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知青生活

1977年，可能是最后一批知识青年下乡。我本应1975年就下乡，因随父母插队回长春后，转到中学时降了一年，1976年长春市还没有中学毕业生，就推到1977年下乡。以前下乡知青是以学校班级同学组成一个集体户（也称知青点），不知从哪年起，开始以父母单位的子女组成集体户。负责我们下乡工作的是父亲单位吉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我们集体户是5女10男，大多数是设计院子女，还有几个也是水利系统的子女。下乡前父亲单位要开个欢送会，有两年前下乡的老知青代表发言，即将下乡的青年代表发言，当时具体负责有关事宜的是工会T阿姨，可能看我是共青团员，她让我代表即将下乡的青年发言。还指定我为集体户临时户长。

8月初，由单位的大卡车拉着我们和行李前往榆树县闵家公社单家大队六队，坐卡车可能有5、6个小时，到生产队时天快黑了。家长也跟着送到村子，可能是坐火车去的，记不清了。晚上小队安排了酒饭。请家长和我们知青一起吃饭，大队干部也去了。我想作为临时户长，在厨房帮助忙活，看到家长和知青及大小队干部都上桌吃上了，我才上桌。同来的知青也不客气，不管有没有家长和队干部在场，一点不谦虚，风扫残云、大快朵颐，我吃饭时，好多菜都一扫而光。我还没吃饱，就不剩什么了。

当时生产队里没有现成的房子供知青居住，大家临时分散住在老乡家，女生住一户，我们男生分两户住，吃饭在女生住的房东家，由房东大嬸帮忙做饭。我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转到公社。第二天，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是到公社粮店买一个月口粮。当时单位送我们的卡车还没走，据说要帮大队拉点东西。我们就乘单位的卡车去公社粮店买粮，以后买粮都是生产队出马车。买回的口粮都放到帮做饭的大嬸家。有三分之一是细粮，其他是粗粮。集体户的生活不像家庭那样精打细算，买来粮油了，就开始胡造，大米白面几天造光，后面就都是粗粮。后来女生坚决与男生分灶吃饭，自己买粮。男生自己在住的老乡家起伙。

我们六队和七队在一个自然村屯，中间的道路分成两队，六队也是大队所在地。其他生产小队离我们三五里地，也不算太远。我们大队，只有三队、七队和六队（我们来才有）有集体户。三队集体户的知青，大家都很熟悉。大部分是设计院的子女，还有我的小学同学、老邻居等。刚来的几天，三队的知青来看我们，也有几个开玩笑说知道这几天我们新买粮伙食不错，来蹭饭的。这几天，七队的一个知青也来看我们，别人介绍说这是大队团支书。人挺随和，挺聊得来，了解到七队的知青，只有几个是设计院的，大部分是水利系统各单位的，我都不认识。这两个集体户都有自己独立的房子，都是同届的毕业生，年龄一样，很整齐。通过与老知青闲聊、与老乡接触。慢慢知道点这两个集体户的事情。这两个集体户的大部分人都比较本分，按时参加队里劳动，不惹事，与乡亲们处的很好。但也有闻名十里八乡的事。

三队集体户有一知青，“看地”（队里指派专人暗地巡回监督田地以防有人偷庄稼的活计）时，与同队老乡发生口角、打起来了，用镰刀把人家胳膊割坏了，可能断筋了，不能干活，人家媳妇天天到户里要死要活地闹，时常也到单位去闹。搞得这个知青东躲西藏，不敢在集体户长呆。我只见过几次，后来情况不知怎样了。

七队集体户里有一个知青经常搞事，下乡前可能就因打架斗殴被拘留或劳教过，下乡后恶习不改，与户里男生打遍了，有一天户里所有其他男生商议后，突然用被子将他蒙住，群殴胖揍将其制服，并请求家长单位把这人赶出集体户。家长单位派人来处理此事，可能这小子承诺痛改前非。这才没离开，虽然大家见面别扭，但也相安无事。

我们户的知青，大部分来之前就认识，但了解不深。不像其他集体户成员，虽是一个单位的子弟，但都是同年龄、同届毕业的。老实说我们这个户的成员构成五花八门，有邻居，有小学同学，还有下几届的学生，因不想学习，就提前下乡。老实规矩的不多，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拘留劳教的都有。秋收前期，农活不多，有点活也嫌累不干，无所事事就开始吹牛，有人炫耀打架斗殴曾经的胜利；有人吹嘘“挂马子”（勾搭不太正经女青年）的得手；有人传授扒手“掏兜”的技巧；有人诉说拘留所里的亲历……后来一起回长春时，看到过同户的知青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行窃。有了这些见闻，知道如何防范，从此我在路上或人群中从未被扒手掏过兜。

随后几天，安顿好后，我们就到生产队干活了。当时已经“挂锄”（铲完大田里的三遍地至秋收前的时间），农活不多，主要是挖土积肥。大热天挥锹挖土，也不轻松。有的人干两天就不干了。到处乱窜，打打闹闹。我由于在农村生活过，对这点活很快适应，蔫巴地天天坚持干活。老乡们对知青也在观察。队里干部研究，想在知青当中找个“看地”的，这是个“俏活”，天天在地里转悠，不累还赚工分。可能看我老实比较靠谱，决定让我干这个活。惹得大家都很羡慕。

我是每天天一亮就出去到地里巡视，然后回来吃早饭，上午再出去，与队里的也是“看地”的老乡S专门看护村子南边的玉米地。前边还有香瓜地，队里有专人住在瓜棚管理。这时节，香瓜和玉米部分成熟了。渴了到瓜地里摘瓜吃。中午老乡S摘青玉米，我俩找个地方烤青玉米吃，真是太香了，以后这么多年都吃不到那么香的烤玉米。香瓜也是老乡S来挑，吃过那里的香瓜后，以后也吃不到那么甜脆的香瓜了。晚上回户里与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看地的老乡S与我约好，每天中午我俩一起吃烤玉米，其他时间自由支配，他可能转一圈就干点自己家的活，抽空到地里转一下。我是很认真一直在地里转悠。有时躺在玉米地里，望天看云。对前途不敢想也不愿想，因为太渺茫，也就没希望。沐浴着秋天从玉米叶的间隙晒下来的足金阳光，像一串串金色的项链在眼前晃动。听着风吹玉米叶的哗哗响声，仿佛有人与你对话；不时还有玉米拔节的声音。蓝天、白云、绿色的田野，此情此景的感染，还经常诌几句诗。

集体户的户长等“官职”，在下乡前是单位临时定的。下乡安顿好后，要正式选举。户里的大部分人都自由散漫惯了，还分在三个地方住宿，召集起来十分困难，怎么管理，我不是那种徒有虚名的人，做不好的事宁愿不做。我早已萌生不干这个户长的想法，可不知怎么推脱。说来巧了，户里一个男生，是我小时候玩伴，关系很好，后来我家插队分开了。全家回城后就不住原处，与他联系少了。他找到我说，你别干户长了，我们知道，只要大家选举，不用说肯定选你为户长。你当户长，不管我们吧，你失职，管我们吧，我们还不愿意听，都自由惯了，还伤感情，你不干户长对谁都好。只要你答应，我做工作不选你，户长这个位置不是每个人都不愿干。这不正中下怀吗。我同意了。可选举时还是给我整个生活委员。女生都埋怨我不负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男生同新户长经常闹矛盾。

队里香瓜都成熟时，分一部分给社员和集体户的知青，也分些青玉米。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送回长春家里，让家人们尝尝鲜，我们也顺便回家看看。当时我们都是乘5个小时的火车回长春，基本不买票，从闵家公社上车时不用票。在长春下车时，都是用老站台票往外混。赶上车里列车员查票时，我们就像被赶羊一样一个车厢一个车厢躲，差不多时，就在某站停车时下来，再从检完票的车厢上去，因为是慢车，每站都停，10多分钟就停一次。列车员也顾不过来。遇到老列车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他们也有孩子是知青。

集体户的房子开始建设，有时我到工地上看建房。有个老乡50多岁，家里也用不着他干活，他天天到房场溜达，我也总去，他经常向我打听城里的生活，一来二去我们熟悉了。他愿意听书，也能说上几句。有时三两个人，他就给我们讲十里八乡说书的故事，说书的与“滚地包”（草台二人转）类似，走街串巷演出赚钱。到一个村，晚上演出到半夜，散场后被村里有钱人或个别村干部请到家里夜宵，然后小范围再说、演黄色的内容。有时他也模仿说书的，也说上几句片断。还真像那么回事。

在农村可以随意到老乡家串门，一般是找口水喝，都是进门，喊一嗓子：老乡喝口水，然后到灶台旁的水缸，自己拿水瓢舀水喝。有闲就进屋与老乡唠唠家常，一般是坐在坑沿上，老乡把坑上盛烟叶的纸糊的盆（多层纸糊的很结实）推过来，说卷一颗。会抽烟的都卷一颗烟。纸盆里的烟叶都是老乡自家种的烟，绿色的，叫“蛤蟆头”。我在学校时就学会了抽烟，那时只能偷着抽，既怕老师发现，也担心家长斥责。下乡了没人管了，随便抽，但常抽卷烟抽不起。刚抽老乡家的烟，可能是烟叶直接晒干就拿来了，有劲、太冲，抽一口（像吃干粮那样）噎得慌。后来，我试着自己“勾兑”烟。当时城里能买到两种散烟，一是烟斗丝，很细的烟丝，纸包装，没什么劲；还有一种是烤烟，也叫料子烟，把烤烟用香料熏过，切成小块，装到约20多公分长方形的塑料袋里，劲也不大但还有香味，买一袋也不贵。我都是买上一袋料子烟，兑上老乡给的当地种的蛤蟆头烟，然后装在袋子里。想抽时自己卷一颗，既有劲又有香味。有一次回家把烟口袋遗忘在家里了，后来听弟弟说，父亲发现后，知道是我抽的烟也没说什么，曾经抽烟的父亲自己卷一颗抽，说味道还不错。

知青在农村不干活，一身的劲没处使，就容易闹事。一次户里男生非要聚会喝酒，在另处的房东家。当地的土酒，味不怎么样，但是大家喝得很开心。酒可能喝的有点大，有人把带来的火药枪拿出来，比比划划，我怕出事，上前劝阻，劝不住，房东老乡害怕也劝阻，结果这小子朝着房东家的门就是一枪，把门打个洞，房东老乡吓得都出去了。这期间知青们还继续喝，有人说起没完，有人就开始哭，我没觉咋地，也以为别人哭闹是不是装的，后来横七竖八都躺倒在坑上了。这时，房东找的大队和小队干部来了，进屋一看，满地酒瓶子，基本都倒了，我还算清醒。结果我还要给公社的人解释，还受着人家的训斥，最后还要收拾残桌。真希望我也醉倒了事。从此知道自己还有点酒量。但以后坚决不在户里与他们喝酒了。

知青也有被利用的时候。夏天时，生产队要求各家把狗拴好，不能放出来。放出来就抓住充公处理。说是这么说，谁能认真做，看见跑出来的狗，乡里乡亲不好意思处理，就赶回主人家。队上让知青担任打狗队的“重任”，一次户里的几个知青真是从邻队抓住一只大狗。把狗杀了，就炖上了。这时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大队副书记家的狗。这几个人也没在乎。一会儿大队副书记来了，一看狗都炖上，没说什么，但脸色极难看。户里的知青说让他拿点肉回去，大队副书记没要就走了。虽然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梁子是结下了。村民对知青能有好印象吗。

秋收前后，队里成立了以民兵队长为头的打击偷粮的小组，主要是知青参加，我本身是“看地”的脱不掉，又找了几个知青。当时觉得打击偷窃是正义的行为，但作法简单粗暴，晚上突然闯入人家，翻箱倒柜，找到粮食就背走，还记下名字，后续处理。没翻到东西，也不说什么就走了，基本把队里的人家摸排一遍。现在想来，即使人家偷了粮食，这种作法也不妥，吓着老人孩子不说，这是对一个家庭的侵犯，有失文明。

还有一次，得知到确切消息，邻村的一个村霸惯偷，偷了我们队里好多玉米，队上派了马车让我们知青去解决，户里我们去了6、7个人。到他家找到了偷窃的玉米，都装上车了，他本人没露面，藏起来了。邻村的好多村民围观。当我们要离开时，他拿着镰刀突然跑出来，要拚命的架式。户里有一个打仗出名的男生H，站在马车上用棍子与他对峙。口角不停，身体没动，僵在那里。这时，平时看着一个很老实的男生Z，慢慢靠近他，劝他有话好好说，对方以为来劝说的，看样子也不像是他的对手，没对他挥刀恐吓。Z靠近他身体时，突然夺下他手里的镰刀，一个绊子将其放倒，其他人一拥而上，将他用绳子捆起来了。扔到马车上，我们连人带货拉回生产队。H的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令我们刮目相看。真是人不可貌相。马车走到半路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跟上了我们，问我们是哪个队的。没说别的，我们也没在意。到生产队里，才知道他是公社的公安助理。他说一会儿带走偷窃者处理，队干部让其他人先看着偷窃者，粮食充公，放到队里，助理去了队干部家。没人搭理我们了，也不给这个行动一个说法。我们这才有卸磨杀驴、上当受骗的感觉。后来老乡说，公安助理去队干部家吃饭去了，后来他把偷窃者带走后怎么处理不得而知，估计也是给放了。对邻村的威慑作用起到了，知青的恶名也落下了。

在看地过程中，我还真遇到一个农村妇女偷玉米，我便在暗地里跟着，她装了一面袋玉米扛在肩上往回走，我一直跟着，她快到家了，发现我了，走的很快，我一直跟她到家，我说把玉米送到队里吧，她见我没有通融的意思，也不认识我。只能把玉米袋子扛到队上。事后，一起看地的老乡S对我说，你抓不抓她都行，实际偷玉米的多了，你不抓，他还感谢你，还能交个朋友。我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认同，我想既然队上让我看地，发现偷庄稼的就要抓，不然对不起队上的信任。后来听说年底的时候，队上对她做了应有的惩罚。

秋收割地后，玉米都堆在地里，看地的增加了夜班和人手，从集体户又选了好几个人，我和一个同户的男生，晚上穿上大衣，巡视一圈后，就躺在玉米堆上看星星，那时的夜空深邃，星月明亮，令人浮想联翩。看到七星北斗转到下半夜了，我们就回去了。后来为“看地”和看“场院”（把粮食脱粒、扬场的地方）方便，我住到大队部了。

有一天接到家里的来信：说今年要恢复高考，你快回家一趟商量商量。当时在农村，信息闭塞，没一点这方面的风声和传闻。加之队干部认为我表现很好，我也就不好意思请假回家，就没回去。说来巧了，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学学过的课本没用了，可我鬼使神差，还随身带到乡下去了。第二天下地时，从箱子里翻出在学校没学全的中学课本带上，在苞米地里偷偷地看。因为通过考试而不是通过推荐上大学，对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父母为普通百姓的人来说，不啻是前途出现了曙光、心中燃起了希望。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10月下旬，恢复高考的信息传到乡村，小队大队干部都支持，以为反正也没谁能考上，谁愿意试试就鼓励。这时才请假回家。父母早就动员外地的亲属掏弄不少文革前各省高校的高考题；也搞到了补习班的听课证。这期间长春各大高校已开始办高考补习班，有的是不收费，有的是收很少的报名费，但限制人数。我分别到东北师大（当时称吉林师范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现已合并到吉林大学）听过课，现在恐怕没人见过那个大场面，三、四百人挤在大教室里听中学教师讲数理化。听课的学生无论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差距较大，文G前上过高中的“老三届”，解释听课内容有的比老师讲得还明白。而像我们这些“文G少年”在大批判和“开门办学”中度过中学时代的人，好多内容没学过，所以听不懂，去几次就不去了。看着文革前的高考卷，特别是理科卷，简直是看天书，绝大部分题都看不懂，就别说做了。只好在家把几年的中学课本找齐，囫囵半片地复习教材的内容。

当时的中学不分文理科，学校数理化课程学的多一些，语文政治大都学些大批判的文章，由于对文G前十七年教育的否定，教材里有价值的东西不多。可是我喜欢看书，也看了一些书，不偏科，所以对是报考理科还是报考文科拿不定主意，父亲态度坚决：“咱家成分不好，学文科以后工作麻烦多，还是学理科把握”。经与父母反复商量，按学校梯次报名，第一志愿吉林大学化学系，第二志愿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第三志愿镇江农机学院。随后，我赶紧回乡下了，办报名手续，当时报名手续还要大队和公社审批。七队集体户里有三、四个人要报考，知道我学习还可以，邀请我去他们集体户住，大家一起复习。我就在他们集体户住了一段时间。

记得高考那天是11月28日。榆树县地处吉林北部，这个季节已是冰封大地。天还未亮，我就从集体户的大炕上爬起来，敲开水桶中的冰层，舀了一瓢水，喝一口、洗把脸，提提神，吃一块掉地上都能弹起来的硬饼干，便匆匆向公社赶去。雪后大地，一片皆白，在微红的晨曦下，迎着“小刀”似的寒风，伴随“嚓嚓”踩雪的脚步声，奔波十几里赶到公社，这里已是人山人海，应试的、看热闹的、赶大车来送考生的，比赶集还要热闹。

公社的中小学，可能还有一些办公房都用作了招生考场，这里汇集了11届的考生呀。我在的考场是一所小学，平房里的教室，生着一个冒烟的炉子，还是很冷。由于地面是不平的土地，坐在椅子上常常左右翘动。考试时，监考人员态度和蔼，话并不多，有时还出去。但大家除了看黑板，眼都不敢斜视，更没有一个人抄袭或说话，考生们都怕行为上的一点差池导致考试机会丧失。当年吉林省语文卷的作文是两题选答一题，我选题目是《伟大的胜利——难忘的1976年10月》。答卷时，手冻得直哆嗦，可紧张和兴奋使棉袄里子和衬衣都已汗透。

中午间休，到饭店吃饭（当时饭店很少，公社也就一家），进去一看，人都站满了，饭店的饭早被先来的人买完了，只有饭店免费提供的一大锅汤（酱油加葱花），有的人就着汤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们就到附近的老乡家交钱吃饭，乡亲们很热情，不要钱，但的确困难，我们都坚持给钱。下午考试结束后，搭坐队里的马车回集体户，天下起了小青雪。有人说了一句“瑞雪兆丰年，也兆命运”。心想但愿能交好运。

当年考试只考四科（数学、政治、语文、理化），不考外语。考了两天好像意犹未尽，第三天是报考外语院校的考生考外语。我们又去看热闹，考场居然让我们进去看。一间考场就2—3个人，可以带字典。与一考生聊几句，外语是业余有兴趣自学的，因当时中学教那点外语少得可怜，农村学校有的根本就不开外语课。当时如果有一点外语基础的，文化课过得去，基本都能考上。

高考结束没几天，突然接到通知，参加高考的考生还要重考一次，搞得我们很紧张。原来，我们所在的榆树县考区，有人举报个别考场有人作弊，长春市教育局不得不组织一次重考，考题与高考题目是同类型，以检验高考成绩的真伪。结果也不知怎样，凡是我知道和认识的考生没有因重考被除名的。这就是我经历的两次高考。

又过些日子，闵家公社通知我参加体检，要到20多里远的大坡公社。第二天和三队知青L搭伴顶着严寒赶往大坡。近中午时到大坡公社卫生院，这里已被考生围得水泄不通，因为周边几个公社的考生都集中到这里体检。一起参加考试的许多考生没接到体检通知，估计可能考分不够被淘汰了。上学后才知道当年吉林省参加高考体检的最低分数线是181分。

年底分红，买了20斤干豆腐、四五十斤的猪肉半子（有前后腿的半片猪肉中间再切一半），分了100斤大米，还剩100多元钱。农村这时也没活了，集体户知青一块回家，因为都带着分的大米和买的肉，东西太多，跟生产队里要的马车，送我们到车站站台。火车一进站，让女生先上，男知青先上去一两个人把车窗打开，其他人把大家的东西一块都从窗口塞进去。外举里接，东西上车后，人才上车。其他集体户的知青也是这样。哪有时间买票，火车里的行李架、座位上都是大包小包，人都挤站着。也没人检票了。下车出站时，那时也不知那么有劲，接近160左右斤的东西，连扛带拎系一身。每人都是重载，往外一冲，谁也挡不住，检票员来不及看票，人都出来了。回家后，看着这一堆东西，都不知怎么折腾回来的。给父母交上我赚的工钱，父母说这钱你买块手表吧。我花了120元买了一块上海全钢防震手表。后来上学直到工作我都一直戴着。

1978年3月初，陆续有人接到入学通知书了，听人说公社怕通知书寄丢了，不往大队和小队发，考生自己到公社去领。我当时正在家“猫冬”，父母催我回集体户看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回到闵家，到公社一查，我的通知书已到两天了。当真正看到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的通知书时，忘记高兴了，大脑一片空白，半晌才相信这是真的。办完户口和粮食关系赶紧回户里取东西，找队上联系马车。大队会计帮我联系好马车，又把我领到家里吃饭，我受宠若惊，在土炕上对饮“小烧”，一下子就热到了心里，回想公社的工作人员给我通知时羡慕和祝福的目光，你能真正感到，中国有大多数老百姓可能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从心里对知识非常尊重和向往。

第二天大队的马车送我到车站。闵家小站的站台上，几乎就我一个人等车，旁边是一只木箱和一卷行李。但我并不感到孤独，从未觉得过天是这样的蓝，雪是这样晶莹剔透，北风好像在欢唱，周身寒彻，但心涌热流。火车进站传至脚下的震动，仿佛是阵阵欲响的时代春雷。踏上列车，我朦胧感到，知青生活结束了，一个新的人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