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庆馀这诗，就是唐朝有“合理作弊”之嫌的“行卷”
《登科记考》显示，朱庆馀这一科的主考官，是当时的礼部侍郎杨嗣复。换句话说，主考官不是赏识朱庆馀的张籍。而张籍要搞定朱庆馀中举的事，还得去求比他官大的礼部副部长杨嗣复。
考试还没有进行，就去做主考官的工作，这要按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绝对是作弊。而在唐朝，奇葩的是，居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作弊，只能算是“合理作弊”。
而且，这种“合理作弊”，还有一个专有名称：“行卷”或“干谒”。
听起来高大上，也很复杂，其实“行卷”只需要分两步：
第一步：像现在大学生求职弄个简历一样，朱庆馀等举子们，要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都整理出来，编辑成册。
当然，在当时雕版印刷术还未发明或已发明并未普及的情况下，需要抄写多少份，您请自便。
第二步：拿着手抄本，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找到朝中大佬，用自己的诗文或自己的财富或自己的随便啥啥，征服他、搞定他，让他在和其他所有朝中大佬聊天时，特别是在和有可能“知贡举”的礼部侍郎或礼部员外郎聊天时，都猛提你的姓名，猛夸你的诗文，让你名震京师。
而在你名震京师之后，或者说你的名字把主考官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之后，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考卷上并不糊名，所以在考后评卷时主考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他熟悉的那个名字。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金榜题名，还是问题吗？
所以，找朝中大佬“行卷”就变得异常关键了。当时，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朝中大佬？
很好认。在长安城，他们都穿着红色或紫色的官服。唐制规定，官员三品以上服紫，四五品服绯。所谓“红得发紫”，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穿绿色官服的六七品官员和穿青色官服的八九品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找他们，但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此人必须属于京官中的“常参官”序列。所谓“常参官”，就是指天天上朝时能够见到皇帝的官员。正因为他们能够天天见到皇帝，所以说话才有分量。
除了穿红色或紫色官服的是“常参官”以外，在穿绿色或青色官服的官员中，还有这些官员属于“常参官”：六品中有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诸司员外郎、侍御史，七品中有左右补阙、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八品中有左右拾遗、监察御史。
张籍的“水部员外郎”，就属于“常参官”中的“诸司员外郎”。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对了，“行卷”就别去麻烦“江州司马青衫湿”时的白居易了。因为此时的白居易，已经倒霉透顶。身为远在九江的穿着青色官服的地方低级官员，这事儿他帮不上忙。
二是此人必须以文学知名。道理也很简单。推荐进士的人，必须是文坛前辈、诗文行家。否则，他自己都不识货，如何推荐别人？
一说到文坛、诗文，张籍就呵呵了。
张籍是中唐著名诗人，以乐府诗闻名于世，他与中唐另一位诗人王建并称为“张王乐府”。
牛叉的是，他的著名，还并不是在他的身后，而是同时代的大诗人都如此评价。
韩愈、白居易和他是同时代人，生活中还分别有过交往。韩愈对他的官方评价是：“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之所以说是官方评价，是因为韩愈当时作为国子祭酒（国立大学校长），把上述推介文字写进了他给朝廷的《举荐张籍状》中。
白居易则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攻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所以，张籍在文坛上有着巨大的名声。虽然官小了一点，但毕竟还是属于“常参官”序列，实在是“行卷”对象的首选。朱庆馀算是找对人了。
唐代笔记小说集《云溪友议》简略地记下了朱庆馀初见张籍的那一幕：
“朱庆馀校书既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遍索庆馀新制篇什数通，吟改后，只留二十六章，水部置于怀抱而推赞之。”
我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张籍亲自帮他吟改诗文、还把他的诗文置入怀抱中的这一幕，常常流过朱庆馀的心间。
感恩到了不能自已的时候，朱庆馀还专门写过一首感恩的诗——《上张水部》：出入门阑久，儿童亦有情。不忘将姓字，常说向公卿。每许连床坐，仍容并马行。恩深转无语，怀抱甚分明。
所以，张籍对朱庆馀，那是真帮忙——“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
张籍不仅自己有才，而且还在史上留下了“爱才”的名声。他对很多后辈文人，都有知遇之恩。
除了朱庆馀，他至少还帮过一个人——项斯。是的，就是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惯用语“说项”二字的主角项斯。
当然，“说项”惯用语，来源于项斯另一“行卷”对象杨敬之的诗“到处逢人说项斯”。然而史料表明，张籍也曾是项斯的“行卷”对象之一，张籍还写下《赠项斯》一诗，夸项斯的才华达到了万里挑一的水平——“万人中觅似君稀”。
今天来看，朱庆馀、项斯的“行卷”方式，是成本最低，效果也最不靠谱的方式了。这得碰上张籍这种的爱才之人才行。如果碰上一个不大爱才甚至妒才的人，那“行卷”就石沉大海了。
所以，如果“行卷”的举子有钱，就一般不会采取上面一对一的宣传效果不太好的方式，还可以另出怪招儿。比如陈子昂的“行卷”，就是举行招待宴会兼新闻发布会。
想当年，陈子昂初到长安时，没人理他，也面临着“行卷”的难题。但没事儿啊，咱不是有钱嘛、土豪嘛，逮着机会展示一下，造成轰动效应不就结了？别说，还真让陈子昂逮着了一个举行招待宴会兼新闻发布会的机会。
当时，长安市场上有一人卖胡琴，开价百万。陈子昂上前眼睛都不眨，掏钱就买下了。围观众人惊问缘故，陈子昂说：“我擅长弹奏此琴。”众人当时就想听听，陈子昂说：“请明天来宣阳里，我弹给大家听。”
第二天，在人到齐之后，陈子昂先请大家吃了一顿，然后搬出琴来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说完，陈子昂把这把价值百万的胡琴，直接砸了！
砸完之后，陈子昂趁着大家震惊之时，把自己的诗文遍发众人。请吃、砸琴、赠文，这一掷千金的土豪式招待宴会兼新闻发布会的效果，相当的好——“一日之内，声华举郡”。
当然，这是有钱人的搞法，一般举子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三、朱庆馀好不容易考上了，咋掉头回家了？
在张籍如此卖力的提携下，朱庆馀真的在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进士及第了。
但是，进士及第只是过了第一关。
朱庆馀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在唐朝叫“省试”，通过了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但还不能做官；他还要参加吏部主持的“释褐试”，类似今天招聘中的“笔试+面试”，通过了才能正式授予官职。
所以，接下来朱庆馀应该参加吏部的“释褐试”，才能正式成为朝廷官员。
奇怪的是，朱庆馀居然没有去参加“释褐试”，而是直接回家了，回了远在千里之外的越州（浙江绍兴）。
当时，张籍写有《送朱庆馀及第归越诗》，姚合写有《送朱庆馀及第后归越诗》、《送朱庆馀越州归觐》，贾岛有《送朱可久归越中》、章孝标有《思越州山水寄朱庆馀》等诗相送。贾岛所说的“可久”，是朱庆馀的字。
从张籍、姚合、贾岛的诗题、诗句中可知，朱庆馀的的确确在进士及第之后，从长安回到了越州老家。
为什么朱庆馀在巴巴地“行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中之后，却放弃做官的机会，回家了呢？
其实，他并没有放弃机会。
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当时的“守选”制度。所谓“守选”，是指新及第明经、进士和考满后的六品以下官员，不立即授官，而在家守候吏部的铨选期限，一般为三年。
简单粗暴地说，按照“守选”制度，新科进士不能直接做官，六品以下官员不能连续做官。
唐朝实行这个“守选”制度的时间，一直有争议。有说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的，也有说始于开元年间的。但我要说，具体始于哪一年我不知道，但一定始于人多官少的时候，始于政府编制不够的时候。
由于要当官的人太多，政府官员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于是有人就想出了“守选”这个歪招儿。
此时，朱庆馀所遵守的，就是这个歪招儿。当然，这三年，他也可以不回家，可以选择继续参加制科考试，或者进入地方方镇幕府等路径。
选择回家等上三年的好处是，再回长安参加吏部考试时，一般都能得官，而且是比较好的官职。
三年之后，朱庆馀再到长安参加吏部“释褐试”，于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春获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
不得不指出，对于朱庆馀一生的仕途而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按照唐朝官员的一般升迁规律，初入官场一般就是担任校书郎这样的文职，然后下放基层担任县尉这样的基层职务，然后再上调中央担任监察御史、拾遗这样的监察官员，接着进入三省六部担任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行政实职，直到尚书、宰相，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像朱庆馀这样正九品上的校书郎，秘书省一共有10人，职责是“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三年，直到大和七年春任满。
校书郎任满之后，作为六品以下的不能连续任职的官员，他又开始了“守选”。
大约四五年之后，朱庆馀获得了正八品上的太常寺协律郎的任命。
这是一个要求具备音乐才能方可胜任的职务，由此可见，朱庆馀还是一个音乐人才。
在协律郎任上，朱庆馀参与了创作歌辞、创制乐曲、朝会乐队指挥等工作。
史料显示，直到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朱庆馀还在协律郎任上。而且他还创作了一部名叫《冥音录》的传奇小说，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唐朝的音乐研究资料。
似乎，他在协律郎的任上，就去世了。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永远失去了朱庆馀的历史踪迹。他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今天还能读到他留下的168首诗，还能知道“画眉深浅入时无”是他写的，够了，足够了。
这些诗在骄傲地说：这世界，他曾经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