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排那三间房子是我们家的主屋。
主屋
主屋房基很高，得踩几步台阶才能跨进去。东西两间是卧室，各有两盘炕。中间是屋地（堂屋）。
门开在正中。进门左边是灶台，风箱，很大的铁锅，扣着大大的铝锅盖，一家人的三餐都从这里面端出来。到饭点了，竖在墙边的矮饭桌就会被放到屋地的中央，周围一圈摆上小板凳，高蒲团，一个大碗又一个大碗从灶台边递过来，人齐了，就开饭了。印象最深的是地瓜粘粥，金黄的玉米粥粘稠，红心的地瓜块香甜，有着铁锅柴火熬出来的特有的香味。逢春节，这间的北墙上要挂族影，下面是高高的供桌，摆着供养，香烛点起来，张家的祖先们慈眉善目，在摇摇晃晃的烛光里，安详地看看一家子人忙年。
西边这间先是住看老奶奶，后来是奶奶。进门左边是占半间房的大炕，很高，大人都得跳一下才能坐上去。炕对面沿北墙摆放着衣橱箱柜，炕前空地靠西墙放着老式梳妆台，一面红木框的老镜子挂在墙上，四十五度角悬倾着，正对着房门，镜子右下角印着红的白的牡丹花，仰着脸看镜子，镜子里的人也以好奇怪的角度看过来。
在这个大炕上，先是老奶奶带我，后来是带我和弟弟，大些了，是奶奶带我和弟弟，我们在这个炕上睡着，长到了上学的年纪。
那时小，对老奶奶的印象很模糊，听娘说，她带我弟弟的时候已经九十多了，有时娘下班晚，弟弟哭闹不肯睡，抱不动，老奶奶就用大襟兜住他，在外面一直转圈，直到娘回来。大晚上的，还是小脚。我只记得吃，在那大炕上不时会吃到很稀罕的冰糖，那是远在东北的爷爷们孝敬老奶奶的。老奶奶后来去了东北，老在了异乡。
后来，跟奶奶一炕睡，听了一脑袋的故事。皮狐子精，马兰花，懂鸟语的公冶长，小老鼠娶媳妇……奶奶不识字，大约只认得和会写自己的名字------“于秀英”，那些故事都是她从长辈那里听来的吧，在漫漫长夜里，她又反复地讲给我们听，直听到我们梦里去，“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只大绵羊，你吃肉来我吃肠”，都快单曲循环了，更不用说那些狐仙鬼怪，听着听着在梦里就续上了，上天入地，精彩又刺激。
奶奶放在今天来看，大抵也算个有文艺情结的老太太，一辈子只会做些对生存全无裨益的事儿。她会剪纸，猴子吃桃，老头儿背老太，老头老太喝茶抽旱烟，几剪子就出来了，活灵活现。她会画画，主屋正门两侧的粉墙上有她用彩色粉笔画的牡丹，大朵大朵的，有一层层的花瓣，红的黄的粉的花，绿的枝叶，长在花瓶里。每当画儿颜色变浅了，我和弟弟就会争相去描，踩着凳子，沿着奶奶画的线条，一笔一笔地很认真很郑重地重画一遍，于是，那些牡丹就常年地鲜艳着。她还好收藏，银簪子，银坠子，缠丝工艺制作的花朵，精致繁复，象征吉样的蝙蝠，饱满的银桃子，镶嵌着宝石，幽幽地发着暗红的光;各种刺绣，细密的针脚，丰富的色彩，让人叹为观止;丝绸的衣物，是她做姑娘的时候穿过的，暗绿色的底，精致的小花，丝滑的手感……她用一个包袱包着它们，小心翼翼地收在箱子里，就象藏起了一个奢靡的时代。而我，被它们深深地吸引着，仿佛透过它们看到了那些衣饰华美的旧时光。
我和弟弟都能写，会画，善感，现在想来，奶奶的熏陶功不可没，虽然她一生都贴着“无用”的标签，可我始终认为，是她，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留在了我们的生命里，比如，感知美的能力。
大炕上的故事还有很多，弟弟两三岁，我五六岁，他四五岁，我七八岁，最皮的时候就在这炕上，从被子这头拱到那头，边笑边闹，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打着打着就恼了……
还记得有一阵儿迷古装，披上床单，头发束在头顶，扮女就扎成髻，插上花，扮男就用手帕系上，在老镜子前装模作样，幻想穿越古今，心里美的不行。
还记得那时晚饭后，喜欢站在主屋门前的台阶上，看壁虎，看飞蛾。门框正中有盏灯，把漆黑的夜擦亮了一块儿，能看到门两边的墙上不时有壁虎停着，泥土的颜色，小而灵活的身子，长尾巴警惕的弯曲着，人只要一动，它就倏然消失在屋檐下了;再就是肥胖的飞蛾，围着灯嗡嗡的转着，不时碰得啪啪作响，把一个个小小的影子缭乱地投到地上，我们的脸上。夜，静静地，看着看着，就睏了，灯关了，飞蛾飞到瓜藤那儿去了，我们也迈着软软地步子去睡觉了。
还记得某个夏天，穿着背心裤头，西间东间瞎转悠，屋地里忙活的娘看了看我，悄声和奶奶说，这孩子长大了。娘话音里有一丝欣喜，我却有了一丝惶惑。
童年，就这样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