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敲门的女人
安红见到那个陌生的女人,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傍晚。
那天,她刚刚一个人从医院回来,人年纪大了,难免有些慢性疾病,也动过几次手术,现在就靠常规药维持着。她的老伴前些年去世了,子女也早已成家,她一个人住着,白天有子女请的保姆照顾,倒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本来保姆要陪她一起去医院的,不过她年轻时候就一个人来到这个北方城市,早就习惯一个人做事,就没让保姆陪。保姆也正好落得清闲,就等安红回来好做晚饭。
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小雨,还好安红随身带了把伞。她撑起伞,慢慢走回家,想想过去的事。刚来这个城市那会儿,年轻,新生活刚刚铺开一个桌角的风光,总有许多事要做,日子过得飞快,来不及细想。衰老之后记忆如迷宫,想起来总觉得有些模糊,抓不住重点。说给孩子们听,每个版本都不一样,惹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她倒也无所谓,权当逗小辈们开心。
那个陌生女人来敲门的时候,是保姆开的门。陌生女人问道:“请问安红住这里吗?”保姆便去唤了安红来。安红当时是有些惊讶的,甚至有些紧张,毕竟很久没有陌生人来找她了。安红细细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女人看起来显然不年轻了,像她这个年纪的人,多少都是吃过苦的。但女人不像大多数老年人那般佝偻,脊背挺直,穿着一件整洁的灰花棉袄,戴着貂皮帽子,拎一只真皮小皮包,气质优雅,这让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
保姆收拾完便走了。安红想了想,对女人实在陌生,没什么印象。不过看女人端庄的样子,还是迎了女人进屋,让她坐下,并端了茶来。安红想女人可能是来找其他什么人,便说自己现在一个人住,子女不在身边。女人轻轻摇了摇头,拿出一张照片,开口道:“我叫冬梅,这是我老伴张强。你不认识我,但我想你可能认识他。”
安红拿起照片,细细的看。照片有些发黄,保存的还算好,上面是一个留着长辫子,穿着背带裤的姑娘。照片清晰度一般,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照片中的女子很漂亮,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翻开背面,上面写着,给最可爱的张强哥哥,安红,1955年
安红翻看着照片的时候,冬梅讲了一些张强的事。张强以前是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被军队送到军校学习,再后来便随着组织的安排,来到这个城市参与建设,在轻工业局工作,直到离休。照片是张强刚从朝鲜回来,到军校学习的时候,安红给张强寄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常常通信。
“我是她的未婚妻,这是我探亲的时候看到的,后来我们就回老家结婚了。”冬梅说。
“哦。”安红拿着照片,沉默了一两分钟,开口问道,“他现在还好吗?”
是了,上年纪了记忆难免有些混乱,但人是清楚的,安红终于想起张强其实一直在这记忆里。
安红第一次收到张强的回信时,是一个和今天有点像的,有些冷的傍晚。那个时候她才15,16岁吧,正在护士学校读书,信还是隔壁同学看到了顺便带给她的。安红急切的在灯下拆了信,信不太厚,大概两页纸,洋洋洒洒写了些战争结束后回国来的事。张强的字是练过的,安红虽然不太懂是什么字体,但一看便产生了好感。那个时候的战士一般文化程度都不太高。安红看完信,认真折好,夹进书里。
安红的那封信是一年前寄出的,寄出之后便仿佛石沉大海,她也不甚在意。她那个时候14,5岁,四肢强健头脑敏捷,是个成绩好又受欢迎的优秀学生。她喜欢看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那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虽并不完全理解,也被感动的热泪盈眶。那个时候有些女同学会给志愿者写信,多是一些鼓励的话,安红便也和她们一起写了。
安红很快便回了信,张强也寄来了第二封信。张强是山东老区人,部队南下的时候参的军,抗美援朝的时候做的通讯员,现在被部队送到军校念书。张强大约还是把安红当一个半大的孩子,信里多谈一些生活上的事,对现在正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活动,倒提的不多。开始安红喜欢把张强的信在班会上念,享受同学们羡慕的眼神。后来渐渐就不这么做了,同学们问起,她就说好久没收到回信了,同学们也就不再问起。安红渐渐长大,看的书越来越多,身边的同学们虽然都对自己友好,但精神上反倒孤独起来。而张强比自己年长,经历的也多,他信里的北国风光,和涉及到种种方面的指导,对安红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安红不愿与他人分享。
安红寄出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她毕业的那一天。没错,这张照片是安红的毕业照。这也是第一次,张强描述了他在北方的建设生活,在信的末尾又说了些毕业快乐,望今后好好生活之类简单又真诚的祝福的话,还附上了一张自己穿军装的照片。安红读完张强的信,先是和以前一样折好放进书里,想了想,又摸出来叠进上衣口袋里,又把照片放进了钱包。
后来安红就去了北方。她是家里小女儿,家境不错,父母也宠爱,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那么远,那么久。北方的冬天很冷,空气又干燥,但和南方比反倒多了一些清爽,馒头、大饼也没有安红想象中那么难接受。来到这个城市后她给张强写了三封信,三封都有去无回,她想张强可能去了其他地方,她又没有另外地址,也就不再写了。安红觉得难过,看看张强的最后一封信,又觉得好像有了勇气。
张强以前在信里经常鼓励她要独立一些,现在到了新城市,她也只能独立起来。生活本身对安红来说不算艰难,先是进了厂里当厂医,后来又去进修,当了医生,那三四年的生活,像树长马跑,蓬勃又自由。开头的时候觉得孤独,常常想起过去的事,后来交了朋友,嫁了人,也就想的少了。安红的丈夫是厂里的青年突击队长,后来成了分厂的厂长,一家人也从厂里的筒子楼搬到了城里的公寓楼里。安红的老伴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虽然看着温和,但骨子里还是带点北方人的傲气。就是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卑躬屈膝,而是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更好的生活,而对家人,又是极其温柔。安红的父母挨斗,她常常寄钱接济家里,老伴知道,但安红不愿与他提起,他也就不提。
张强也在这个城市,安红是今天才知道的。冬梅说,张强上个月过九十大寿,孩子们想给他写回忆录,他提起,年轻的时候,曾和一个南方的女孩子通过信,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他本想鼓励那个女孩子来北方建设,又担心她吃不了苦。冬梅是工会干部,职位不低,找到她也不是难事。
“哦,都90岁了。”安红感到一种奇妙的心安,又不太过惊喜,只觉得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那个时候的时局混乱,然而不管是刚失去联系的时候,还是后来的几十年里偶尔想起他的时候,她也不曾想过他是否会遭遇不测,只想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生活的很好。
“虚龄89,我们做9不做10。”冬梅说着,突然悲切起来,“一周前,他住进了医院,趁他清醒,你去看他一下吧。他做了一辈子思想工作,从来没有失败过。”
说完,冬梅便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说了明天来接她。
冬梅慢慢的下了楼,楼下司机等着接她去医院。到了医院的时候,张强已经睡了,冬梅也没有叫醒他。有件事情冬梅没有告诉安红,其实是她把安红的信给扣了。冬梅和张强是青梅竹马,虽没有订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张强参军了,她等她退伍,他去朝鲜了,她等他回国,他读军校了,她等她毕业。等到他要毕业了,等到冬梅都成了大龄青年了,他还没娶亲的动静。冬梅年轻时候也是想做就做的人,她赶到部队,看到了安红的信和照片。
她把信交给了首长,张强就转业了,当时建设需要人,部队征询了他的意见,就来到了这个城市。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冬梅也成了工会干部。
张强很少提起安红。有次他们的孩子调皮,从张强的钱包里翻出了那张照片,问他,“这是谁啊?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吗?”张强也只是淡淡的回答,这是爸爸年轻的时候认识的女孩子。孩子又问,“那为什么还留着啊?”张强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他笑的很温柔。冬梅从没开口问过安红的事,她也不敢听张强的回答,这是她的怯懦。她觉得张强是一个心中有江海的人,她崇拜他,爱他,却从未真正懂他。
第二天,安红换好衣服,等着冬梅,冬梅没来。第三天,也没来。她让女儿给她带来了当地所有的报纸。
几天后,安红让保姆带着她去殡仪馆,她敬了花圈,著名战友安娜。一个漂亮姑娘看到花圈惊讶地说:“战友安娜,安娜是谁,奶奶,奶奶。”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捂住了她的嘴,把她拉走了。
安娜是她的本名,解放后她改成了安红。
保姆问她,要和遗体告别吗,她摇摇头。她本来想和冬梅问候几句,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想了想,还是走了。
她见过张强的遗像了,神色温柔又很精神,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和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一样。眉眼之间有些熟悉,哦,和她的老伴有些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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