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这样讲到：

“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

“在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都比前一年少。许多不能在上等职业中找得工作的上等阶级人民，也想在最下等的职业中找工作。这样，在最下等职业中，就不但有了超过需要的最下级劳动者，而且还有过多的从其他各阶级纷纷拥入的人。结果，职业的竞争变得非常剧烈，以致把劳动工资减低到极悲惨极贫困的生活水准。而且，即使忍受这些苛刻条件，还有许多人找不到职业。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不然也许只有搞罪大恶极的勾当才能取得生活资料。接着，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落到最下级的劳动者身上，后来波及所有上等阶级，终至国内居民减少到经过苛政或灾祸而硕果仅存的收入和资本所能容易维持的人数。”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未必会使人不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不妊症，虽为上等社会所常患，但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作者的观点与计划生育理论有所矛盾。但问题不在于人口增长是一国繁荣的标志，而在于用计划生育手段来减少人口是否有助于一国之繁荣？

关于人口，绝对是繁荣必要的条件。诸如世界最高福利的北欧诸国，即使生活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也断不能被称为“繁荣”的国家——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人口。譬如美国，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非法与合法移民，这个强大帝国的完蛋也完全是指日可待的。这就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能在内部繁殖，就必须从外部引进。

关于粮食，当粮食对人口起制约作用的时候，就是人类自发控制繁殖的时候；反之，当人类不控制繁殖的时候，只能说明粮食并没有对人口形成制约。

关于生育，劳动者的贫困不仅不能限制生育，“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而“女性的奢侈”，却“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关于工作，如果政府不能给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岗位，则完全是政府的无能，并不能因为政府的无能而要求减少人类的繁殖。提出这样的观点，可以称得上是无耻；而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只能说“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了。

作者提出“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反之，能够证明的是如果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反而成为室家之累，则劳动报酬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

劳动报酬的低下，源于社会的停滞。当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的时候，无论一国一地如何富有，都不可能找到高水平的工资。对于这一点，作者揭示得非常彻底。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可以长时期接受低下的工资水平，完全是因为农业本身正处在停滞状态。

由此而引申出的是，引起职业竞争的根源在于“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而不是人口。也就是说，即使人口的增加也完全通过增加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来实现充分就业、解决职业竞争。

反之，则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数量，都趋于下降，使高技术附加值的劳动者与低技术附加值的劳动者争夺低技术附加值的职业，以致于将低技术附加值的劳动者逼迫到极悲惨极贫困生活水准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低技术附加值的劳动者被逼迫到极悲惨极贫困生活水准的工资水平与其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职业竞争的激烈”完全是托词，真正的原因则是引起职业竞争的“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

即使如此，仍然有大量职业竞争的失败者，要么成为流浪者，要么成为罪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这就是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一个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社会，必然存在这样的情况。

作者即使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也认为“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而要求改善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并且提出了“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这是一句名言，作者的这句名言里明确指出了下层阶级的劳动者是“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并且认为使劳动者“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