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当代作家叶兆言退休之际对过往的回忆。他说，1977年的时候，他正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是个钳工。有天下班路上，听到广播说大学要恢复招生，回家后便告诉了父亲叶至诚，父亲说，你想读书便去吧。叶兆言说，似乎父亲的心中，读个大学是天底下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参加完高考，叶兆言请假去北京照顾年迈的祖父叶圣陶先生，顺便把参加高考的事同样报告了祖父。祖先听了漫不经心回答，那就去好好读书。在祖父心里，叶家子弟读书，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用特别声明。高考成绩公布后，叶兆言的考分不错，为了照顾父母，他选择了离家近的南京大学就读。
叶圣陶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上世纪抗战期间，他受聘为迁居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他在许多文章对乐山有描述，1938年10月29日，叶圣陶一家坐船，行了一千三百里到达乐山。虽然舟车劳顿，但还算比较顺利。他就职于武汉大学文学院，地点在文庙，叶圣陶进去一看，比预想的好很多，“以视重庆之中大与复旦，宽舒多矣”。但是，他一家子的住处却很成问题，得自己想办法。暂时安顿下来后，还有诸多不习惯，如乐山用电的地方有限，普通人家夜间还点菜油灯，这同在武汉时的情况相差甚远。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一书中回忆：“半夜偶尔醒来，不但听得锣声，还听得干涩的喉咙一声又一声喊：‘天干河浅，火烛小心！’”
其实，叶圣陶刚到乐山时就对这座小城的印象不错。刚到几天，就到小城附近溜达了一圈。首先是生活的便宜，“肉二角一斤，条炭二元一担（1担=50千克），米七元一担”，当时的教授们的月薪最少也能拿到两三百元，而花费又不多，所以生活比较宽裕。叶圣陶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多处写到乐山的日常饮食，如“昨与朋友下馆子，宫保鸡丁、块鱼、鸭掌鸭舌、鸡汤豆腐……味绝佳，在苏州亦吃不到也”；又如“此间鱼多，间日购之。八九角可买一鸡，五六角可买一鸭……七八角钱已吃得很好，与在汉口，在重庆，迥然不同”，“此间之饼饵糖食制作精良，云乐山类苏州”。像这样的文字，在那个时期的书信中读到是非常有趣的。乐山乃川中美食之地，像江团、白宰鸡、甜皮鸭、米花糖等都很有名。对乐山生活的赞赏不止叶圣陶，武大教授章韫胎也有诗“常蔬青笋雾宜竹，奇品乌鱼墨染苗”（《嘉定初居》），乌鱼指的就是乐山特产墨鱼，他对嘉州方物也是津津乐道。
乐山是三江汇合之地，江中的卵石五彩斑斓。捡石子也成了文人们生活中的一点乐趣，叶圣陶在《嘉沪通信》中就说道：“偶得晴明，则往对江闲步，或往江边拾石子。此间石子至可爱，胜于前往子陵钓鱼台时江中所见者。凡色泽、纹理、形状有可取者则捡之，归来再为淘汰。如是者再，可得若干佳品。蓄于盆中，映日光视之，灿烂娱心。”流径乐山的三条大江出产美石，看来早被那时的文化人发现并把玩。
叶圣陶先生有三个子女，除了老大叶至善就读于徐家扁的中央技专，老二叶至诚和小女还在读小学。多年后叶至诚回忆，乐山被日本人轰炸后，全家迁住张公桥的学地头，吃过夜饭，父亲叶圣陶便就着微弱的菜油灯，看儿女们的作文。
叶圣陶喜爱看书，家中书籍种类很多。他也很鼓励孩子们多看书，只要感兴趣，他的书架上什么书都可以拿去看。他所做的便是要求孩子们每日都读点什么，至于要读什么便是他们自己的事了，他还要求孩子们都写点东西，你感兴趣花草便写花草，喜爱虫鸟便写虫鸟，即便是你“天赋异禀”、所爱独特，爱写别人相骂，只要你愿写，都悉听尊便。孩子们读完书，还要跟他讲讲都学了些什么，写作完还要帮忙改一改。这“改”也是非常的自由。叶圣陶就文章的修改对孩子加以引导，给孩子们提供思路，却不具体说哪里不好，要改成什么，总是保持着对孩子独立思考自由的尊重。兄姐弟三人在父亲长期的写作指导下，都有了很深的文字功底。父子几人经常围桌而坐，共同修改文章，不强制、不苛求，因势利导，这也是“教为不教”的生动体现。
这也许是大多数教师子女的日常吧。同样是武汉大学老师的子女，杨静远女士在乐山武汉大学求学期间，留下一本五六十万字的《让庐日记》，她1941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父母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外地上学，希望她报考武汉大学。那时武汉大学很难考，1941年8月16、17、18、19连续四天，杨静远在日记中写道：“16日清早吃了一碗面，马上到文庙去，第一堂考国文，题目是“自述在中学学习国文的经过”。下午考理化，没考好。17日上午考英文，也很容易，下午考地理。18日考数学，下午考生物，还不错。19日考公民（高中设的政治、法律常识课）下午考历史。19日我想起是个什么日子（1939年乐山大轰炸两周年），下午回家后，知道敌机来了四批，一批炸内江，一批炸自流井，两批炸乐山，中途遇雨，只得将炸弹全丢在自流井。”就是在抗战最艰苦的困境中，武汉大学的考试一点都不马虎。当年9月12日，杨静远的考试成绩斐然，录取到武汉大学外文系。
教师的子女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便平常日子，做老师的父母也是抓得很紧。有一天的日记是这样纪录的，杨静远高中毕业从重庆回到乐山父母家，才回家两天，她妈妈便叫她读读英文并听写，然后用英文造句。和一些高中同学通信，都是用英文表达。那时，为了帮助同学们学习有兴趣，武汉大学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跨系的英文会，每会由八九个同学组成，每一次聚会的节目都不同，有二人会话，有个人演讲，还有表演，每次都抽签分派。这英文会从未间断，一直坚持到毕业。
透过杨静远写在乐山的《让庐日记》，那时的武汉大学学习空气浓。1945年杨静远从武汉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美国密歇根大学录取，并获得奖学金。
这些年，关于民国抗战期间的流亡大学，出版了许多书籍，特别是偏居云南的西南联大，优良的办学理念，培养出许多学界精英，引起广泛关注。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 》，作者叫葛德石，是美国著名地理学家，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中国地理而闻名世界。
目前，在已知的资料中，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大学进行系统考察的只有李约瑟和葛德石两位外国学者。李约瑟是受英国政府派遣，自1943年3月抵华至1946年3月离华，历时3年；葛德石受美国政府派遣，自1943年11月底抵华至1944年6月离开中国，在华时长7个月。葛德石是以中美文化外交项目的第一位教授身份来到中国，也是他第三次来华。
葛德石考察了抗战时期我国20余所内迁的大学（有详细考察记录的共有16所大学），他的考察报告较为完整地记录了这些内迁大学的办学状况，是今天研究抗战时期大学迁徙十分珍贵的资料。该《考察报告》反映了中国高校抗战时期弱而不死的顽强精神，《考察报告》中葛德石按ABC三个等级对中国大学进行了排名，虽是个人排名，但这也可能是西方学者对我国大学的第一份排名。
葛德石《1943-1944年中国高等教育考察报告》中，对迁居乐山的武汉大学有如下描述。“1928年，武汉大学在汉口对面的武昌成立，其前身是从一所早期的高等师范学校发展而来，随着战争的临近，在考察了大量城市之后，武汉大学选择了嘉定作为最终的迁徙目标。嘉定是四川西部的一个小而重要的城镇，位于长江支流上，风景优美。嘉定寺庙空间的可用性和加拿大传教士的财产成为武汉大学迁徙于此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该校基础设施处于迁徙大学的平均水平之上。
国立武汉大学包括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分设有三个校区，每个校区之间步行不到15分钟。本部设在一个宽敞的孔庙里，附近的一座道观已经满了。这里是文学院、法学院和图书馆，校区只经过几次有限的改造，仍有待新的建设。图书馆藏书约10万本，其中4万本是英文书籍，这是“自由中国”（Free China）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工学院位于加拿大教会之前创办的一所中学地产上，在此基础上又新增了一栋双层楼房。理学院占据了另一组楼群，这组楼群中的建筑大部分是新建的。理学院和工学院的设备非常齐全，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避免了战时化学试剂和必需物品的短缺，在战时背景下，仍然能够允许两三位学生一组进行常规的实验。武汉大学每个校园里都有许多临时建筑，但是它们比大多数大学里的建筑更加坚固。显然，武汉大学的行政能力和远见卓识在此得到了充分发挥。
工学院包括土木、电气和机械工程系，以及采矿和冶金系。在工程学院里有一个很好的机械车间和铸造厂，现在正在为附近的盐场做一些商业工作。铸件的重量可达四分之三吨。理学院中有化学系、物理学、生物学系和数学系。
据报道，武汉大学迁乐时期，没受到过多的政治影响。学生和教师的精神似乎很好，仍在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和其他地方一样，通货膨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武汉大学的通货膨胀情况不像其他学校那样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大学不需要外部援助，相反，这是一所值得保存的高校。大多数教师在校外都有兼职工作，部分教师甚至兼四份工作。校外兼职显然降低了教师对教学工作的重视。据说这所大学的高排名是与学校刚开办时精心挑选的教师有关，也与自那时以来学校维持的高水平办学有关。
学校共有教师160人，其中60%的教师来自武昌办学时期。这所学校还有100名行政职员。
学生们穿着得体，没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据报道，他们的学术能力和综合能力超过华西协和大学的学生。武汉大学总注册学生数大约为1600人，9%的学生是女生。其中，文学院有200名学生，法学院有500名学生，工学院有800名学生，理学院的学生不到100人。研究生部也有大约50名学生，相当于一个研究生院。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来自重庆长江口岸“下游”区域。
我参访过的学校中，武汉大学的印刷厂是最大的，里面有7台印刷机和40名工人，甚至还有一个铸造厂。印刷厂印刷的教科书仅供本地使用，因此武汉大学的教材不像其他大学那么匮乏。
校长是王星拱，他的身体不太好，教务长是朱光潜。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武汉大学是最好的4所大学之一。这次访问证实了这个观点。由于战争的原因，武汉大学办学水平的恶化程度是很难衡量的，有可能会少于其他高校，但仍然相当可观。有人认为，武汉大学在数学和其他几个系科的工作，已经完全符合世界学术规范。”
考察报告最后，美国学者葛德石列出了自己对战时中国大学的评估结论。
“战时中国教育已经严重恶化。我在西南联大时被告知，截至去年为止，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已经下降了25%，今年又下降了15%。在大多数的学校中，标准甚至降得更低。所以像中山大学这样在广州取得优异成绩的学校的学位现在几乎毫无价值。另一方面，一些大学，尤其是武汉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依旧坚持他们的学术工作，至少在一些部门中是完全符合战前的标准。总的来说，大学工作已经贬值了50% ，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下列的评估是基于个人探访，除非另有说明，以及中国教育工作者对他们自己排名列表的反复质疑。这个排名只是相对中国而言比较主观的判断。
A等大学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又名联大，学校位于昆明，保存了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且拥有一支卓越的教师队伍。该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设备落后，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师生士气有所下降。
2. 金陵大学：学校位于成都，有美丽的校园、优秀的学生和高标准。
3. 厦门大学：学校位于福建长汀，有极好的精神、设备和领导者。
4. 武汉大学：学校位于四川嘉定，有极好的设备、教师、学生和高标准。”
看来，葛德石先生的评价还是很有道理的，从教育家叶圣陶的子女回忆以及经济学教授杨端六的女儿写的日记，充分说明战时迁居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确是弦歌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