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为了90后主题，与许多朋友聊起现状之余偏题回到了二十岁。
在倾听完那些故事的结尾，一一晚安之后，黑暗的房间里，除了Jessica的鼻息，再没有任何动静。
想起这是在这个陌生环境的第六天，加上许多无法言语的理由交织在一起，我极力勉强自己去克制，但还是埋着头不可抑制的哭了起来。
命运有时候会猝不及防把你拉进一个漩涡，下坠，然后隐藏不住对自己的质疑和失望。
直到在下坠的过程中陆续相遇这些“老朋友”，这些陌生人总是给我一股强烈的力量，在我面对逆境不可出逃时，将我与外界联结，和这个生存的世界联系。
让我相信，我的遭遇不是独一份，我并不是特殊的个体。
在Jessica醒来的时候，我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那样在床边码字。
黎明破晓，楼下早餐铺逐一亮着灯，包子蒸腾起热气，街边的煎饼摊子也逐渐弥漫香气。
巷子里烟火气充斥，我知道那些黑夜几乎把我吞噬的时刻，又在我生命里不动声色的过去了。
几天前坐在长木椅前码文，一不留神看手机时间已经是凌晨三点。
想来几年前熬夜还是偷欢，就算尽兴，也撑不过深夜零点。
如今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坚持一点自己喜欢的事，一动辄就是熬夜到天亮，一天三小时的睡眠成了家常便饭。
醒到后半夜愈发精神，坐着发呆接到了老吴的电话，他问我今晚写了什么标题稿子。
我们又谈起了“混日子也要酷”。
老吴说，你最酷，已经没有人能管你了。
我说，酷啥啊！每天早上醒来，脸不浮肿就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了。
老吴笑了笑，没再继续调侃我。
杭州又开始无休止的下雨。
暮色四合，我停驻在一家“遇见花开”的门口，盯着里面的洋桔梗发呆。
收到了小蹦的信息。
“最近还好吗？”
我看着这个精神上极为依赖的人，很多话堵在了咽喉口。
我说一般，很一般，最近很少写东西。
她很失望，对着手机说，“和我不用这样。”
我在路旁点火，大概沉默了好一会，她很沮丧的问我，“你说我们是不是妥协了？对生活，对爱的人。”
我说大概是的。
我不想一一说出口，我真是怕极了春天。
春天总像你我的关系，极难拿捏。
穿着棉袄出门的时候被热出夏天的黏腻，换上春装恰巧赶上“倒春寒”的大降温。
一不小心患上风寒，还得在雨夜里静默不能停的走。
22：22分，坐在窗台前看了小蹦的更文。
她说，站台上就她一个等待渡船的人，可清醒的意识已经告诉她不能再错过的，是人，是车。
地铁口昏暗的灯火像生命的尽头，到头来所有人都不得不走下去，接受命运的事实。
而在下一辆车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奋力的迈进去，让自己努力融入这庄重的仪式。
这也是我这些年的感受，当我做出一些决定却迟迟没有一一相告的时候，我的生活已经是另一种开始。
时间把我们推到生活前面，回忆，天真，怀旧都被淹没在岁月的洪荒里。
而这种努力去做一个决定的多余行为，其本质就是自我强调的仪式感。
我重复提醒自己：不能错过的，是人，是车，而不是船。
办好手续走到家的时候，接到贺老大的电话。
明明是那么普通的一件事，却在嘻哈两声之后再也提不起劲来，沉默了好一会儿在阳台前坐下嚎啕大哭。
贺老大忙慌的安慰没关系，其余的，不敢多说半句话。
那一瞬间，我看着楼下空荡荡的小区，突然问我自己，“你那么拼命，那么拼命，到底是在坚持什么？”
这些问题生活暂时都没有给我答案。
终于落手整理起那些受访者讲述的二十岁。
如今二十三四岁或二十七八岁的他们还是永远无法感谢二十岁那场灾难，但时间证明他们都勇敢正视了自己的痛苦。
这一期听上去好像又是很丧的故事，但让人心恸之余，它们真的让我觉得特别有力气。
不用化名，并且让往事落笔都征求了她的意见。
顾迟跟我谈起二十岁，开口便说，“大家应该都会很怀念二十岁，唯独我。我永远不会想要回到二十岁。”
二十岁那一年她在外学医。
接到一通舅舅打的电话，让她赶紧从学校来到医院。
她顾不得接上下气跑到的时候，母亲正好要被推进病房，肋骨多处断裂，颧骨破裂，脑震荡。
她站在眼前亮起“手术中”的灯前，迷茫不知所措，恍惚了半分钟她回过头问舅舅，“怎么回事？”
舅舅没有开口，默默带她上车，赶往了车祸现场。
眼前是两台不堪入目的报废车以及躺在路边盖着白布的男人。
顾迟停止在原地迈不开步子，就那么一直站着。
如果说上帝关了门还会记得留窗，那天他可能真的睡着了。
顾迟一声不吭走到跟前，蹲下来掀开白布。
“我是学医的，爸爸应该是内脏大出血。不是马上离开的，经过了相当长一段痛苦挣扎。他可能...不想死。”
顾迟和我说起这一段七年前的回忆，中间还是停顿了几次，每一次停顿都让我痛心压抑不止。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衰老都不是缓缓进行的。
它们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
生活一瞬间踹你长大，又在一夜催你变老。
顾迟在巨大命运动荡前，连眼泪也顾不上掉。
终于反应过来想哭的时候，她被迫在警察局和医院两头跑，调查肇事者和照顾母亲又占掉了她好好哭一场的时间。
那些眼泪循环往复在血液里，形成池塘，一年四季都湿冷难耐，既无风雨也无晴，眨眼七年。
阿庞说起二十岁，淡淡说，“二十岁我在上海，爸爸家。和妈妈隔了693公里。”
阿庞爸爸在台湾时风生水起，挣了大钱。
在他记忆里，小时候经常会有女人来家里和他妈妈索要“生活费”。
后来妈妈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和他爸爸离了婚。
后期因为阿庞父亲的连锁酒店出现了黑社会谋杀事件，于是摊上事，逃离到了上海。
两年后在上海再次起家，阿庞被父亲接到了上海念书。
二十岁的阿庞没有睡过熟觉，父亲酗酒，早年在台湾特种兵部队出身。
经常在夜里回来连着床板一把掀起，再踹上一脚或是打上一拳。
阿庞与我形容，那是可以一拳把人打爆的拳头。
忍受了两年，阿庞终于考回了台湾念大学，与母亲相聚。
至今和父亲，极少见面。
浅喜说，“你记得那场雪压大会堂的事故吗？”
二十岁是她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教室上着自由课，她在做着数学试卷。
数学卷子做到一半，就被老师喊到了门口。
浅喜向4班的数学老师借的一辆自行车，歇斯底里冒着大雨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全是伤患，所有人在医院大厅来回冲撞。
医生跟护士说人手不够，而四面的家属却都在喊着“医生求求你，帮我看看我的家人，快撑不住了。”
那一年大会堂正在举行婚礼，发生特大坍塌事故，发生在我家附近，死伤不少，但我从未想过这个与我精神极能交流的女孩子是那场灾难的受害者。
她找到妈妈的时候正好轮到治疗，她跑过去下意识想要摸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满手是血，腿一下子就软了。
然后被爸爸和伯伯一把拉开，示意她不许再跟着看。
他们进去电梯以后，她一个人站了好久。
她跟我这样形容：二十岁，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死了。
顷刻之后，她突然想起妹妹，立马转身跑去另一个病房。
在病房门口，一个医生对浅喜说，“你妹妹很坚强，没有哭也没有喊疼。”
看着妹妹身上还盖着脏的被压破了的羽绒服，她擦掉眼泪，笑着走进去。
妹妹看见姐姐的第一句话就是，“姐姐，他们说妈妈不会出来了。”
浅喜再也没忍住，眼泪吧嗒吧嗒掉，看着妹妹一直没喊疼，但她已经疼的咬破了舌头。
慢慢安抚之后，才和姐姐说，我是哪儿哪儿不舒服。
爸爸准备把妈妈转至别的医院，不允许浅喜跟着，恶狠狠催促她赶紧回学校。
回到学校之后，看见教室里放着电影，光线很暗，她在门口调整好情绪准备推门。
她正庆幸环境那么暗，应该藏得住狼狈。
我以为二十岁到这里了，她说，“已经握上门柄了，清晰地听到班主任轻而易举地跟全班同学说：她妈妈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站在教室后门口，泣不成声，但怎么也提不起力气推门质问。”
最后，她退到走廊尽头的那个阳台，看了几十分钟的烟花。
写文时是凌晨两点，写到一半喘不过气。
不知道这些年记录身边所遇到的人事是好是坏，即使对方愿意，也不敢确定是否会给当事者造成回顾的伤害。
写完这几件事的时候，是第二天的零点。
整整隔了22个小时。
很多人说面对痛苦时，人都需要一些鼓励。
鼓励的确有用，它让人得以治疗，奋起直追，让人相信更美好的一种可能。
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改变不了的难题。
比如亲人离世，家庭破裂，爱情倒戈。
尽管有些人说我永远不够正能量，但事实就是有一些巨大的痛苦真的无法通过反复鼓励和寻找希望得以化解。
那天读到新世相的一个观点：
累的时候，就灰心丧气一下，绝望一会儿。灰心就灰心吧，灰心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灰心结束了，信心会再来。明白这痛苦会一直存在，但决定一直跟它打下去。
其实他说的对，明白明天很可能不会更好，反倒可以给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