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其撰述的《帝范》一书中告诫后人：“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任何人都有可取之处，只是看如何选择，如何运用。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把人才问题提到了关乎国家兴衰的高度来看，并终生以培植、宏奖人才为己任。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淮军草创之初，曾国藩曾让李鸿章把淮上豪士悉数邀往一处食宿，他要亲眼辨识鱼龙。
这天，曾与李不骑马，也不带随从，悄悄步入宿馆。只见有一人裸腹踞坐南窗，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于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很准，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曾国藩家书节选：
致诸弟：
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
澄、温、植、洪老弟左右：
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水手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以执册以相索云云。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衡、永之水勇不过五月可到，亦不甚迟迟也。
唐浩明评点节选：
早在靖港败仗之前，湘军水师便已逃逸成风：他们将船上的钱米帆布等物资盗走，然后弃船上岸。即便是打了胜仗的水勇，也在分完赃物后，离开军营远走高飞。
至于将官，将小胜夸为大胜，将败仗说成胜仗，甚至杀良邀功，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靖港之役后，曾氏下决心整顿湘军。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臣现将水陆各军严汰另募，重整规模。一候料理完毕，即星夜遄征，誓灭此贼，以雪挫败之耻，赎迟延之罪。”
曾氏将在战斗中表现恶劣的军营全部裁撤，重新募集。他吸取教训，一不收溃逃返回的勇丁，二不收从绿营中走出的老兵油子，三不收游手好闲的无赖流氓，而是着重招收老实扑拙的种田人；凡举止油滑目光游移者，多半为走江湖的老手，决不能收。
什么样的士人可以做营、哨官呢。曾氏认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积极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除开这些外，曾氏选将官还有一个较为独特的标准：看说话多寡。
曾氏不喜欢言辞过多、夸夸其谈的人。凡言辞过于擅长者，曾氏都不寄大任于他；对那些言语木纳而有实际办事能力的人，则很相信。曾氏的此种择将标准，是有道理的：仗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说得再好也无济于事，战场上输赢之际才见高低。何况，华辞巧言，往往易于干扰、误导统帅的决策，能言者又常常自视甚高，听不进下属的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