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才气，他的豁达，他的为人，他的为官……凡此种种都注定了他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只有他历经千年，依然鲜活，依然耀眼，他是注定要传世的。
在中国浩渺的历史长河中，文人多如牛毛，其中亦不乏璀璨耀眼者。但若论最引人夺目，让历史无法忘怀的，一直认为非一人莫属。
他就是苏轼。
苏轼的明亮在于他的特别。而他的特别，则源于他独一无二的为人和学识。
苏轼的为人，用他的侍妾王朝云的话说，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因为他的不合时宜，注定了他的坎坷人生。
在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进行时，苏轼先是上书批评新法引起的种种弊端，建议神宗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然后又在开封府进士考试时，出题影射王安石怂恿神宗独断专任，败坏国事。结果触怒王安石，被诬告贩运私盐，接连遭到“变法派”的打击排挤。无奈，只好在熙宁四年（1071年）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此后十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等地，且不断受人诬告陷害，以致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险些被杀。直到1085年，神宗死后，才得以回京任职。
苏轼外任十多年，吃尽了“变法派”的苦头，可是当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时，他又唱起反调，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说新法与旧法各有利弊，且推行多年，即使要废除新法，也需循序渐进，不可骤然废之。
司马光拒不采纳他的建议，苏轼又在政事堂议政时陈述自己的观点。苏轼的不合作态度，令司马光非常气愤。当时的御史、谏官多为司马光推荐，尽管司马光并未授意，他们也知道应该怎么干，于是苏轼又开始不断遭到“保守派”的攻击陷害，两年后不得不再次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出任杭州知州。
此后4年，苏轼曾两次被召回中央任职，但打击迫害如影随形，元丰八年（1093年），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再次请求外任，出任定州。
但外任又岂能躲过祸灾？这一年，哲宗赵煦亲政，起用“变法派”，黜退“保守派”。重新掌权的“变法派”对“保守派”大举报复，苏轼又被当做“保守派”遭到攻击诬陷，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岭南的儋州（今海南省儋县西北），直到哲宗死后，徽宗赵佶即位大赦，才得以“内移”，而苏轼最终也没回到京城，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死在北归途中，终年65岁。
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容于“保守派”，后半生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即便是在去世后，还要被人诬陷。
他去世第二年，蔡京出任宰相，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120余人定为奸党，刻碑立于各郡县，名曰“元祐奸党碑”，苏轼也名列其中，他的文集，也被蔡京下令禁毁。
苏轼的“不合时宜”，让他吃尽了苦头，然而他的“不合时宜”并非任性所为，也非庸人刁夫所说的“不识时务”。他之所以既不追随王安石，也不追随司马光，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是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一己私利。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他所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某一集团的认可，甚至不是皇帝的赏识，他忠于的只有自己的良知和天下苍生。
只此一点，已注定了他的多舛和伟岸。比起那些顺风顺风的宠臣，他的境遇是多么凄凉，但比起那些畏于帝王、权臣的淫威，苟且偷安、见风使舵的“俊杰”，他又是多么难得。只是一个“不合时宜”就不知比周围的人高出多少。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引人注目？
然而，他的夺目，不止于此。
当他因言获罪，屡遭贬斥时，他的身上又散发出另一种常人没有的光辉：他的达观洒脱。
他是一个诗人，所以喜欢“诗言志”。结果，人们不但知道了他的洒脱，也记住了他精妙的诗词。
被贬黄州时，他作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其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不禁让人为之赞叹。
此间，他还作下了大气磅礴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尤其喜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句。长江朝东流去，千百年来，所有才华横溢的英雄豪杰，都被长江滚滚的波浪冲洗掉了。这是何等的气魄，已经超越得失荣辱，直接追问生命本身。
在被贬密州时，他又作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传播最为广泛。月亮也有圆缺亏损，有着自己的遗憾，相应的，人生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的洒脱豁达，充满了哲理。
此间他的诗词，除了对政治和人生的思考，也有对景物的深情描述。如他贬谪杭州期间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以绝色美人喻西湖，可谓新奇别致神来之笔。这一出色的比喻，被宋人称为“道尽西湖好处”的佳句，以致“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名。后来的诗人甚至为此搁笔：“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
屡屡地打击，不但更加凸显出苏轼的大气，也成就了苏轼的诗词。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张晓风在《不朽的失眠中》的感慨：感谢上苍，如果没有落第的张继，诗的历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诗，我们的某一种心情，就没有人来为我们一语道破。
如此，因苏轼的坎坷遭遇，诗的历史上又多了多少好诗好词，我们又有多少种心情，被贬谪的苏轼一语道破。
如此说来，苦难也并非一定是坏事。要看它遇到了谁，遇到了苏轼，就变成了平和的微笑和不朽的诗篇。
苏轼的诗词好，是出了名的，可是让人称赞的，却不止是诗词。
他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全才。
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北宋名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创了宋代诗歌的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尚，为豪放词的创始人；书法上为宋初四大书法家之一；绘画上“朱竹”别具一格；……在多种艺术上，苏轼都代表着当时的极高水准。
但奇怪的是：苏轼是书法家，有人说他连执笔都不会，同样的，身为杰出的词人，李清照却说其不懂音律和句读。
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有人的解释是其汪洋恣肆的才气，才使他在各种艺术上纵横驰骋，游刃有余。在文学史上，苏词与李白诗一样不可刻意去学。我很赞同此说。
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才子，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虽然苏轼在每一个领域都未必是最好的，但整体来看，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如此高成就的，整个宋代，乃至整个中国，除了苏轼，恐怕再无一人。
苏轼有足够的理由骄傲！
苏轼的才学是公认的，他的政绩也是有目共睹。甚至，很多普通百姓，牢牢的记住了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才子，而是一个好官。
元祐四年(公元1089)，苏轼被贬杭州时，灾荒、瘟疫流行。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体恤民情，派人做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他自己捐了五十两黄金，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作为治病基金，设立了由官府主持的“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他经常躬身病坊，派寺院僧医管理坊事，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安乐坊”即为世界上第一个公立医院。
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正月，杭州又爆发了严重的瘟疫。病人的主要症状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这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一筹莫展，救治无方，又因粮食短缺导致粮价暴涨，出现了大面积饥荒，不少人被迫用草根树叶来填肚子，处于下层的杭州百姓饥疫并作，无钱医治，许多人不治而亡。
为了控制瘟疫的流行，苏轼以民生为重，将好友巢谷专治风寒时疫的“圣散子”秘方公诸于众。他让杭州僧人按方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免费布施百姓，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祛除瘴气。苏轼的药立竿见影，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得以康复。
但此方的得来却并非易事，在苏轼多次苦苦相求下，他的好友巢谷才违背祖训，把“圣散子”秘方告诉了他，并要他指江盟誓不再传授他人。然而为了百姓民生，一向重信的苏轼，违背了他的诺言，把药方传给名医庞安常，要他传于后人。庞安常没有辜负苏轼，在他的著作《伤寒总病论》附着此方，传于天下。
同年，苏东坡见西湖年久失修，淤积严重，许多有钱人把西湖一部分占为己有，更糟糕的是湖水被污染，人们只能喝钱塘江里有点咸味的水。于是上奏朝廷，多方筹措治湖经费，并亲自规划设计，带领军民疏浚西湖，将清理出的污泥变废为宝，在湖中筑起一座长堤，供百姓们过河，然后又在上面遍种花木。
由此，有了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西湖也得以恢复了本来面目。西湖与苏轼，实在是分不开的。
苏轼不但勤政爱民，而且立足实际，法理兼顾。《春渚纪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两个人，一个被告，一个原告来到了衙门。被告是做扇子的，原告是一个绸缎商，被告曾经向原告借了大概有价值两万钱的绸缎，用来做扇子，时间到了没有还。于是绸缎商不干了，把他告进衙门。
苏轼一问才知道，这个做扇子的，父亲去世了，贴了一大笔钱，赶上夏天到了老下雨，扇子人家用不上，做出来的扇子卖不出去。
这怎么办呢？苏轼想，如果判他必须限期还钱，那就是逼得他家破人亡，可这绸缎商也要生活，不判还钱，他又怎么办？
思来想去，苏轼对卖扇子的说，去你们家拿上20把扇子，我来给你卖扇子，把人家钱还了。
这人听了还有点发懵，但既然知州说了，就回家里抱了二十把扇子。苏轼二话没说，拿起判笔，开始在扇上画一些石头，画一些枯木，画一些竹子，画一些兰花……画完后，苏轼告诉那人，你现在拿到外面去，一把至少能卖一千钱。果不其然，这位仁兄拿出去一卖，一会儿两万钱就回来了。
苏轼判案，依据法律，也结合实际。他认为法律是为民众服务的，不是迫害民众的。苏轼的断案理念，是否也应该给我们今天“铁面无私”的法官们一些启示呢？
无疑，苏轼是一个好官。他始终都秉承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对于百姓，他一刻也不曾忘过，无论是在京城，在杭州，在黄州，还是被贬海南，无论他有权力还是没权力，他都尽力为百姓做事，他自称是“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民”。
而百姓对他也是极爱戴的。
他来到杭州时，百姓夹道相迎；他离开杭州时，百姓又夹道相送。
杭州的苏堤、东坡路、学士桥……众多以他命名的地点，无不表达着百姓对他的怀念。
他只在登州做了五天知州，他走后，却得到百姓设祠纪念，于是有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佳话。
他喜欢手执纸扇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这个造型，被当时的文人雅士争相效仿，大家以此为高雅和时尚。
因为爱戴，人们又编出了苏小妹这个可爱的才女，杜撰出她与苏轼的种种趣事。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故事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中有人们热爱的学士。
就是这样，苏轼以自身耀眼的光芒，被各个阶层的人牢牢记住。他像一个多棱镜，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样的光辉，灿烂。
最终构成了一个无人替代，历史不能忘记的苏轼。
诗中，词中，民间传说中，他的身影无处不在。
他的才气，他的豁达，他的为人，他的为官……凡此种种都注定了他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只有他历经千年，依然鲜活，依然耀眼，他是注定要永恒的。
当林语堂先生的《东坡传》传到西方时，苏轼同样的倾倒了很多西方人。2000年，在法国《世界报》评出的上一千年十二位“世界千年英雄”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苏东坡。2000年7月法国《世界报》用两个整版介绍了他。
这不奇怪，他注定要传世的，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空间，因为他有着人类太多的赞叹，太多的亲切，太多的热爱……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名字就响彻在那里的天空，响彻在那里人们的心坎上。
人们喜爱苏轼，也需要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