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
夜里有雷阵雨,转瞬即停。“薄云疏雨不成泥”,门外荷塘岸边,绿草坪畔,没有积水,也没有成泥,土地只是湿漉漉的。一切同平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我早晨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这也同平常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我的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 九八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 九八级日语
我一时懵然,莫名其妙。还不到一瞬间,我恍然大悟:九八级是今年的新生。今天上午,全校召开迎新大会;下午,东方学系召开迎新大会。在两大盛会之前,这一群(我不知道准确数目)从未谋面的十七八九岁的男女大孩子们,先到我家来,带给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一番深情厚谊。但他们恐怕是怕打扰我,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他们估计我会看到的,便悄然离开了我的家门。
我果然看到他们留下的字了。我现在已经望九之年,我走过的桥比这一帮大孩子走过的路还要长,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面还要多,自谓已经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然而,今天,我一看到这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我却真正动了感情,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平靠自己那—点勤奋,做出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成绩。对此我并没有多大信心。独独对于青年,我却有自己—套看法。我认为,我们中年人或老年人,不应当一过青年阶段,就忘记了自己当年穿开裆裤的样子,好像自己一下生就老成持重,对青年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应当努力理解青年,同情青年,帮助青年,爱护青年。不能要求他们总是四平八稳,总是温良恭俭让。我相信,中国青年都是爱国的,爱真理的。即使有什么“逾矩”的地方,也只能耐心加以劝说,惩罚是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青年失掉了信心,那它就失掉了希望,失掉了前途。我常常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在风和日丽时是这样,在阴霾蔽天时也是这样。这要不要冒一点儿风险呢?要的。但我人微言轻,人小力薄,除了手中的一支圆珠笔以外,就只有嘴里那三寸不烂之舌,除了这样做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概就由于这些情况,再加上我的一些所谓文章,时常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有的甚至被选入中学教科书,于是普天下青年男女颇有知道我的姓名的。青年们容易轻信,他们认为报纸杂志上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就轻易对我产生了一种好感,一种情意。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全国各地,甚至穷乡僻壤、边远地区青年们的来信,大中小学生都有。他们大概认为我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又颇为值得信赖,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简直石破天惊,有的向我倾诉衷情。我想,有的事情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也未必肯讲的,比如想轻生自杀之类,他们却肯对我讲。我读到这些书信,感动不已。我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对人生看得透而又透,只等造化小儿给我的生命划上句号。然而这些素昧平生的男女大孩子的信,却给我重新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苏东坡的词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确实有“再少”之感了,这一切我都要感谢这些男女大孩子们。
东方学系九八级日语专业的新生,一定就属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男女大孩子们。他(她)们在五湖四海的什么中学里,读过我写的什么文章,听到过关于我的一些传闻,脑海里留下了我的影子。所以,一进燕园,赶在开学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那一份情意,用他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也许从来还没有被别人使用过的方式,送到了我的家门来,惊出了我的两行老泪。我连他们的身影都没有看到,我看到的只是清塘里面的荷叶。此时虽已是初秋,却依然绿叶擎天,水影映日,满塘一片浓绿。回头看到窗前那一棵玉兰,也是翠叶满枝,一片浓绿。绿是生命的颜色,绿是青春的颜色,绿是希望的颜色,绿是活力的颜色。这一群男女大孩子正处在平常人们所说的绿色年华中,荷叶和玉兰所象征的正是他们。我想,他们一定已经看到了绿色的荷叶和绿色的玉兰,他们的影子一定已经倒映在荷塘的清水中。虽然是转瞬即逝,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注意到。可他们与这一片浓绿真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溢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将来左右这个世界的,决定人类前途的正是这一群年轻的男女大孩子们。他们真正让我“再少”,他们在这方面的力量绝不亚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全国各地青年的来信,我虔心默祷——虽然我并不相信——造物主能从我眼前的八十七岁中抹掉七十年,把我变成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使我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共同分享普天下的凉热。
回到历史中去
一提到科钦,我就浮想联翩,回到悠久的中印两国友谊的历史中去。
中印两国友谊的历史,在印度,我们到处都听人谈到。人们都津津有味地谈到这一篇历史,好像觉得这是一种光荣,一种骄傲。
但是,有什么具体的事例证明这长达两千多年的友谊的历史呢?当然有的。比如唐代的中国和尚玄奘就是一个。无论在哪个集会上,几乎每一位致欢迎词的印度朋友都要提到他的名字,有时候同法显和义净一起提。听说,他的事迹已经写进了印度的小学教科书。在千千万万印度儿童的幼稚的心灵中,也有他这个中国古代高僧的影像。
但是,还有没有活的见证证明我们友谊的历史呢?也当然有的,这就是科钦。而这也就是我同另外一位中国同志冒着酷暑到南印度喀拉拉邦这个滨海城市去访问的缘由。
我原来只想到这个水城本身才是见证。然而,一下飞机,我就知道自己错了。机场门外,红旗如林,迎风招展。大概有上千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印中友谊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宛如科钦港口外大海中奔腾汹涌的波涛。一双双洋溢着火热的感情的眼睛瞅着我们,一只只温暖的手伸向我们,一个个照相机录音机对准我们,一串串五色缤纷的花环套向我们。科钦市长穿着大礼服站在欢迎群众的前面,同我们热烈握手,把两束极大的紫红色的溢着浓烈的香味的玫瑰花递到我们手中。
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更适当的中国印度两国友谊的活的见证吗?
但这才刚刚是开始。
我们在飞行了一千多公里以后,只到旅馆里把行李稍一安排,立刻就被领到一个滨海的广场上,去参加科钦市的群众欢迎大会。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还没有走到入口处,我们就已经听到人声鼎沸,鞭炮齐鸣,大人小孩,乐成一团。最使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在离开祖国千山万水遥远的异国,居然看到只有节日才能看到的焰火。随着一声声巨响,焰火飞向夜空,幻化出奇花异草,万紫千红。科钦地处热带,一年四季都是夏天。在大地上看到万紫千红的奇花异草,那就是“司空见惯浑无事”。然而现在那长满了奇花异草的锦绣大地却蓦地飞上天去,谁会不感到吃惊而且狂喜呢?
就在这吃惊而且狂喜的气氛中,我们登上了大会的主席台。市长穿着大礼服坐在中间,大学校长和从邦的首府特里凡得琅赶来参加大会的部长坐在他的身旁。我们当然是坐在贵宾的位子上。大会开始了。只见万头攒动,掌声四起,估计至少也有一万人。八名幼女,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些什么东西,迈着细碎而有节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缓慢地走了过去,像是一朵朵能走路的鲜花。后面紧跟着八名少女,也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烛台和灯,迈着细碎而有节奏的步子,在主席台前缓慢地走了过去,也像是一朵朵能走动的鲜花。我眼花缭乱,恍惚看到一团团大花朵跟着一团团小花朵在那里游动,耳朵里却是“时闻杂佩声珊珊”。最后跟着来的是一头大象,一个手撑遮阳伞的汉子踞坐在它的背上。大象浑身上下披挂着彩饰,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累累垂垂的是珊瑚珍珠,错彩镂金,辉耀夺目,五色相映,光怪陆离。它简直让人看不出是一头大象,只像是一个神奇的庞然大物,只像是一座七宝楼台,只像是一座嵚崎的山岳,在主席台前巍然地走了过去。在印度神话中,我们有时遇到天帝释出游的场面,难道那场面就是这个样子吗?在梵文史诗和其他著作中,我们常常读到描绘宫廷的篇章,难道那宫廷就是这样富丽堂皇吗?印度的大自然红绿交错,花团锦簇,难道这大象就是大自然的化身吗?我脑海里幻想云涌,联想蜂聚,一时排遣不开。但眼睛还要注视着眼前的一切情景,我真有点儿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
但是,花环又献了上来,究竟有多少人多少单位送了花环,我看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都不懂马拉雅兰语。主席用马拉雅兰语朗读着献花单位的名称。于是,干部模样的、农民模样的、学生模样的、教员模样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接一个地走到我们的桌前,往我们脖子上套花环。川流不息,至少有七八十人,或者更多一些。而花环的制作,也都匠心独运。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大厚实,有的小巧玲珑,都是用各色各样的鲜花编成:白色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红色的石竹,黄色的月季,紫红色的玫瑰,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朵,都是用金线银线穿成了串,编成了团,扎成了球。我简直无法想象,印度朋友在编扎这些花环时用了多少心血,花环里面编织着多少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花环套上脖子时,有时浓香扑鼻,有时感到愉快的沉重。在我心里却是思潮翻滚,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花环却仍然是套呀,套呀,直套到快遮住了我的眼睛,然后轻轻地拿下来,放在桌子上。又有新的花环套呀,套呀。我成了一个花人,一个花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一位印度朋友笑着对我说:“今天晚上套到你们脖子上的花至少有一吨重。”我恨不得像印度神话中的大梵天那样长出四个脑袋,那样就能有四个脖子来承担这些花环,有八只手来接受这些花环。最好是能像《罗摩衍那》中的罗刹王罗波那那样长出十个脑袋,那样脖子就增加到十个,手增加到二十只。这一吨重的花环承担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当然,这些都是幻想。实际上,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些花环绝不是送给我们个人的,送的对象是整个的新中国,全体新中国的人民。我们获得这一份荣誉来接受它们,难道还能有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
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大会结束后,欣赏了南印度的舞蹈。一直到深夜,才回到旅馆前布置得像阆苑仙境一般的草坪上,参加市长举行的、有四个部长作陪的十分丰盛的晚宴。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
我们万没有想到,在第二天,在暴风骤雨之后,又来了一个风和日丽。在极端紧张的访问活动中,主人居然给我们安排了游艇,畅游了科钦港。我们乘一叶游艇,在波平如镜的海面上,慢慢地航行;在错综复杂的渔港中,穿来穿去。我们到处都看到用木架支撑起来的渔网。主人说:“本地人管它叫中国网。”我们走到长满椰林的一个小岛旁,主人问:“你们看小岛上的房屋是不是像中国建筑?”我抬眼一看,果然像中国房屋:中国式的山墙,中国式的屋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我的心忽然一动,眼前恍惚看到四五百年前郑和下西洋乘坐的宝船,一艘艘停泊在那小岛旁边。穿着明代服装的中国水手上上下下,忙忙碌碌,从船上搬下成捆的中国的青花瓷器,就堆在椰子树下。欢迎中国水手的印度朋友也是熙熙攘攘地拥挤在那里。我真的回到历史中去了。但是这一刹那的幻影,稍纵即逝。我在历史中游逛了一阵,终于还是回到了游艇上。艇外风静縠纹平,渔舟正纵横。摩托声响彻了渔港,红色的椰子在浓绿丛中闪着星星般的红光。
从历史中回到了现实世界以后,又到两个报馆去参观,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又举行了一个像兄弟话家常般的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匆匆赶回旅馆,收拾了一下行李,立刻到了机场,搭乘飞机,飞向班加罗尔。
人虽然已经离开了科钦,但似乎没有完全离开。科钦的水光椰影,大会的热烈情景,印度主人的一颦一笑,宛然如在眼前,无论如何也从心头拂拭不掉。难道真能成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吗?到了今天,我回到祖国已经半个多月了。每当黎明时分,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偶一抬眼,瞥见那一条陈列在书架上的科钦市长赠送的象牙乌木龙舟,我的心就不由得飞了出去,飞过了千山万水,飞向那遥远西天下的水城科钦。
1978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