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陆学派，也称为心学，是由程颢开创，陆九渊继承和王守仁（王阳明）完成的。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他与朱熹是朋友，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各方面都存在分歧，他们也围绕哲学思想进行了很多辩论。

首先，我们来讲讲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中“心”的概念，朱熹和程颐都赞同“性即理”，而陆九渊则认为是“心即理”。这两句话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区别，但是是他们两派哲学思想的根本区别。我们在前一章看到，在朱熹的系统中，认为心是理的具体化，也是气的具体化，所以心与抽象的理不是一回事。于是朱熹就只能说性即理，而不能说心即理。但是在陆九渊的系统中，刚好相反，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在心、性之间做出区别，纯粹是文字上的区别。关于这样文字上的区别，他说：“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心、才，都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象山全集》卷三十五）。

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但这个具体的心是什么，在王阳明的思想哲学中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王守仁（1472-1528），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军事家。早年信奉程朱理学思想，要寻求世间万物的知，所以有格物致知。后来因为仕途不顺，被发配到贵州偏远的龙泉驿，在那里有产生了顿悟，称为“龙场悟道”。

他的这个概念中，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这样，当然就没有，朱熹如此着重强调的、抽象的理世界的地位。王守仁也主张心即理，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根据朱熹的系统，那就只能说，因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因有忠之理，故有忠君之心。可是不能反过来说。但是王守仁所说的，恰恰是反过来说。根据朱熹的系统，一切理都是永恒地在那里，无论有没有心，理照样在那里。根据王守仁的系统，则如果没有心，也就没有理。如此，则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王守仁用这样的宇宙概念，给予《大学》以形上学的根据。我们从第十六章已经知道，《大学》有所谓“三纲领”、“八条目”。

关于三纲：

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王守仁将“大学”定义为“大人之学”。关于“明明德”，他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关于“亲民”，他写道。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物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关于“止于至善”，他写道：“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现，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

关于良知

“三纲领”就归结为“一纲领”：“明明德。”明德，不过是吾心之本性。一切人，无论善恶，在根本上都有此心，此心相同，私欲并不能完全蒙蔽此心，在我们对事物做出直接的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总是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就是说明这一点的好例。我们对事物的最初反应，使我们自然而自发地知道是为是，非为非。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之为“良知”。我们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遵从这种知的指示，毫不犹豫地前进。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借口，不去立即遵行这些指示，那就是对于良知有所增损，因而也就丧失至善了。这种寻找借口的行为，就是由私意而生的小智。

他认为人人有做圣人的潜能。他可能成为实际的圣人，只要他遵从他的良知的指示而行。换句话说，他需要做的，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或者用王守仁的术语说，就是“致良知”。因此，“致良知”就成了王学的中心观念，王守仁在晚年就只讲这三个字。

《大学》的八条目

《大学》中的八条目包括：致知、格物、诚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致知”就是“致良知”。自我的修养，不过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行罢了。

对于“格物”的解释，王守仁与程颐、朱熹都不相同。王守仁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他以为，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方法。致良知，必须通过处理普通事务的日常经验。

“诚意”、“正心”。按王守仁的说法，诚意就是正事、致良知，皆以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这种不诚，与程颢、王守仁所说的“自私用智”是一回事。意诚，则心正；正心，也无非是诚意。

其余四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照王守仁的说法，修身同样是致良知。因为不致良知，怎么能修身呢？在修身之中，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亲民；在亲民之中，除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什么可做呢？如此，“八条目”可以最终归结为“一条目”，就是“致良知”。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心的内在光明，宇宙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所以致良知也就是明明德。这样，全部的《大学》就归结为一句话：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