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够跨进高等学府的大门，成为一名让众人都十分尊敬和羡慕的大学生，这在我生长的青年时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
话说那是1971年，当时正逢我们这届初中学生面临着毕业，就要被分配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国家对我们这届初中毕业生忽然有了新的章程：要在全市范围内的定点学校中，组建成立文革后的第一批高中学生班，两年制学习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以解决和改善当时国家大学生青黄不接的局面。每个学校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名额，保送推荐出这批初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去参加全市为此专门设置的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文化课的统一考试，然后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到定点的高中班学校去就读。我作为学习成绩始终还不错的一班之长，肯定会被列在学校保送上高中的名额之内。但我是家里排行中的老大，下边还有正在需要父母供养上小学的弟弟和妹妹，所以就自己打算着赶紧毕业分配参加工作，好挣钱帮助父母减轻一点儿家里的经济负担。当学校召开家长会通告被保送推荐上高中的这个事情时，我便在征求自愿意见的登记表上，自己私自决定选择了放弃。
事情被去参加了家长会的母亲传到了我姥姥的耳朵里，这个并没有什么文化的干练老太太，说什么也不同意我放弃学校的保送名额，还振振有词的教训了我和母亲一通：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哪儿正经念什么书啦，将来这社会还是识文断字的人有出息，叫我说还是让她去念高中，既然都被学校保送了就去参加考试，要真考不上那就什么也甭说了，再该干嘛就干嘛去呗。就这样让我和母亲纠结了多日的事情，就这么被我姥姥给一锤定了音。在全市三门统一文化考试中，我以299.5分的考试成绩被划分到了北京七中高中一班就读。从此我算是在即将圆了“大学梦”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批被各所中学保送推荐出来的“尖子生”却好景不长。高中生活刚享受了一年，就被当年出现的“张铁生交白卷”“黄帅反潮流”和学校整个高中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花花绿绿的横幅标语给彻底打翻了个儿。“高二的同学们赶快觉醒吧！不要做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温床和牺牲品……”接着便是当年已由“四人帮”把控的党中央下发了至今其内容仍然让我们记忆犹新的30号红头文件：从现在起，73届到80届的中学毕业生，一律先要到农村去锻炼两年以上，然后再走上工、兵、商、学等工作岗位……于是，各个学校便又开始终止了去上各科的文化课，我们这些当初已被盖帽为“国家未来的大学生源”也转而按照上边的死规定，为到农村插队锻炼而必须要去做的各种必要准备：比如成立了什么理发组、木工组、中医针灸组等等，每天就按照这些组别去上相应的专业知识课，然后于1974年4月的清明时节，一个不落的全部送到了刚刚被划到北京市管辖版图之内的远郊县延庆康庄公社的各个大队村庄去插队落了户，那年我19岁。自此我们这批所谓的“娇子”便不得不去顺应时代的召唤，结束了每个人自己圆了半截的“大学梦”，开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生活。
近一年多的全身心展现火红青春大有可为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这个知青集体户的负责人锻炼成为了全公社的“妇女生产标兵”和“延庆县先进教育工作者”，也因此在农村锻炼即将期满两年的时候，让又一次圆“大学梦”的机遇轮在了我的头上：我被贫下中农集体举荐并通过了政审和文化考试，待上报获得公社知青办批准后，便可作为工农兵学员去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了。遗憾的是公社知青办对此不予批准并扣留了我所有能去上大学要办理的手续，理由是作为知青骨干公社有自己的用人规划，需要继续被留用于创建全县知青农场就任重要职位的培养对象。能让我继续圆“大学梦”的心中理想和机遇，又一次这么堂而皇之的与我擦肩而过无法有任何挽回了。正当我继续踏踏实实、轰轰烈烈在我们的“第二故乡”大干事业，很有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之势的时候，又一个关系到我们这拨所有知青前途命运的中央红头文件下达了：凡是已在农村锻炼满两年的73届高中毕业生，除去文件中所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一律全部回城待国家统一分配。于是我同其他5位当初被公社点名留下重用的知青干部，也遵从中央文件要求严格执行的明确规定，于1976年底最后一批被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办公室的大轿车满载而归行在了返城回京的路上。
回城后经过一周的集训，我们便分别被分配到了其下属的北京印刷工业系统，我成为了北京印刷三厂装订车间的一名学徒工。说实在的，当听到我所被分配的这个单位和工种时，别提有多失望了。后悔当年的被留重用是如此的没有意义和价值，还不如放弃当初去当我的工农兵学员呢。好在1977年初就传来了要恢复高考的大好消息，我又开始春心萌动，盘算着能圆我“大学梦”的命运之神，总算是又有机会来光顾我了呀！我暗中买好了所有高考复习用的资料，抓紧复习，跃跃欲试。无奈时间仓促加之刚刚参加工作，不愿让人知道此事后会指手画脚的说我不安心工作分配，是个“飞鸽牌”的。所以就靠工余那点儿复习时间便匆忙上阵赴考，结果高考榜上无名，距录取分数线相差了6分。未能榜上有名倒也是在我自己的意料之中，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抱着这次一定能考上的希望，而是想先探探路看一看考题的类型和难度究竟是如何。然后鼓足了劲头儿准备再好好努力复习一年功课，第二年就可以信心满满、有备而往的去参加1978年夏季的高考了。
难揣的命运就是如此的巧合，1978年正逢我弟弟即将高中毕业。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比起我这个已把那个年代本来就没有学扎实又务农扔下了几年文化课的人来说，弟弟高考榜上有名的把握要比我大的多了呀。而且母亲对此有言在先：以咱们家现有的经济条件只能供养你们一个大学生的支付费用，你这个当姐姐的既然已经参加工作能挣工资养活自己了，就别再想着还要去考什么大学了，不然你就是考上了也如同一个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全部费用也就跟分配工作之前没两样都得由自己去负担，将来毕业后国家行将重新分配的你们，怎么可能让你带着现在工作单位的工资去上这个大学呢。实际上当时的现行政策也正如母亲所说，的确是如此的。鉴于我所要面临的这种选择，也只能心甘情愿的让父母全心全意的去供养我家唯一的男孩子弟弟去参加高考，盼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成为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后，我家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呗。弟弟也很争气，其高考成绩达到了当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如愿以偿的成为了我们家族当中引以为荣的第一个名校大学生。看来我这辈子的“大学梦”自此算是再也没有机会去圆了。
而后我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现和记录在案的突出阅历，在车间工作了四个月之后，便在全厂各车间团支部进行的换届选举中，成为了装订车间新一任的团支部书记和被党委推荐、团员代表大会选举通过的厂团委副书记。作为被单位列为干部第三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我曾先后获得过两次厂领导集体班子给与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次是被厂党委领导班子推荐到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党政干部大专进修班，但是结业后没有能够得到国家教育部门公认的学历和文凭证书。为此我找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自愿放弃了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另外一次也是被厂党委领导班子推荐去参加了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的考试，录取之后的所学专业将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专门为国企事业单位开设的党政管理干部定向培养进修班。与前次放弃的北京市委党校大专班相比，其所不同的是入校后我们将被视同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毕业后也会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证书和相应的学位。但又一次的命运巧合，最终还是让我又不得不放弃了这次是真的能够成为名牌大学一名正宗大学生的机会了。因为当我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行将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学校按照国家招生条件的明确规定，要求我自己做一个选择：一是放弃这次上大学的机会，踏踏实实的养胎准备生孩子；二是坚持抓住上大学的这个机会，去做人工流产。因为学校是不会接纳一个孕妇来继续进行四年所有学业的学习及其考核的。
面对着又一次的两难选择，我自己也没有了准主意。眼看就要到了去学校入册报到的期限了，只好发动全家和亲朋好友来给最后拿个主意。大家七嘴八舌的反复商议了好几天，虽说各执一词但都有充分的理由和一定的道理。最后我也只能听从了医院妇产科医生的忠告和结论性意见：只要你具有学习深造的基础，以后什么时候想上大学的机会还不是有的是吗！而一个高龄产妇你又是头一胎，恐怕现在做了人工流产后，将来是一定会影响到再次怀孕几率的，到时怀不上孩子你可别后悔。所以我就不得不认真的去仔细掂量和斟酌考虑了：如果我坚持去上了这个大学，一是也许以后真的会出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让自己后悔不及的事情——再也怀不上孩子了；二是现在要是去做了人工流产，时间上也来不及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得以好好休养，恢复起来起码也得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到时候不还是照样耽误了报到时间和正常的学业课程了吗。最终我也只能是一咬牙一跺脚流着无名的眼泪把录取通知书给撕了个粉粹！仰天哀叹：这辈子我就别再去想着成全自己那个非要上大学的梦了吧！
后来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从1985年开始便有了正规的各类成人高等教育考试、录取、可以带着工资或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去上大学课程的高等教育模式。1987年，已经成为了一个两岁多孩子妈妈的我，当时已由厂长办公室秘书岗位调任到党委办公室做了宣教干事，负责全厂的青工轮训，厂史、厂歌及企业精神的编撰与创作，并筹办了企业自己的宣传刊物《印三月报》，同时还被北京市印刷工业总公司聘为了《北京印刷报》的通讯员。也正因为在企业宣传工作上的成绩斐然，所以才有了再一次被单位领导班子列在了去参加国家成人高考、录取之后带着工资上大学所推荐的6个名额之内的机缘。这一次参加成人高考的机会，又重新点燃了时隔这么多年后，我仍然念念不忘要去圆我“大学梦”的强烈欲望。所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住这最后的人生机遇，使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
在眼看就到了要步入考场为圆我的“大学梦”去做最后一搏的关键时刻，由母亲看护在家的女儿却被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诊断疑似患了“肺部肿瘤转移至右锁骨淋巴结”的毛病，为此我们夫妻俩不得不各自时常请事假，一直奔忙于到处跑医院去给孩子求医问药、做病理化验和最终确诊，弄得我既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考前的复习准备，也没有什么心气儿去争取榜上题名了。在成人高考第一天的前夕，女儿预约好第二天要去做右锁骨淋巴结的穿刺确诊化验，我便跟母亲商议：明天的高考我还是不去了，反正没复习肯定考的也好不到哪儿去，该着我就是天生没有这上大学的命呗……母亲却说单位领导这么重用培养你，你要不去考试就是浪费了单位推荐考大学的名额，也辜负了领导的希望与信任。能不能考上是你的能力问题，但去不去参加考试就是你的态度有问题了。整个一晚上我就为自己明天到底是去考场，还是去医院陪女儿做穿刺检查确诊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这么迷迷瞪瞪的躺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母亲一大早起来又继续劝我去参加考试，说孩子检查的事儿有我和他爸爸就可以了，有什么具体情况等你考完了试再说。高考第一天第一科的语文考试，就因为我犹豫不决的缘故而迟到了近半个小时才恍惚的走进了考试现场。坐在考场里的我依然是心神不定，盯着考卷上的考题脑袋里却是一片空白……在有限的剩余不多的考题答卷的时间内，我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去写好那篇作文上，作文题目自拟为《生活就是面对现实微笑》。而后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成为了我所就读的新闻学院第一节写作课上被宣读的范文了，为此我很是引以为自豪的啊。
满以为我这次高考的成绩肯定是百分之百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了，而且与我一同参加考试的其他推荐人选也都陆续收到了报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或者高考办公室的成绩通知单，只有我的名下始终没有任何音信，高考结果到底如何就像石沉大海无声无息。这意料之中的倍感“失望”的滋味儿，也只有我自己去自食其果的份儿了。不想有一天“时来运转”就突然降临在了我的面前：就在所有院校将要正式开学的前几日，厂党委办公室的老庞告诉了一个让我喜出望外的好消息：中国记协新闻学院给单位发来了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是给单位人事管理部门的，一份是给考生本人的。我便如此意外的实现了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大学新闻采编专业的公费生学习生活。该学院的新闻采编专业这届共录取了新生两个班、学员96人，大多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业系统的工作者，只有包括我在内的2人是来自全民国企的党委宣传工作者。学院设置的所有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授课教员，全部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与研究员。能成为这么多国家名牌大学教授的学生，与这么多的宣传媒体工作行家（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邢质斌和鞠萍）成为校友和同窗，虽然感到荣幸但也的的确确有些“自卑”和信心不那么十足。自己真的有能力去学好和能够自如的掌握这41门新闻宣传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吗？
好在我这个人一直就有与生俱来的勤奋、执着和学而不厌的本性，故而让我做到了在学业上的一路努力前行：我的专业学习成绩连续三年、六个学期都排列在这届所有学员的前五名之内，并获得了其相应的奖学金；每个学期、每个学年和凭着三年学业总分名列全体毕业学员第二的成绩，获得了学院颁发的“优秀毕业学员”奖状及其奖学金；我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新闻评论、新闻编辑学、逻辑学、社会心理学和公共关系学等都曾分别拿到了学院有史以来学员考试成绩的最高分数。我所学到的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得到了我的论文导师——我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人大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雷研究员的赏识，只可惜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未能同意准许我去公费继续就读而成为二位的研究生学员。总之，不论怎样吧，尽管我的“大学梦”是如此的一波三折，但最终的命运之神还是没有亏待我这个执着而又痴情的圆梦人。感谢上苍让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感谢所有支持和资助我圆满完成大学学业并成全、成就我走上记者生涯之路的各位企业领导（宋学敏、赵士伟、牛广禄、王士英和于福年）和忘年之交的长辈及其印刷厂的同事与好友们！谢谢你们以各种方式的成全造就了在事业上做的还算比较成功的今天的我，在此我真诚的谢谢各位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