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慰安妇日，也是电影《二十二》上映的日子，刚才搜索信息，影片中出现过的黄有良老人最终没有等到今天，在两天前8月12日离世了，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在死前她还抓着儿子的手不甘的说“我撑不到日本人向我道歉的那天了。希望你能继续替我讨回公道。”哦对了，忘记说了，二十二是电影拍摄时我国公开身份的尚存慰安妇的数量。到今天，除去黄有良老人，这个数字仅剩下8位了。

播放该片的影院不是很多，排场也很少，最后选了距离我相对较近的影院中最早的这场八点档，坐在第二排看完了整部电影。其实对于是否观看这部影片，我很犹豫，因为它过于沉重，我可以想象自己几乎会从头哭到尾。最终我坚定的来了电影院，是因为我想既然阿婆们不顾再一次揭开伤疤的疼痛也要来重新诉说那段历史让我们不要忘记，那我就愿意如这部电影预告片所说的那样来深情凝望她们，借用《超级演说家》中的台词，你说，我们来听。

我以为，影片中会是一位又一位的老人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我以为，阿婆们是觉得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一些。但我错了，她们都不愿提及这段可怕的改变了她们一生的噩梦。面对镜头，她们诉说着自己和亲人的别离，诉说着母亲被日军绑住手脚扔到河里淹死，诉说着日本人把试图帮助自己逃跑的好心人活活打死，诉说着后来自己参军打仗时子弹蹭着头顶飞过，差点要了自己的命，但提到那场噩梦，她们说的是“我忘记了，不记得了。”“不说了，不说了。”剩下的是面对镜头用手捂住两眼默默而又深深的哭泣。影片中大约采访了十位左右老人，很巧合的，她们面对这个话题都是同样的话语同样的动作。你想想看，在你面前哭泣的，可都是90岁的老人家，面对生离死别她们尚且都能含泪在镜头前诉说，但对这段噩梦却缄口不言。其实这是一部非常温柔的作品，里面只是展示了老人们的晚年生活现状，关于那段历史，没有太多“干货”，所以你也许会很不解为什么我还是动容到几乎从头哭到尾。因为正是阿婆们这些沉默，更让我感受到她们的伤痛。有位生活在中国的韩国老人，她说“他们会慢慢的进来玩她们。但他们没碰过我。”还有一位老人说“我在日本人的据点生活了3年，他们问我怎么过活。我就找人给我工作啊，我就纳鞋底，用缝纫机做些裁缝活。”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美好的情况并非事实，但是她们这样说让我明白我原来对于这部影片的预想是多么幼稚，面对镜头，没有人愿意诉说自己屈辱的经历，那些经历，是她们在起诉日本政府为自己讨回公道时才会说的，是日军们回国后以炫耀者或忏悔者的姿态回顾历史时才会说的，但绝不是受害者们自己愿意面对镜头诉说的。

那老人们想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一位老人的女儿说“父母从来没有跟我提到过这段经历。我是后来有记者来采访才知道的”。一位老人说“前些年有些记者来采访我，我都不说，来了四五次，我就骗他们。我的孩子们都这么大了，我的儿媳孙子都在这呢，我怎么可能说。”还有位老人说“记者们来了，村里人就知道了我过去的事情。他们就问我，当时害怕吗。我告诉他们，不要问了。”其实就像任何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人一样，阿婆们想过的是假装那段历史没有发生过，继续自己原本被打断的生活。但是谈何容易，现在我们的社会舆论能温厚一些了，一来因为文明的进步，二来阿婆她们同时代的人大部分都过世了，舆论是我们这些年轻一辈在主导，我们普遍是同情阿婆的遭遇，但在以前，阿婆们是被叫做“日本娘”的，她们受尽鄙视，你想在闭塞封建的农村，人言是多么可畏。

影片结尾，有位50多岁的退休教师，他是一位帮助阿婆们起诉维权的志愿者，他说“我是85年开始做志愿者的，当时山西省内有132名幸存慰安妇，现在这个数字是12名。当时很天真，就想着帮她们诉讼讨回名誉与赔偿。但是30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其实让她们讲出那些事情对她们而言是非常耻辱的，早知结局是这样的，我可能会选择不打扰她们的生活。”正是这句话令我产生了疑问。就像是动物保护组织常说的“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观众，没有参与这部电影众筹的三万多名小伙伴，是不是阿婆们就不用一次次的面对镜头，诉说自己的恐怖经历？影片的开头和结尾，讲的都是其中一个阿婆的葬礼。因为是纪录片，在镜头中，我们能看到现场其他机构的多组摄影师也在拍摄，我们外界的出现，是否会打扰到阿婆原本想要维系的平静生活？因为毕竟，其实这部影片所说的内容与知识，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或之前的报道、影视作品了解的。但最后我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还在关注这群90多岁老人的人，一定是比我这个键盘侠有着更加温柔与坚毅的内心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行动的路上，有了他们，可以帮助老人的经济现状，他们的探望以及作品带来的更多探望者们，将丰富老人们空虚的晚年生活，他们比我站在离老人更近的地方，一定比我更加了解老人们的需求，他们一定会用自己柔软的心来保护这些经历过苦难的老人。比如这部影片，我之前说到，这部影片只是在记录老人们晚年生活的现状，没有太多“干货”，而这正是导演温柔与靠谱之所在。因为这部影片，我们知道老人们的晚年生活现状，考虑到老人们的年龄，我想这部作品应该是老人们在大屏幕上的绝响了。因为这部影片，我们了解了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上文中提到的山西的退休教师志愿者大叔。还有两位海南的志愿者，男志愿者大概30多岁，是一家果园的工作人员。他说“其实慰安妇是日本人的叫法。我们中国一直都没有中性的名称。正确的说法，应该称她们为被强迫的慰安妇幸存者。”他还说“平时阿婆们很开心我们来看她，但说到那段过去时就拉长脸，哭泣。所以除非诉讼必要的内容，我都不问她们。”女志愿者看上去20多岁，留着很时尚的短发，第一次出现在镜头中是在一位去世阿婆家里，那位阿婆去世不久，这是她去世后志愿者第一次来她家，背对着镜头她忍不住嚎啕大哭。她说这位老奶奶是最孤单的，其他几位都有家人一起居住，只有这位老奶奶是独居，因此她最常来这位阿婆家探望，几乎一个月来一次。“她还说”有几个日军战败回国后把经历写成了书，书的后面有他们的照片，她把照片给阿婆看，阿婆笑了，说日本人老了后也没有胡子了。她没想到阿婆会笑。要是她，她可能会永远恨这些欺负自己的人，会自杀。但是阿婆们比她想象中的要乐观，有的阿婆会伤心，但很多阿婆很开朗。“而她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因为这部电影，也将带来更多人的关注、思考与讨论，我刚才说对于阿婆们的生活人言可畏，但只有我们更多的关注，才会慢慢的带动健康温厚的舆论产生，如果我们认为现在阿婆们的舆论生存空间仍不好，那是因为我们的关注还不够早，我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我们更要坚定信心。最后，最重要的是，勿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