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让我留恋的城市，除了这些愿意赶来看望的读者，还有一路上鼓励支持我的编辑，有做网络电台时认识的北京广播电台燕姐。当然，这座历史气息浓厚的皇城，还有我最尊重的一位老师，央广主播姚科。
都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大概便是这样。我因为在写作的路上遇到了这么多愿意与我同行的朋友，而对北京有了皇城之外的情感。
这便是写作者的好，不墨守成规做一件事情。写文章亦是，从不写重复的章节，重复的故事。每一篇文字都是一段经历，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情感、有血有肉的故事。
到了北京不久，便又去了武汉。
武汉于我的第一印象是《知音》杂志在那里。至于黄鹤楼，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可是，我似乎对那些历史性的建筑物，没有多大的兴趣。却在这武汉见到了写作初期的栽培者、我的恩师陈清贫，同时见到了我另一位写作指导老师红娘子。见到了出版人陈景丽，还有我的一位美丽、年轻的读者胡娟。还有一个曾经从死亡线拉回来生命的陈清贫写作培训网校同学张平大哥。
武汉的文化，我还没有了解透彻，可是武汉人的热情我是深有体会。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一分为三，形成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跨江鼎立的格局。来到武汉，便被陈老师推荐安排在了楚河汉街附近的酒店。每天中午十点多会去汉街走走，看看各式建筑物，去咖啡馆坐着喝喝咖啡，听听当地的方言。
到每一座城市，都是要去品尝这里的美食的。后又在蒙蒙细雨中去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尽管出版社周日休息，编辑沉河老师还是热情接待了我们。栽满植物的编辑部办公室至今记忆犹新。拜访完沉河老师，便又去了心仪已久的《知音》杂志社大楼。过去经常在同事的办公桌看到这本杂志，翻阅时被里面各类稀奇纪实故事吸引。后来结识编辑陈清贫，知道《知音》杂志一篇文章的稿费5000多元，对这本文人们都想攻下的文化城池蠢蠢欲动。
夜间红娘子作家、陈清贫恩师、出版人陈景丽，还有同门师兄妹，也是读者的张平、胡娟纷纷赶来相聚。
怎么会第一次见面，就有那么多聊不完的话呢？文人相会，因为心有灵犀，因为读文如见其人。经常看一个人的作品，自然也就像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了。只是，文读多了，真的要见到这个人了，会兴奋，会有点不真实。
胡娟与我合影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说不真实。我左边坐着红娘子，右边坐着胡娟，对面还有陈景丽，我也觉得不真实。
可是文化就有这股神奇的力量。那些几乎没有聊过的人，只要在笔会上碰见，一定是发自肺腑地喜欢。
我喜欢文人，因为文化人内心有一颗正义的柱子，无论利欲熏心的人如何想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都会被充满正义感的笔墨打倒。
2015年的春晚，整台晚会我记住了一句话：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呀。那些正义的人，听到了错误的，自然会这么说。那些被错误的价值观影响的人，听到了这句话，其实也是这种感觉。
而作家，很多时候，就是正义的化身。不被金钱诱惑，不被商业驱使，永远要把对文字的虔诚化作圣洁的雪山，庄严挺立；要把对价值观的坚持像一个柱子树立在内心雷打不动。
桌子上每一道菜，都让我垂涎，每一道都是武汉的独有的味道。
吃过晚饭，红娘子又带着我与陈景丽到了一个清吧，三个女人坐在一起聊着生活，品着美酒，看着武汉的夜雨。
人此一生，有什么可悲，可痛的事情？每一天活着就似赚了，按照喜欢的方式活，那就是赚大发了。
有那么多读者愿意读我的文字，有那么多读者在帮我做事情，看起来是我爱写作，实际上，文字也在深爱着我。它从不言语，却带给了我许多惊喜。它让我变得智慧，丰盈，带给我朋友，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像有亲人在身边一样。
所以，写作最初是苦的，如果你坚持过去，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幸福，可是如果你被家人的反对、外界的不理解打败，可能你一辈子只能活在社会分配给你的工作里得过且过地生活。
许多读者说：香红，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成功的。我笑了笑说：写作哪里有什么成功不成功呀，赚的钱够吃饭，写的书有人读，我就很知足。
如果硬要说成功，我觉得结缘朋友，就是一种成功。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又一个名字。可是慢慢明白，每一个名字后面有着不同的职业、爱好、性格。每一个名字都装着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一生。所以要说成功，那我一定渴望去往一座城，就有一个人能与我一起晒晒太阳，聊聊文化，喝喝茶，这就是我想要的成功，也是我喜欢的幸福。
回忆那段苦日子，还是会悄悄擦拭眼泪。
写作的人，起初是清苦的。特别像我这样不是科班出身，父母固守，丈夫从事销售行业的人来说，写书看起来像是痴人说梦。
最初家人不支持、不鼓励，父亲看重文凭这东西，在他看来，你有大学本科文凭，才有望成为作家。而我这样，上学的时候，经常翘课的学生，怎么可能写书呢？
母亲的想法与父亲的也非常雷同。母亲一不看书，二不看报。一生的工作就是拉扯我与哥哥长大，陪着父亲创业。所以她的工作就是奉献与牺牲。她认为，作为女人的我，这一辈子照顾好老公，带好孩子，便是最大的成就。
可是偏偏因为有了奉献与牺牲的母亲，却让我不愿意再去做奉献与牺牲的自己。有人曾问我，当“60后”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家庭矛盾根本没有“60后”成为家长的多？过去我觉得，那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比较任性了。后来想想不对，因为时代的变化太快，过渡太少。当“60后”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倡导，不再是奉献一生，成全他人。而是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想写书，所以我就坚持阅读，坚持写作；我想去非洲，所以我就义无反顾选择、行动。
过去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反传统的人，因为有时会被说成大逆不道。可是大逆不道又如何？我只是不愿意按照父母的意愿，从事他们喜欢而我觉得耗尽一生的工作。所以，父母眼里的大逆不道，其实只是对互联网的暂且不认知罢了。
孩子出生至今，我多半都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有时候，实在不想做饭，便带孩子去闺密家蹭饭。
偶尔婆婆过来跟孩子住一段时间，便多了一个帮我的人。可帮助也仅限做饭而已。更多的事情，都是自己默默承受。
万事开头难，谁说不是呢？即将看到第二本书籍的出版，父亲渐渐开始支持我。他似乎在与我的这一段时间的相处中看到了什么。
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在看书；他出去闲逛的时候，我在写作。一早醒来，我的手机被各种读者留言包围，他开始问我：你是不是快要成功了？我说：为什么这么问？他答：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你真的很努力，都说努力过的人一定会成功，我觉得你会的。
那时我刚起床在吃饭。书籍三天预售了100多册，效果比预期好很多。听到父亲史无前例的这么一句鼓励，泪差点奔进饭碗里。可我还是克制着自己，心中却像中了大奖一样地兴奋，心想：过去想着，有一天要在《鲁豫有约》《杨澜访谈》中做完嘉宾才被认可的梦，现在却提前实现了。
怎么能不开心呢？父亲是一家之首，只要他认同的事情，除了言语上的鼓励，当然还会有经济上的支持。特别是刚开始写作，名不见经传，除了发表在小刊小报后能够得到一杯咖啡钱，哪里有什么钱赚？可是总花老父亲的也不好。
于是，每天我在家里除了照看孩子，看书写作，还要兼职做三个公众号。如今的网络文学，更多地被公众号给包养了，似乎大家顺手一点，一篇唯美的文字便出现在眼前，这样的方便、快捷谁会不喜欢呢？
得到父亲的支持、认可后，他老人家特意买了一套桌椅，说是我写作的时候，坐姿不好，这样容易伤到颈椎。母亲呢，也不再絮叨女人写啥书呢，好好带孩子就行的话了。
我知道这样的苦日子，只有在别人看到了那个孤独却坚守的背影，才慢慢会理解，会支持。幸运的是，我坚持了下来；同时也遇到了一些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
2015年末，我去了北京与那边的朋友过圣诞节。原计划只待二天，觉得时间太短，没有通知他人。可是情不自禁发了自己在北京的照片，被喜欢的读者看到。之后我还在酒店午睡，便接到电话。起初读者对着酒店前台说：请问作家沉香红在哪个房间？前台说：啊！我们这里有作家住着吗？读者说：对呀，我很喜欢的作家在。我接到电话说，我在207，快上来吧。
读者上楼后说，刚才在一楼问你的名字，酒店前台听说他们这里住着一位作家，很是激动。我笑而不语，只觉应该更加努力，才配得上这个称号。在与读者谈话间隙，北大出版社编辑燕宏也在风尘仆仆赶过来，知道我要来， 她提前预订了在南锣鼓巷的快捷酒店，说是让我留着肚子，晚上好好地做一次北京胡同串。
第一次到北京是去参加林志颖的签售会，可来去匆忙，并不知道地道的北京人吃什么。燕宏编辑，自小生在紫禁城，所以她知道。在钟鼓楼附近有当地有名的姚记炒肝，听说前英国首相也来这里品尝过美食。30多平方米的一层，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点着自己喜欢的北京味，聊着，吃着。燕宏帮我点了一份炒肝、卤煮、炸灌肠、杏仁豆腐。我从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豆腐，它看起来像一碗酸奶，可比酸奶要鲜嫩，带着一丝淡淡的甜。我也喜欢炸灌肠，热乎乎的，不油腻，吃着很入口。过去想到吃什么肝就怕，觉得没味，也不好吃。可是这炒肝真的是百吃不厌，越吃越有味。
腊月的北京，天冷风大，一个从四环边来的编辑老师，两个从南北而来的读者朋友，四个女生并肩在南锣鼓巷里走着。其他两位读者似乎也是外地人，遇到这么贪吃的胡同串子觉得幸运，路上一人手拿一瓶老北京酸奶在后海的银锭桥站着合影，拍照。后海在电视里经常看到，我可还是第一次到来。看着灯红酒绿的酒吧街，想到了那些成名前的歌手，心生叹息，这都是有故事、有历史的地方。
送走了读者，又去吃了北京的褡裢火烧，老北京家常砂锅。怕一早飞机太赶，燕宏编辑又排队帮我买了一家很好吃的泡芙西点做早餐。
沉香红：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 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书海小说网签约作家豆瓣专栏作者，出版作品：《苍凉了绿》、《做自己的豪门》新浪微博：沉香红 微信公众号：沉香红 微信号：cxh327 曾因21岁游走非洲安哥拉国家，被媒体亲切誉为“陕西三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