根据他的估计，环境损害花费中国每年GDP的8%到15%，他推断，“由于污染，中国几乎失去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取得的一切”。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最终只是白忙一场。
虽然两者给出的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给出的警示，那就是：一旦把我们付出的环境代价考虑在内，所谓的经济增长就会严重缩水，甚至得不偿失。
第四 GDP掩盖了收入的不平等，最终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在2019年3月23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讲到：“GDP增长不一定带来大多数公民收入的增长。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了（1960年，GDP为5433亿美元，2018年，达到20.5万亿美元），但美国最底层人的工资跟60年前差不多。另外，GDP和收入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生活标准或生活水平的提高，GDP并不是衡量经济和社会状态最好的指标。”
第五 GDP跟人类的福利没有直接关系。
在竞选总统期间，被暗杀之前三个月，在堪萨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肯尼迪说：
太多和太长时间，我们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中，似乎放弃了个人的卓越和社会的价值观……国民生产总值计算香烟广告和那些清理高速公路大屠杀的救护车，它计算我们门上复杂的锁具和弄坏它们的人的监狱；它计算红杉林的毁灭和各种自然奇观的损失；它计算凝固汽油弹，计算核弹头和警察对付城市骚乱的装甲车……然而，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和他们玩耍的快乐。它不核算我们的诗歌之美，我们婚姻的稳定，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洁。它既不计算我们的智慧，也不考虑我们的勇气，也没有衡量出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除了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英国《记者》杂志记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在其《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一书中写道：“精神疾病、肥胖、污染、犯罪——在国内生产总值看来，这些越多越好。这就是地球上国民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美国，社会问题也最多的原因。”
“如今，繁华的城市几乎变成了大型停车场，人们欣喜地计算汽车创造的庞大产值，却没有计算城市居民的塞车之苦，污染之忧。城市大搞基建，脚手架林立，建筑工地随处可见，尽管GDP随之不断增长，但是我们也渐渐找不到白云夕阳的美好，小桥流水的静雅。”（《GDP是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然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片面、主观、误导性的数字，引领着整个人类的步伐，让我们为物质所奴役，为欲望而疯狂，为浮世繁华而献祭宝贵的生命，为虚假繁荣而牺牲美丽的环境，让地球不停地哀嚎，把人类美好的家园变成悲惨的人间地狱。
这就是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的进步经济学家、知识分子、智囊团、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政府机构，以及各种类型的公民社会团体都试图用一个“更好”的数字替代进而“废黜”GDP。人们为此设想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如：经济福利衡量（MEW）、总收入账户体系（TISA）、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真实发展指标（GPI）、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人类痛苦指数（HSI）、基本能力指数（BCI）、国家足迹账户、快乐星球指数、国民幸福总值（GNH）、人类发展指数（HDI）、“可持续”HDI、你的美好生活指数，等等。
另外，一些人已经开始尝试一些积极的真实的转变。例如，21世纪初，爱尔兰金赛尔继续教育学院的教师罗布·霍普金斯发起了转型城镇托特尼斯（Transtion Town Totnes， 简称TTT）项目。该项目以永续农业为基础，强调自我生产、自我消费、共享、循环回收和再利用，专注于大幅度减少人类对矿物燃料的依赖，努力减轻环境退化和遏制气候变化。
20世纪70年代《增长的极限》出版后，“逐渐减少”或者“逆增长”的观念逐渐流行，2008年，在巴黎举行的这个运动的第一次会议上，“逆增长”的英文术语degrowth被正式采用。“逆增长”的理念可以概括为：缩小生产和消费的规模，维护地球上的生态环境，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公平，提高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逆增长”认为，GDP增长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本质上也是不道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