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立国

平生命途多舛，三岁丧父三十二岁丧偶，人生三损占其二。前半生在“成份”的螺壳下吃力蠕动。四十二岁在村校代课至六十三岁。错过了民办、转公办、读代师班等机会，吃了二十年粉笔灰又回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绚丽画图中。

垂髫即受家教，师从祖父，至六岁半进入私塾时，已将《百家姓》、《千字文》、《幼学》、《千家诗》、《解缙诗》、《对偶》等杂书读得烂熟于心。祖父读过不少书，除上述诸书外，《四书》、《五经》也能倒背如流。但即使以五十年代的文化标尺来衡量，也只能给他老人家打个半文盲的分。晚上他在另一间屋子里修农具或编草鞋，我则在隔壁伏案苦读，读时须把音量放到最大。只要读错一个字，他便大吼一声给予纠正。哪怕其他人都睡了，而且夜已很深，他不松口你就别想睡。一旦没听到读书声伏在案上睡着了，定然搕戳伺候。祖父读的书，百分之九十以上能包本（从头至尾背诵）。但他在面前时，你读的这行，指的是另一行，也能麻住他。民国三十八年至三十九（1949至1950）年间，我读完了《四书》和《诗经》两部书，都能包本，但里面的句子一片之乎者也，一句不懂。解放后读到初中，方才从“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句子中吮出些味儿来。

至于写诗和对联，大约也是情有独钟吧！读初中时已把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及一些零星的诗联类书囫囵吞枣地读了几遍。在从事农业的二十年中，把《三国》、《红楼梦》、《聊斋》等几大才子及“三言”、“二拍”等书里的凡喜欢的诗词联语反复读背。闲暇时也照葫芦画瓢胡诌几句，但都是猴子掰玉米随掰随丢。在代课的二十年中也学了些，后经反复修改存了下来。自己觉得大有进步是05年仁怀老年大学时，在张（宗禹）、陈（天伟）二位老师的指点下，写出来的诗像样多了。在五马诗词分会的两三年中，几乎每天一诗，都反复修改，两三易或四五易其稿。但把它们叫作诗，仍然不够资格，只能姑且存之。写对联是因为从小学写字就用毛笔。想把字写好，每天一有空就东涂西抹。到二十岁左右时，乡邻们就拿顶秀才帽儿扣在我的头上，办喜酒建新房，总叫我写两幅对联。我也来者不拒，管它成不成对联，找几句吉利话凑合，反正我们山旮旯没人点你的水就行。

过去女同胞们做鞋，看见别人穿的鞋样好，就剪一个来照样做，但有时剪得了别人的鞋样剪不了别人的手艺。那不要紧，只要不厌其烦地多做几双，就会做好的。写诗亦如之，我就是这样学写诗的。

有人说，六十岁的人生的第二起跑线，我信。那么跑道上的冲刺点是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那就要看个人的禀赋了。好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名人，他们都把冲刺点选在七十岁至九十岁乃至百岁之间。“流水落花春去也”固然令人惋惜，但“天凉好个秋”也是撷取丰收硕果的黄金季节啊！

我的一个至亲朋友说：在社会“凉拌”和家长制被架空之后，空虚和失落感很快袭来，感到无所适从。本来自己对诗词、书法都有那么一点点爱好，想把搁置已久的笔拿出来写点东西，但又觉得没什么可写。其实今天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说没什么可写，不是辜负和亵渎这个世界吗？历史上写过无数动人诗篇的杜甫、李白、岳飞、辛弃疾，他们看过电影电视吗？他们坐过汽车火车吗?他们知道有俩刘洋、王亚萍的女同胞，剪掉大袖子、大裤管，他们扯掉缠在三寸金莲上的长长裹脚布，坐上非船非车，亦车亦船的玩意儿到天上遥远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嫦娥、吴刚都没有到过的地方畅意遨游吗？如果上面提到文的诗人，武的词人，他们生在今天的世界，那些“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诗句都要改写，而且还会写出叫人更拍案叫绝的诗句来。眼前大好河山，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素材，奔流不息的诗源。

另外，有垂髫时一起放牛玩泥巴，猜石头剪刀布或稍长后一起写字，算三加二减五等于几的“百事有成两鬓丝”的同仁好友在两本小册子里看到不顺眼的句子，可以嗤之以鼻，切莫“对号入座”和“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都是孪生姐妹，单相思对其“一见钟情”会弄得大家不愉快。

人们都说后生可畏。是否能和我们的同龄人在第二起跑线上找到“老生可畏”这个词呢？让我们携起手来，在火红的夕阳下继续寻找吧！

就这些。

作者

2014年初夏于半山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