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名叫李金芳，小名存丫头，出生于1956年3月18日。老家金塔县三合乡谭家湾大队第三生产队。
我外爷名叫李大兵，不识字，种的一手好庄稼，在生产队管理过饲养场，喂羊、喂驴、喂马，样样在行。外爷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在最困难的年代，日子过得要比别人家好一些。外爷还是个很讲究的人，对子女要求很严，吃饭一定要把碗端在手里，鞋脱下来要在该放的地方放整齐，否则就要挨打，直到你记住。
我外奶名叫李秀兰，勤劳善良，喜欢干净，饭做得特别好吃，经常给工作组知识青年做饭。外奶人缘好，会过日子，一大家子人，家里里里外外收拾得很干净，我还记得她的炕上铺得整整齐齐，夏天，屋子里也不见一个苍蝇。不论是针线活还是茶饭，外奶都是行家里手。
外爷外奶一生共生育了10个子女，有两个没有活下来。我母亲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哥哥，李寿年、李才年，一个姐姐李月芳，下有一个妹妹李翠芳，还有三个弟弟李中年、李军年。
母亲的童年正是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家里娃娃多，经常饿肚子，母亲从小就跟着父母铲草，外奶在哪里干活，母亲就把弟弟妹妹背到哪里，六岁时，就已经会做饭、蒸馍馍、烙饼子。小小就学会了搓麻绳、打焙子、纳鞋底，做衣服。母亲很有眼色，会干活，把弟弟妹妹也带的好，给父母帮得个好忙，由于家务量重，她从小就没有上过学。
我母亲的腿上有一块很大的疤痕，摸起来硬硬的。在母亲的记忆里，那是六二年，她得了一场大病，据说是脑膜炎，送到三合乡卫生院，卫生院的大夫不接收，说是孩子已经没救了。外爷没有放弃，又拉到东坝乡找花大夫，花大夫说，有个针打上，或许能活，外爷同意了。据说打了两针以后，母亲的腿特别疼，回去一看，肿的很厉害，而且化脓了，需要每天上药。谭家湾村到东坝乡也挺远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外爷开始每天背着这个可怜的丫头去上药，外奶也背，姨妈也背。母亲还记得当时外爷说，这丫头以后可能找不下对象，自己使唤吧。
母亲记得自己是15岁时到生产队开始上班，挣工分的。当时上班干的活是拔蒿子，母亲干活很踏实，大人拔多少，她也能拔多少。
母亲19岁时找下的对象，1974年结得婚，我奶奶家就在谭家湾村二队。当时我父亲在三合乡的商店里上班，家里的农活全靠母亲一人侍弄。1976年3月有了我哥哥，我是1978年3月出生的。小时候，我家门前有条水沟，和二叔、三叔在一个居民点上，和奶奶家隔着一排地。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去割麦子，我会提个小筐去拾麦穗。学校在三队，在我大舅舅家的旁边，我二舅舅当时是学校的老师。要上学了，母亲用碎花布给我缝了个书包，当时觉得特别好看。我小名叫花花，用金塔话叫花啊子，受母亲的影响，我小时候很懂事，街道上来了拨浪子，就是卖针头线脑或者卖玉米做的那种拐棍，糖果什么的，我也喜欢看，但我不会缠着大人去要。我小时候胆子小，有一次，坐车从金塔到谭家湾，父亲把我交待给了一个熟人，说到谭家湾二队了，让我下来，结果我明明知道到站了，可是那个熟人把我忘了，正好又没人下车，车就没有停。而我却不敢给司机师傅说一声，停一下车。一直到了下一站，大厨房，有人下车，车停了，我才赶紧下来，又顺着路倒走回来。路上还碰到了在滩里放羊的小姑妈，一下子不害怕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
1986年，我八岁，我家搬到了城里，居住在金塔县宝塔街9号，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的小学、初中生活。刚搬到城里，我和哥哥的居住和上学条件都比以前好了。可是因为父亲在食品公司上班，工资并不高，忙惯了的母亲哪里能闲的下来。她一面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一面出去打工挣钱。87年那会儿，到蔬菜厂切洋葱、剁甘草，切洋葱环境比较恶劣，我去给母亲送过饭，太呛了，眼睛都睁不开，直流眼泪。后来母亲嫌工资低，在建筑工地上还干了两年的零工，搬砖头、和水泥什么的，男人能干的活，母亲也能干。九十年代初，金塔县的脱水蔬菜比较火，家属们都到脱水菜厂择菜去了，我母亲也不例外。母亲干活干净利落，效率高，到哪里都很受欢迎，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九三年母亲琢磨着想自己干个啥，决定是要卖瓤皮子。一辆架子车，经过改装，上面带个柜子，每天起早摸黑拉到市场上，摆上一张桌子，几把小凳子，这生意就做起来了。记得当时办手续很不容易的，母亲是个老实人，又不会吆喝，还不会算账，做生意的难度可想而知。记得那时候，我也帮母亲洗过面，家里有两个涮瓤皮的罗，很大的一口锅，粉水里要加些食用颜料叫什么黄，瓤皮才是黄色的。吃瓤皮有一种调料，芥末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想来，母亲摆这么个摊子，我可以帮忙洗个碗、收个钱，推推车子什么的，但当时我却认识不到这一点，感觉母亲做生意，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我是很少到市场上去的。听母亲说，瓤皮生意只做了两个月，因为父亲得到乡里去工作，我和哥哥吃不上饭，就不做了。
九三年、九四年，我和哥哥先后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塔中学毕业了，并考到了理想的中专学校，家里开支一下子大了。而恰在这个时候父亲单位改制，下岗了。记得当时，父母亲尝试着种过蘑菇，厂房就在食品公司的院子里，蘑菇倒是也种成功了，还拉到市场上去卖。不过也没卖多长时间。到底做什么好呢？记得有一次，我父母为省车费，骑着自行车去酒泉，五十多公里的路，当天去当天回的，应该是去丁家坝、营门考察粉条市场。后来，他们就真的开始卖粉条了。
这一营生父母整整做了七年，除了过年休息几天，风雨无阻，一天不落。父亲当过兵，握过笔杆子，也会打算盘，是个文人，突然开始作生意，有着太多的不习惯。开始卖粉条，首要的是去提货。提货时得看粉的干湿情况、卫生情况，提什么种类、各提多少，还要讨价还价，考虑到运费的问题，还要考虑一车要怎么个装法，就这样晃晃悠悠拉回金塔，再一捆捆的搬到家里，我家里面一套二的房子，里面全是各种粉条。每次提粉的这一天，父母是吃不上饭的，整整一天，就那么挨着，或者一直紧张着，也感觉不到饿。还记得有一次，父亲没处坐，是趴在粉垛上做车来的，想一想，这是多么危险呀！
母亲没上过学，不会算帐，当时还没有电子秤，就那种带挂钩的秤，我到现在也不会用，不会看，母亲到底是学会了。可当时粉条就卖个几元几角钱，再称上个几斤几两，母亲一听就糊涂了，父亲想了个办法，教母亲用计算器，十个数字母亲是认得的，于是也就学会了，计算器给母亲帮了很大的忙。父亲母亲都是很谨慎的人，摊子上干干净净，宽粉、细粉、珍珠粉、红薯粉等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的码着。前一天晚上就要把车子装好，刚开始是手推的架子车，后来换了脚踏的三轮车。装车是有技巧的，先放哪个，后放哪个，装好了，还要用绳子捆住，保证能出得去我家的街门，走在路上还要稳稳当当，刚出了我家的胡同，要上马路，还得上一个坡，非得有人推一把，印象中，这些事情我实在是没帮上父母什么忙。只是少有的几次，父亲提粉回来，我帮着往屋里搬，一次抱上两捆子，一趟一趟的搬，父亲在屋里踩在凳子上，码垛，一直码到房顶。
现在想来，卖宽粉这桩生意，父母还真是选对了，虽然辛苦，利润也薄，但父母到底是会过日子的人，靠这个，硬是把我和哥哥的学供着上了出来，当时，父亲每个月给我400元钱，在宿舍里，我的钱算是宽裕的，我从未委屈过自己。当时也不曾感觉父母挣钱是多么不容易，不过也清楚地记得，每次放假回家住上一段时间，看到父母省吃俭用过日子，我就有一种负罪感，就觉得自己在学校里花钱真是太随意了。
从九四年到二零零二年，母亲刚开始做生意应该和我现在年龄差不多，我现在已感到腰酸背痛，可母亲那会儿艰难的岁月才刚开始，早上天不亮就起床，骑着满载重量的三轮车上市场，晚上天黑了才回到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休息几天。要说做生意的人，手上是不缺零花钱的，可是母亲这个人，当时是连三角钱的一个热馒头也舍不得买的。父亲去提货得一天，那母亲就一天都不吃饭，一直到晚上回家再做饭。母亲说也不觉得痛苦，反正就能坚持。最让母亲做生意心碎的是有几次，被人把帐倒混了，算不清楚了，给人多找了钱，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母亲让旁边的人照看摊子，跑进市场里去追，去找，我想她一定是流着泪，难过的不得了。
母亲因为小时侯得过一次大病，生完孩子，做过节扎手术也没有休息，她的身体一直不好。睡不着觉，肠胃也不好，还特别怕冷。母亲还是个特别讲究的人，饮食一定要细致、干净，贴身穿的衣物和床上铺的、盖的，一定是纯棉的。可想这八年在市场上，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本来她应该在家做饭，可是父亲在市场上熬不住，也留不住买主，所以擅长做家务的母亲成天都在市场上，不会做饭的父亲则在家里做中午饭，给母亲送饭。从我家到市场上骑车得十来分钟，母亲又喜欢吃个热饭，可是有时候饭送到了，有买主，也吃不上呀。我也给母亲送过饭，冬天特别冷，母亲穿着厚得不能再厚的棉衣，脚上穿着军用的大头皮鞋，手都冻得不灵活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的中午饭一年四季都是在外面这样凑和着吃的。当时，市场还很不完善，卫生间也不方便，母亲怕错过了买主，父亲不在的时候，连水都不喝，一白天都可以不去卫生间的。晚上收拾了摊子，把卖剩下的粉再装车拉回来，上个厕所，洗一洗，八九点了，母亲才要开始做这一天中能在家吃的一顿饭。一天了回到家，就觉得家里处处是好的，再累也有精神做饭，吃完饭，母亲洗锅，父亲就开始数钱，计帐，父亲会计出身，算盘打得哗啦哗啦响，帐记得清清楚楚 ，当天净收入了多少，第二天要备上多少零钱，父亲会把一张张零钱叠放的整整齐齐。
就这样八年如一日，我和哥哥顺利的上完了中专，参加了工作，找对象结婚，摊子都依然摆着。一直到2002年6月，侄儿的出生，终于让父母放下了这个他们坚持了多年的营生，搬到嘉峪关火车站附近的生活区去居住，照管孙儿。
转眼，我侄儿十三岁了，父母亲，两个地地道道的金塔人，因为儿子、儿媳在嘉峪关工务段工作，现在也成了嘉峪关人了。这让生活在酒泉的我有机会经常来到嘉峪关这座美丽的城市，看望父母比起到金塔就方便多了。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感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