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一直是我不敢触碰的时代。这次为了完成任务，受群主逼迫，粗粗翻了一遍世说新语，发现提及谢安的竟然有110多则，其中‘小儿破贼’最是意味深长。
谢安在苻坚南侵任为征讨大都督，在后方指挥八万兵力破敌于淝水，捷报传来时，“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 雅量》”。大战期间，谢安下棋如故，历来被传为美谈。可《晋书》所载：“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谢安行为人前人后反差如此之大，初看是做秀装B，细细再想，却有深意。
1.着眼于长远,行事处处圆融城府深。《品藻第九 84》：王孝伯道谢公浓至。又曰：“长史虚，刘尹秀，谢公融。”淝水之战时，谢安身为东晋主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战略战术早已部署完毕，东晋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也照顾得面面俱到。两军交战之时，坐镇建康，不能去前线督战的谢安，也就只能放开胸怀，听天由命了。于是，这也就有了谢安在大战之间，仍悠闲地与朋友下棋对弈。待大胜消息传来，故作沉静，绝非表演，更可能的原因是尽量在胜利面前放低姿态。谢安“终南捷径”做隐士数十年，四十岁才入仕，韬光养晦十几年，处事内方外圆，在东晋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没有此等功夫，绝不可以生存。如只是腰揣淝水之战首功之臣，盛名之下，极易引起皇族和各大士族的猜忌，功高自满后果可能就是性命不保。（千年之后的大清也有一位能臣，学的应该也是谢安）。谢安是东晋太傅，身居庙堂之高，须时时谨言慎行。"恒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
谢安处身之道高于常人，评价很高。《品藻第九 45》：恒公问孔西阳：“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对，反问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其处故及胜也。”《品藻第九 55》：王右军问许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为雄，阿万当裂眼争邪。”《品藻第九 59》：孙承公云：“谢公清于无奕，润于林道。”《贤媛第十九 25》王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及与之赌，得即烧之”
除个人原因，还背负谢氏全族安危。大哥谢奕身亡，二哥谢万被贬，谢家权势受到了很大威胁，东山再起的谢安，从隐居出仕之日，就背负着谢氏一族兴衰大任。《简傲第二十四》14："...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2.特定情境之下的压抑的人性。以数万之兵破敌百万，如此大胜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少之又少的。谢安作为战胜方主帅，捷报传来，仍能下棋如故，情绪的压抑可见是多么严重。身处乱世，连年战乱带来的是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严重不安全感。很多东晋才子隐于山水之间。谢安于东山放情山水，四十岁才无奈出仕，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排调第二十五 32》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己，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乱世看《庄子》，纵情山水的背后是对人性的追随自然，身居庙堂的谢安内心，想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有极强的放野山林的强烈愿望，精神分析中的“本我”（“谢公道豫章：‘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赏誉第八 97》、谢太傅称王修龄曰：司州，可以林泽游。《豪爽第十三 36》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间仪。），另一方面，为国为民为家族，严酷的政治背景，家族存亡的压力，形成了谢安的“超我”。这时的他，在强烈的冲突和压抑之下，只能在“自我”调节下，忍辱负重，“中年伤于哀乐”。（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3.集体无意识对行为解读。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是一次思想大变革和大解放，政权从大一统的东汉经过三国之分、八王之乱、黄巾军等等分崩离析，事实上形成了分散的、极不稳定的环境。文化从独尊儒教到打破礼教，到佛教的传入、道教的诞生，从汉民族大一统到各民族融合，极大震撼了当时的士族群体。魏晋风度的士人们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完全是一个群体，他们有群体的心理和价值观，现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理喻的行为，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解读是完全合理的，嵇康、阮藉等竹林七贤疯狂行为、谢安的大胜于眼前而无动于衷等等今天无法理解的行为，是否是植根于民族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在社会大变局时退行到了原始状态，加上无法回避对儒家传统和道家道法自然的冲突，在“病态”的时代形成了“病态”的集体人格？由于精神分析的水平所限和当事人远在千年以前，仅能作为提出的猜测，而无法力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