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楼宇烈先生是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楼宇烈先生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楼宇烈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聆听楼宇烈先生谈文化自信，让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现整理出若干要点，与诸位志同道合者分享。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楼先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
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
楼宇烈先生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后来考入北大哲学系。1955年进北大，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楼先生说：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
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
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