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出头时迷上了马拉松，大小赛事百十场，时至如今，便再没下过跑道。
每次需要徒步行走，我也总是自信地、雀跃地忙着出发。
旁人经常会问，那么远的路，你是怎么有信心完成的？
我抿着嘴，笑而不语。这是儿时的一个关于脚和大地的秘密。
近一年以来，常氏一脉重修家谱邀父亲凭记忆画村貌图。我打趣他是从传统国画画派，转行到了“印象派”。
我捧着画成后的地图愣在原地。
这是一种怎样的震撼：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片土地，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有一个简单质朴的名字，父亲竟然单凭记忆就能复原其貌。
“咱村的地么，从小小走，走过不知多少遍了。”这就是他给的答案，同样简单质朴。
“你离家早，怕都不记得了吧。”父亲问我。我没做声，心里是稍稍有些不服气的。
虽然我十一岁离开村庄，凭儿时那些小小的、断续的记忆，也足够顺着地图上简单的线条，在脑海里拼凑出南沟渠整齐的韭菜田，井子梁山腰的歪脖树，创业坝雨季的小泥塘，戏楼滩残破的古石桥。
这也是儿时的我跟在妈妈后头，用细碎的脚步，一寸寸丈量过的土地。
陕北地区的地名，想来都挺直白的。村子名中一个“沟”字，足以说明它的偏僻与狭窄。可是再偏僻的地方，都是需要出路的，我们出村的路被人们分为两种，一种叫川路，一种叫山路。
川路是沿着河流的宽阔大路，较为宽敞、平坦却比较绕远。山路是翻山越岭的羊肠小路，非常崎岖、陡峭却也更为快捷。
那时村中的汽车是一个稀罕物，即使是大路上，也难得一见，大家出行基本靠走。不记得从什么年纪开始就会跟在母亲的后头，走到前沟走后沟，走到庙会走戏楼，后来走二十五里外二姑家的康家圪崂，三十里外三姨四姨家的刘家河，四十里外外婆家的小窑沟。
最常走的路，还是到义合镇赶集的山路。每月农历的初四、初九的清晨，月牙还明亮地悬在空中，院子里银辉一片，就能看到前后窑洞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下炕后吱呀呀的开门声，洗脸后哗啦啦的泼水声，小孩们嗞哇哇的哭闹声不时响起来，打破空旷的寂静。
左邻右舍按着前几天的约定，你呼唤我，我呼唤你，三五结伴地朝南沟渠走去。
去赶集的路总是轻快雀跃的，大人的脚步是稳健的，小孩子们总是跑跑跳跳没个消停。天色越走越亮，太阳在连绵的群山那头缓缓升起来，带着露水的庄稼把枝叶伸到路上来，我们不时抬起脚小心地避让着，不让露水打湿裤脚。一鼓作气爬上山头稍作休息，大口地呼吸着将气喘匀，山野间弥漫着的，尽是青草与庄稼的味道。
到了紫汉沟，下一道长长的坡就是义合镇了。每到此处，母亲总是叮嘱，不要跑太快，把劲儿都用完，回家怎么办。
我嘴上答应着，脚上可跑不停。
我想义合镇就是一个外面的世界定时开给我的小小窗口，老街上花花绿绿的小孩玩具，小卖铺一排一排的冰棍雪糕，供销社一卷一卷的布料香味，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
经常听母亲讲起我五岁赶集时，抓着西门边一个小摊儿上的一辆玩具小火车，哭着喊着不放手的情形。我自己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最终还是没买。想来那时的母亲应该很是无奈、很是生气吧，也不知道是怎么把那个执拗的我拖走的。
后来体会到了父母的辛苦养家，便再也不会任性妄为了，遇到喜欢的玩具和小吃，看还是要看的，但母亲问买不买的时候，我都会坚定地摇摇头。
到了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全家人会齐上阵从长满两座山的梨树、苹果树上将苹果摘回家。赶集的日子快到了，母亲就从中挑出成色最好的，装到两个用沙柳编成的筐里，一前一后挂在扁担上一步一步地挑去义合镇河畔卖掉补贴家用。
看着母亲挑着压弯扁担的两筐水果在山路上走走停停，我总是于心不忍，只能自告奋勇承担起背水壶等小任务，只能安安静静地走着不给她添乱，只能祈祷自己快快长大，可以分担她肩上的重量。
在水果摊儿边上的一整日也不会无聊，母亲卖水果从不会吆喝，只是把又红又亮的两筐大水果往前一摆，等着买的人自己逛过来。卖苹果的、卖梨的、卖簸箕、卖笤帚的一字排开，街上游人如织，三轮车、拖拉机不时突突突地驶过来，不远处烤炉里热腾腾、香喷喷的油饼蒸腾出大团白雾。
我看着周围讨价还价的人们，不甚懂得他们为什么神情激动，但又觉十分有趣，整日慢慢就过去了。父亲早年一直在镇上做油漆工，后来紫台山娘娘庙画壁画。赶集的日子有熟人去娘娘庙上香便会捎个口信，父亲知道我们在街上便会早些收工，跑下紫台山给我买个热腾腾、香喷喷的油饼吃。
狼吞虎咽吃油饼的时候，也是母亲降价打包卖水果的时候，近乎白送。我们分秒必夺，争取早一点卖完踏上回家的山路，否则又是一场披星戴月的赶路。回家的路从紫汉沟坡脚就变得异常地漫长，抬头望着面前高耸的大山，脚上母亲做的布鞋像浸湿了一样沉重。
“欢，路就那么长一点都不会变。一步跟着一步走，时间到了，家就到了。”每当听到母亲的行走哲学，我就会照做，尽量不去想火辣辣的脚底板，走得不是路，而是变成了时间。
路过一段长长的梯田，南沟渠就到了，就能看到奶奶在硷畔上眺望多时的身影，背后是整个山头窑洞里的点点灯火。
也许晚上洗脚时能摸到一两个水泡，但回家了，一切都没关系了，用烧红的缝衣针一挑，立马就会消失不见。
后来最长的一次步行也是跟母亲一道，在雨中穿雨鞋跋涉五十里，从县城回到家中。
黄土高原上的行走与云贵高原的跋涉非常不同，后者可能更为陡峭，但前者一定更为漫长，这是镌刻在我儿时心灵上的印象。如果说每个人都会练就一项童子功的话，我的功夫就一定是徒步行走了，这也是我而立之年跑完一场场马拉松的信心来源。
我想这信心是儿时种下的种子，深埋在脚丫与土地间一日一日的厮磨里，发芽于烈日与黄沙上一程一程的跋涉中。在路的那头，可能是窑洞的灯光，也可能是世界的繁华。
黄土地上的人们仿佛都擅长走路，人们下地、浇菜、赶集、帮农，都是赶着驴子赶着牛，挑着扁担背着柴，翻山而来，越岭而去，健步如飞。
《赶牲灵》里唱：“走头头那个骡子儿来，三盏盏的那个灯”；
《三十里铺》里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走三边”。
黄土地上的人们仿佛都在寻找出路，人们沿着山路、沿着川路，或者求学、或者打工、或者外嫁，都背向黄土地而去，果断坚决。
《走三边》里唱：“一道道个个水来哟一道道川，赶上哟骡子儿哟我走呀哎嗨走三边”；
《走西口》里唱：“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黄土地上的人们仿佛都在苦苦等候，人们坐在硷畔、坐在炕头，老人等小孩，小孩等大人，大人等着心上人。
《血色浪漫》里唱：“对坝坝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那就是的那个要命的二妹妹”；
《神仙挡不住人想人》里唱：“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沟，咱拉不上那话话哎呀招一招手”。
黄土地上的人们边走边唱，跨山过河，艰苦跋涉。
我们生而有涯，行却无涯。对脚有再多的自信，对大地有再多的了解，也许总有一个地方永远无法抵达，那便是记忆中故乡里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