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为什么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也就是印度佛教为何能传入中国，而后“道源东注”，流被韩、日；或经斯里兰卡，东播东南亚诸国，就是不能传入欧洲呢？这是笔者多年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也曾就此请问过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教授，施教授认为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曾被基督教部分吸收，并说：“佛教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要联系早期佛教自身的发展历史。佛陀自己在他临终时曾预言说，他的学说要从印度传播到东方。这是十分著名的预训并被广泛传颂的。事实上，早期佛教也曾传到波斯，后来影响基督教。基督教的早期制度，或许受到佛教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值得注意”。他还举出艾塞尼派为例。据说艾塞尼派是存在于公元前3至2世纪基督教派的早期雏形。它实行集体生活 (有类出家) ，一切皆平等分享；没有富人或穷人；不吃肉饮酒，也主张人世轮回等，可视作接受佛教影响。在施氏所作解答基础之上，笔者认为佛教东传虽然是佛陀的遗训，但传播仍需有客观条件和文化上的因素。

公元545年，波斯王居鲁士曾俘虏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并将其带到印度。波斯帝国鼎盛时，其统治区域东至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起东进，征服了波斯帝国，也到达印度河西部，打通了地中海、小亚细亚和南亚的通道。据学者研究，自亚历山大王来过以后，“希腊文化的因子就此深深植入中亚和印度的土壤”。印度自此便与地中海沿岸的西方文化有了直接和大规模的交流。按理说，佛教应该首先向西方传播。但是，就在佛教传播到波斯、埃及甚至希腊时，在接触早期基督教之后，似乎被基督教这堵墙挡住了。笔者认为，随着基督教合法化和壮大，并成为罗马国教，佛教再传欧洲已无可能。此后顺丝绸之路经巴米扬东传，又顺张骞通西域的路径，悄然于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到达洛阳。那么，促使佛教东渐及佛教未能西传，究竟还有哪些具体因素呢？

一、兼通梵汉语文的中亚、西域是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

兼通梵汉语文的罽宾、大夏、大月支等地区的一些佛教徒、商人，是佛教东传的首批传播者。中亚和印度河西北地区，广泛分布着雅利安人。他们是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代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的，称为伊朗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代以后进入北印度、讲梵语的，称印度雅利安人；其他分布在中亚各地。他们统称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公元前3 2世纪佛教从北印度传入中亚的安息、大月支等欧亚语系各国，并扎下根。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曾有过简要说明：“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 5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到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支，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

仅从慧皎《高僧传》等高僧传记看，这一概括大体上是正确的。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使安息 (今伊朗、伊拉克) 、大夏 (吐火罗，北至今阿富汗北部) 、大宛 (今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 、大月支 (大夏衰落后，据有其地，东汉时属贵霜王国) 、康居 (粟特故地，今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咸海东部) 、罽宾 (今克什米尔) 等国和汉朝有了通道。中亚各国是雅利安人，语言上属印欧语系，但因和东方的秦、汉王朝有通商往来，不少僧人、商人既懂梵文又略懂汉语，早期译经均是他们完成的。举例来说：

竺法兰，中天竺人，是和蔡愔 (东汉时的郎中，受命赴天竺访佛法) 同到洛阳，他“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子。东汉桓帝初年到中国，“通习华言”，“宣译众经，改胡为汉”。他译的佛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当时天竺语号为“天语”，“言训诡蹇，与汉殊异”，唯其所译，“为群译之首”。支谶，即支楼迦谶，月支 (今河西走廊地区) 人，传译《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三部经。东汉灵帝时，天竺僧竺佛朔到洛阳，在译《般舟三味经》时，支谶“传言，河南洛阳张孟福、张莲笔受”。又，安息人优婆塞安玄和沙门严佛调译《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孙吴时，月支人支谦受业于支亮 (支亮受业于支谶) ，他“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 (佛经) ，译为汉语”。康居人僧会于赤乌十年 (247) 到建邺，促使孙权建“建初寺”。僧伽跋澄，罽宾人，前秦时入关中。时邀释道安等名德译经，“跋澄口颂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赵正又组织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昙摩耶舍，罽宾人，东晋隆安中到广州，其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最著名的鸠摩罗什，天竺人，其母为龟兹王妹。少随母至温宿国 (今新疆温宿) ，他在温宿国因辩赢一高僧而“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国王亲往温宿迎什回龟兹，他在龟兹“博览群经，特深禅要”，成为名僧。后来到了长安，主持译经。佛教传向东土，他的贡献最大。

由此可知，罽宾、大夏、大月、安息、康居及我国西域的龟兹、温宿、疏勒等国，早被佛教，这一地区成为印度佛教东渐的过渡地带，商路、婚姻和语言的沟通，为佛教东传提供了西传所没有的媒介。

二、宗教信仰的“类同”是佛教东传的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汉朝初期，人们当作黄老之教供奉。汉代人开始接触佛教时，把佛经中的“空”，套用老子的“无”来理解；佛教的水、火、地、风四种物质及“天地始终谓之一劫”说亦与汉代方士“五行始终说”近似，这样佛教就易“混淆视听”，易为广被儒学影响的官民所包容、接受，使这一“异教”能在中国流传。

其一，早期佛教教义表现为释迦牟尼的“四圣谛”：苦谛 (人生皆苦) 、集谛 (苦之原因) 、灭谛 (彻悟苦的原因，达到“涅槃”的境地) 和道谛 (通过修道达到“涅槃”的途径) 。人们通过修行、断惑、涅槃，最终成为阿罗汉 (“不生”的意思) ，而不再堕入人世的轮回。“四圣谛”重在修行，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并组成了传教僧团，标志着佛教的正式形成。

其二，大乘佛教第一传人是龙树，他创建大乘佛教约在中国的东汉明帝至三国时期。学者认为，支谶所传译的《般若道行》这部经，“把本无当作它的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至高概念”，“与魏晋玄学提倡的‘以无为本’，‘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是很相似的”。大乘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僧人是鸠摩罗什，他主持译出《妙法莲华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百论》等经。除《百论》是提婆所著外，其他都是龙树所著。《妙法莲华经》“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达大智，到达彼岸”的思想，与孔孟思想中“仁”的含义也有某种相通之处。《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离娄下》：“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所说社会道德境界与佛教宣传的“彼岸”世界很难区别。老子思想中，也有某些与佛教思想相通之处，如第八章讲“心善渊” (思想深邃宁静) ，第十章讲“涤除玄鉴” (清除内心污染) ，第十六章讲“致虚”、“守静”等等。但老子不讲“真空实相”。

这种“类同”因素，导致佛教(大乘佛教)能和流行的儒道思想“通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康居人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到建邺，他对孙皓说：“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僧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及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之以明劝沮，不亦大哉。”可见，“类同”因素可以消除相互理解的鸿沟，促使作为“异质”意识形态的佛教传播。康僧会其父经商，移居交趾(今越南)。来华高僧还乐于学习儒家经典，如竺法护(竺昙摩难刹)，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笃志好学，“博览六经，游心七籍”，随师之西域各国，遍学其语言文字，带回佛经，译为汉文，为佛经广流中华出力。孙绰《道贤论》将天竺七贤比作“竹林七贤”，将他比作山涛(巨源)。

“类同”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导致“异质”向“同质”转化。细究之，佛道与佛儒有很多区别，佛学家冉云华指出：佛教的宗教方向以出世为主，“无论是早期的部派或是后期的佛教经典，都是为出家人写的，多是以出家修道为解决烦恼的最后法门。因此之故，佛教在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领导过社会运动”。冉先生举出中印佛教徒对大乘名著《维摩诘经》的态度，说明印度佛教徒注重的是《维摩诘经》的经义，中国佛教徒则注重维摩诘居士此人，“前者重点是智慧，后者的重点是人，自然也是以人的社会为主”。可以认为，佛教重点在人的主旨是融入中国社会后的变化，是和儒家思想交融后，“异质”向“同质”转化的结果，从而成为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区别之一。

三、佛教未能西传的文化因素

施舟人教授指出：佛教传到小亚细亚，当地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佛教“一些教义和制度被早期的基督教部分吸收了。所以佛教西止于此”。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个“文化因素”。早期基督教的教义讲“十诫”(《出埃及记·传十诫》)，原罪和赎罪 (《出埃及记·赎罪银》、《利未记·代罪羊》等) ，信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信地狱、天堂。《圣经·箴言》教人“智慧、仁义、公平、正直”；但其处世讲聚妻生子、种地养羊、生生不息。而佛教(尤其禅宗)没有这种强烈赎罪感、入世感；汉魏两晋南北朝儒、道也无这种强烈赎罪感。随着欧洲工业化和社会制度变革，清教徒非常注重个人的良知。清教徒所说的良知即灵魂的花园，与禅宗精神难说一致。清教徒很顾家，世俗化，与佛徒空灵化思想大不同。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有共同点，都很入世，讲仁义，但儒家无“神”主宰观念。佛教与基督教没有前面所说的“异质”向“同质”转化的“文化因素”，至少可说不明显。何况，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国教。此后基督教又自行分蘖出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诸派别。

总的来说，佛教传东不传西，有其文化差异原因：基督教的至高无上的“神”，与佛不同；基督教“原罪”与佛教“轮回报应”不同；基督教的“忏悔”与佛教的思过、“禅”以及儒家的“自省”不同；佛教空观与老子的“虚”近似；佛教的“法相”与老庄的“道”，儒家“仁”、“礼”近似等等。浅见如此，敬请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