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回先生的老家，途经他的小学校园，刚好是放学的时间，孩子们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叽叽喳喳地从学校里出来。一张张稚嫩而生动的脸庞让人忘却了长途跋涉的疲惫，李先生开始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他琐碎而精彩的校园生活，还说得空了带我进去参观一下。而我猛然发现，我竟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

小学六年，我上过三所学校。学前班和一二年级是在本村的小学。许是因为那时年纪小，关于那段记忆是有些魔幻的，很多事情只有模糊的片段，没有具体的时间、人物和前因后果，也曾试着找人求证，但每每对方还没有我记的多，不禁怀疑是不是我的记忆出了错？同时也感叹，时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偷呀。

当然，也不是全都忘了的，有一件事我就记得很清楚。那大概是一年级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教室里生着炉子，倒也不觉得十分冷，只是窗外的风听起来像是女子的哭声，时而幽咽，时而悲嚎，听起来有些骇人，却又有一丝期待：天气这么不好，中午会不会早放学一会儿呢？于是，除了听风声，也忍不住分出一只耳朵去听老师的动静。

隔壁班的年轻男老师坐在炉子旁，对我们班主任建议道：“下这么大雪，中午咱们几个就不回家吃了吧，把你们班那个包菜煮一煮。”

班主任诧异：“哪儿有包菜？”

男老师笑道：“保财，你们班李保财呀！”教室里一阵哄笑声，虽然看不到脸，但我猜想那个名叫李保财的男生肯定也笑了，虽然方式有些出人意料，但无论如何成功入了老师的眼，成为全班的焦点，这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们来说，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

一向严格的班主任也乐不可支，还不忘“警告”李保财：“听到没有，不好好学习明天就把你煮了。”

那天中午有没有提前放学我不记得了，但时至今日，每次下雪我都会想起这个小故事，经过回忆的反复渲染，儿时那段时光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不少。

可惜好景不长，二年级读完，我们村的小学就和隔壁村合并了，理由是我们村这届学生太少了。不久后便得知，我们村的小学被卖掉了，至于被谁卖掉了、为何而卖，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我从那里路过，发现它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某户人家的宅基地。漂亮的有着长长走廊的白色两层教学楼不见了踪影，楼前那排挺拔的松树也不见了踪影，宽阔的操场则变成了那户人家的菜园子，在低矮的绿绿的嫩芽中间，两个锈迹斑驳的双杠无声地诉说着从前的故事。

就这样，我的第一所母校，没了。时至今日二十年了，我们村一直没有小学，我的堂弟堂妹还有两个小侄子也只能跟当年的我一样，去别的村子上学。不同的是，如今外面车水马龙人心不古，他们只能由家长每日接送，长此以往，双方都不甚疲惫。这些打小就奔波求学的孩子从来没有疑惑过，这么大一个村子为什么没有一所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这里以前有过学校。

三年级一开学，我就和小伙伴去了隔壁村的小学报到，此后三年我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红砖黛瓦青苔院，配上院内疯长的野草，随手一拍就是一张怀旧大片，听起来似乎十分文艺，但要在那里长期生活，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却是残酷的。

诺大的教室里没有一只灯泡，碰上阴雨天气就一片漆黑，像是被人从外面蒙上了一大块黑色的布；旧旧的黑板像是田间的小路，坑坑洼洼的，直到三年后我离开之时，它也没有变得平整；教室里的地板更是连基本硬化都没做，走路稍微快点就能荡起一阵尘土；整个校园找不到一个水龙头，午睡后想洗把脸也是奢望，可以想象当时我们每天是怎样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和小伙伴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别提有多失落了，那种感觉不亚于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一心幻想着回城。

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那大概就只有学校后院那个破旧的铁皮滑梯了，虽然上面的铁皮生锈破了一个大洞，但它依然是每天课间最热闹的场所。

我犹记得，舅舅家年长我一个年级的二表哥曾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扭扭捏捏地站在滑梯下面喊我的小名，在我看向他的那一刻，朝滑梯上的我扔了两毛钱，也不管我有没有接住，就红着脸低着头转身跑远了，一边跑一边教我：“放了学买冰棍儿吃。”

二十年前并不富裕的北方农村家庭，那两毛零花钱定是他央求了多次才得来的，许是舅妈给他的，也或许是姥姥给他的。我不知他是不是藏在口袋里藏了许久，也不知他攥着它在小卖部门口徘徊了没有。今日回想往事，只觉得当年那汗津津的两毛钱有些烫手，忍不住眼睛发酸。这些年，姥姥仙去，舅舅病逝，舅妈愁白了头，我们也长成了大人，不再天真。

再次转学是因为那一年上头规定我们必须读完六年级才能升初中，而当时我们那所学校并没有六年级，于是我又到了另外一所离家更远的小学，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结交新的朋友。与此同时，我的第二所小学也被废弃了。

新学校是镇上的明星小学，管理上很是规范严格，每天早午两次有学生团队挨个班级检查纪律和卫生，倘若被发现迟到、没有戴红领巾亦或是座位上有垃圾，不仅会连累班级被扣分，还要写检讨书，并且在下午放学后留下来打扫卫生。对于这一点，在上个学校过惯了懒散日子的我，战战兢兢了好久才适应，检讨书自然没少写，更因此有好多次在天色暗下来之后，一个人踩着亲戚家淘汰的旧自行车默默往家赶。

有一次检查员已经距离我只有几步远了，我却不经意瞥到自己的课桌下面有两片小纸屑，弯腰去捡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我灵机一动用脚将其归拢在一处，然后假装淡定地踩了上去。其实当时心脏跳动得厉害，好像电视剧里执行任务的特务，紧张又刺激，待检察员走了以后，竟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长舒一口气之后，低头弯腰将纸屑捡了起来。

同桌的男生是班里的小混混，一向以欺负我为乐，看到我一系列动作之后竟然当众拍着我的肩膀夸赞我聪明，而我也破天荒地回敬了他一个自认为温柔得体的微笑。但可惜，彼此并没有因此而化干戈为玉帛。此后，他依旧嚣张任性，甚至在某次放学后我不幸落单之际，伙同班里另外几名小混混在学校后面的小路围堵我，朝我扔了几个小石子，然后放狠话：“敢告诉老师的话下次就砸坏你的自行车。”

我一直想不明白当年他为何会那么仇视我，或许是转学的第一天他上课跟我讲话我没理他伤了他的面子？那个年纪的男孩子，可真是个谜呀。

但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记恨过这个男孩子。原因是有一次语文老师当众表扬了他的作文。一开始我还不敢相信，他成绩差不是一天两天了，能写出什么好作文。但当老师念完之后，我却忍不住陷入了沉思。

那篇作文的主题是“爱很简单”，他在文中讲述了爸爸和妈妈的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晚上，他的妈妈坐在客厅泡脚，泡完脚发现拖鞋落在卧室没拿过来，就喊他的爸爸帮忙拿一下拖鞋，谁知他的爸爸却走过去一把抱起了他的妈妈，一路将她抱回了卧室，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然后又折回客厅把洗脚水端出去倒了。

老师念完他的作文后，我扭头看到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耳朵因为害羞变得红红的，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觉得原来他也是可爱的。在温馨友爱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应该不会太坏吧。

一年以后我升了初中，没过多久，我的最后一所小学就被一个全国知名的啤酒品牌收购了，变成了啤酒厂的一部分，或许是仓库，或许是车间，也或许是食堂。

我们镇有两所初中，一中在镇上，装修洋气，门口有商店也有网吧，热闹极了；二中在西边的郊外，朴实无华，门口就是省道，周围全是农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是二中的，不是报考的，而是根据地理位置分配的，我们村在京广铁路的西边，就得去西边的学校，就这么简单。

自打初一入学，校园里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一届学生马上就要搬到一中去了，初闻此消息时大家着实兴奋了一阵儿，尤其是那几个经常在宿舍熄灯后翻墙跑去镇上网吧冲浪的男生，可直到初一课程结束我们也没有搬去一中，渐渐地，也就没人再说这事儿了，只当之前的传言是空穴来风。

我很喜欢初中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初三时教我物理的男老师，大概40岁左右的年纪，似乎姓杨，我记不清了，就当他是姓杨吧。

杨老师算不上和善慈祥，也从来没有表扬过我，印象中他甚少表扬人，甚至会在我们做错题时罚我们站墙角，一边数落我们一边还不忘板着脸吼一句：“都给我往边儿上站站，别让你们班主任待会儿路过的时候看到了心疼。”弄得我们哭笑不得。不仅如此，我们班在拔河比赛和合唱比赛上赢了他们班，他竟然黑着脸转身就走，十分孩子气，很多人说他输不起没风度，他竟也毫不在意。

以前我并不十分欣赏杨老师，但长大之后，发现成年人的世界有太多的无奈，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皮笑肉不笑地去装圣人，说一些场面话，做一些讨好人的举动，维持彼此的体面，不仅累还特别虚伪。此时便觉得杨老师是真正的勇士，不惧他人的眼光，只忠诚于自己的内心，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我喜欢的另一位老师是带我两年的班主任马老师，马老师当时30岁出头，谈不上十分帅气，但也算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许是因为年轻，马老师在教育学生方面总有一些新派想法，比如按照学习水平的高低留不同难度的作业，这样无疑给他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学生抄作业的坏毛病。

除此之外，他还不顾校领导的反对，让我们按照月考成绩的排名依次挑选座位，排名靠前就有绝对的优先选择权。但也有例外。我不喜欢坐前排，所以一次月考后故意选了靠后一点的位置，没想到一向待人温和的他当场就变了脸，态度强硬地命令我必须选前两排靠中间的座位：“你视力又不好，坐后边能看清吗？要么换座位要么现在就回家让你妈带你去配眼镜。”初中的女孩子，刚开始爱美的年纪，嫌戴眼镜不好看，最后只好选择换座位。

印象最深刻的是中考的前一天，在听同学说我不自信有些紧张怯场时，他好像喝了酒一样笑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儿大声说：“你放心大胆地去考，如果你没考上，我花钱让你上高中，全班同学给我作证。”那时中考如果差些分数是可以花钱弥补的，一分似乎价值几百块。

那一年，我超常发挥以超出中考分数线50多分的成绩去了市里的老二中，成功替马老师省了一笔巨款。只是高中还没开学，我的初中就变成了一座废墟，然后在这废墟之上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出了一座水泥厂，学校里那些老师也分散去了别处。

那时突然意识到，我命里大概是有些克学校的，不然怎么会读完一所就倒一所呢？开个玩笑，话题继续。

老二中位于我们市老城区步行街的尽头，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所学校，学校后面紧挨着黄帝故里景区，每天都能听到那首万分祥和的拜祖大典主题曲《黄帝颂》：“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土吾心吾欢畅，四海之内皆和谐，吾思吾梦吾向往……”在毛阿敏老师悠扬动听的歌声陪伴下，我在那里度过了兵荒马乱的高一、充满欢乐的高二和紧张充实的高三。

我最怀念的当属高二，因为高二的班主任最是和善。但很遗憾，高中毕业之后再也没见过面，如今我连他姓甚名甚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大概40岁左右的年纪，常穿一件黑色哑光的外套，私底下大家经常悄悄议论他“是不是只有这一件衣服”。有一回他上课穿了件别的衣服，结果刚一进教室，底下就一片哗然，甚至还有调皮的男生吹口哨，他一开始有些莫名其妙，后来大概是听到了些只言片语，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笑了笑，丝毫没有责怪我们。

有一次晚自习，他迟迟没来，班长和年级长都联系不到他，以为他出了什么大事。直到距离下课只剩10分钟时他才回来，浑身带着酒气，酿酿跄跄地进了教室，扶着桌子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具体讲了什么内容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他脸颊红红的，甚是可爱，我们从未见过这样子的他，都坐在下面盯着他痴痴的笑。大概我们的反应让他很满意，别的班都下课15分钟了，他还意犹未尽不许我们回宿舍休息，后来还是年级长发现不对劲儿，赶过来强行把他拉走了。第二天他只字不提昨日醉酒之事，我们也都很默契地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自己班班主任的面子，总得自己人护着呀。

印象较为深刻的还有两件事。其一，是关于请假。高中的课程一直是很紧张的，对于请假这件事学校领导一向把控得很严格。高二那年冬天我患了重感冒，在校医院治疗了好几天也没有好转。有一天上课时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授课老师赶紧让同桌陪我去办公室找班主任请假。班主任帮我倒了杯热水，然后一边帮我写假条一边温和地询问我家住哪里、坐什么车回去、路上要多久，之后又嘱咐我到家后给他发条短信报个平安，在家安心治病休息，如果三天假不够就再给他打个电话。

彼时，在高手如云的老二中，我的成绩实在算不上出众，再加上性格木讷不讨喜，存在感不高，很容易被忽略，印象里那是第一次有老师那么亲切温和地单独跟我讲话，一时间竟有种受宠若惊之感。如今回想着，他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暗哑，但却有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力量。而另一件事，更让我对之肃然起敬。

当时正是每年一度的贫困生申报之际，他把我和另外一名男生叫到办公室，询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填写申请表。政府每年都会发放一批贫困生补助资金，但在我们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具体的贫困生名额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学习成绩挂钩的。当时我身在所谓的“精英班”，我们那一届一共有三个这样的精英班，所以贫困生名额大部分都会落在这三个班里，据说往年甚至有坐着小轿车去领贫困补助的现象，这对于普通班级里那些家庭真正贫困的学生来说，十分不公平。为此，我和那名男生不约而同选择了拒绝。

班主任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孩子，但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规则是领导定的，我跟你们都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去接受。公平是相对的，贫困也是。我明白你们的顾虑，但你们说现在这年代什么样的才叫贫困呢？吃不上饭的家庭已经很少了，你们的家里虽然算不上十分贫困，但都是农村家庭应该也谈不上富裕吧？既然改变不了规则，那接受这笔钱帮助父母减轻一点生活压力不好吗？”一席话使得我们俩醍醐灌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乖乖回教室写了申请表。

至今我依然很庆幸当年他给我上了这关于“公平”的一课，让我在多年以后面对各种不公时能够淡然处之。年少时我在公平称的这一端，成年后我在公平称的那一端，事情虽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时间却最是公平。抢来的福气，是要还回去的。

上了大学后我再没有回过老二中，前几年得知它在老城区改造中被拆了，不知新校区具体坐落在何处，也不知当年的班主任还在不在那里任教，还记不记得我这位学生。

我的大学在郑州东区的龙子湖大学城，远离市区，出了门就是京港澳高速入口，四周荒无人烟，入学时校园里尚有多处在施工。据大三的学长学姐们说，我们是新校区第三届学生，跟他们相比已经很幸运了，他们那一届有好多人在报到当天就哭着回家复读了，足以可见其荒凉与简陋。

在那充斥着施工声的四年里，我认识了以后的爱人与密友；我第一次去ktv，在里面睡了大半宿；我第一次坐火车，不知道怎么买票取票出了糗；我第一次旅行，坐了一整夜的大巴去青岛看了海；第一次鼓足勇气在众人面前唱歌，尽管唱得并不好；我连续半年每天跨越大半个郑州去实习单位工作，尽管工资只有六百块；我为了一份策划案哭过，笑过，熬红过眼睛，不计较成败；我和朋友一起淋过七月的暴雨，一起手拉手光着脚蹚着水回学校里；我们贪恋着学校后门香甜的红豆饼、小吃摊一块五毛钱的烤面筋，还有美味的烤冷面、炒凉粉、皮蛋瘦肉粥和足够两人吃的李哥炒面……

那时的龙子湖还没有湖，更没有公园，财大后门只是蓝色的铁皮墙空出来的一个一米宽的小门，财大图书馆连个影子都没有，树木都是新移栽的没有几片叶子遮不了阳光，女生逛街只能去河职旁边的“8090”，去市区没有地铁只能挤43路公交车。但那时的我们，是快乐的。

如今，龙子湖美丽不可方物，财大亭台成趣，翠阴蒙密，小桥流水，清幽雅致，图书馆奢华大气远近闻名，网红餐厅还上了微博热搜红极一时。我为她的改变而欣喜，却也有几分怅然若失，因为她再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今的她，亦不算是我的母校。

我的母校接二连三无一例外地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中，这背后是社会的发展和土地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整合，我不能说它是不好的，但它确实在某些时候让我感到难过，感到哭笑不得。

就像小学六年级时，我每天都幻想着能拥有一辆新的自行车，等上了初中我的家庭终于有了富余的资金可以为我支付这笔订单时，电动车却取代了自行车成为了新的潮流单品，父亲说：“电动车多省劲儿啊，还买什么自行车。”

过了十年，等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终于有能力为自己买单时，共享单车又出现了，且迅速占领了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看到各种颜色各个品牌的共享单车东倒西歪烂大街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是该欢喜社会的进步帮助我实现了儿时的愿望，还是该恼怒它毁灭了我的愿望。

我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但所幸，回忆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