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意思是说少年人要是看了《水浒传》，容易去模仿里面成帮结伙、打打杀杀的行为，其实这属于逻辑混乱。在古代世俗社会，本来就潜伏着对抗拒官兵、杀富济贫的向往，《水浒传》只是把这种普遍社会心理艺术地呈现出来而已。一个青少年在这样的社会成长，无论看不 看水浒，沾染上“水浒气”的概率都差不多。从获取知识的角度说，“少年读水浒”绝对是好事，通过古典小说来了解世道人心，是个可行的办法。

说到这本书，就是专门讲解《水浒传》背后的社会学知识的。本书作者萨孟武，是中国最早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的学者，他用二十多年时间编写的五卷本《中国社会政治史》，在中国台湾高校是中国通史教材。在中国大陆，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通过解读《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来阐述中国家庭、社会和政治的三本文集，这三本书从人人熟悉的古典名著说起，引出一系列政治学、社会学课题，用简约通透的论述，把故事人物和现实理论连接起来。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初版于抗战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台湾再版，近年来引入大陆。全书一共收录了17篇文章，分专题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土地分配、赋税与军事制度、官僚组织以及婚姻风俗等话题。半个多世纪以来，萨孟武的观察和论断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带给读者许多启发。

本书所讨论的社会学课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用关键词概括就是：阶层、经济和伦理。阶层问题是社会中最突出、最广泛的矛盾；而一切社会问题，说到底差不多都是经济问题；有什么样的阶层分布和经济状况，就产生什么样的伦理与价值观。所以，本期音频就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来说。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梁山上的阶层问题。说起梁山泊好汉的社会属性，萨孟武用了一个很醒目也很形象的词来概括，就是“流氓集团”。

在这里，流氓不是道德判断的骂人话，而是一种在古代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身份。这里说的流氓，就是游荡于城乡社会底层、不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分子。他们不是劳动阶层，也不大想参与劳动，在民众眼里，他们是家里的败家子、街坊中的闲汉。从当权者的角度看，他们没有社会价值，纯属过剩人口，把他们全消灭了，是有利于秩序稳定的。

不过，这么个被蔑视的群体，却是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力量，甚至会影响到政治局势。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古代，粮食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农民手里很少有余粮，遇到水旱灾害或社会动荡，就得离开土地去逃荒。一旦平民普遍陷入贫困，形成流民潮，也就预示着社会快要进入动荡了。在这种时候，流氓则成为接下来的动乱发起者。流氓大多是没有财产的，他们生活不安定，没有品尝过多少人生快乐，也就不懂得害怕死的痛苦，在现实中特别有冒险精神。

汉高祖刘邦有一番名言，他说：我这个人啊，论智谋不如张良，搞行政抓经济不如萧何，论打仗又不如韩信，可为什么是我得天下呢？是因为我能用好这三个人。会用人确实是刘邦后期成功的原因，但他能当皇帝，第一条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出身于流氓，敢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

当流氓以个体为单位出现时，还没有什么实力，要是在乱世里成群结党，就会横行一方，烧杀抢掠，此时的流氓就成了流寇。地方上的绅士地主害怕他们捣乱，普通百姓也害怕他们骚扰。在饥荒中，流民到了没有出路时，也会选择加入流寇，就像小说里上梁山去当小喽啰，这反过来又继续加剧社会动荡。

梁山好汉里有不少可敬可爱的人物，比如鲁智深，既是个侠客，又是个佛教里的觉悟者；很多人的命运也非常值得同情。但要说起梁山好汉这个群体来，也确实该称为流氓集团。不过，有许多好汉的出身是秀才、小官吏或小地主，甚至还有大地主和前朝的贵族，这就产生了一些关于阶层的有趣话题。

比如，为什么梁山的创始人王伦会被火并掉呢？表面上，是王伦没有才干、气量狭窄，说到阶层方面的因素，是因为王伦是读书人，属于士人。在古代社会结构中，士人是个中间阶层：向上，是拥有土地的地主豪族，土地是农耕社会的权力基础，所以豪族与大官僚合流，是掌握政权的支配阶级；向下，是社会下层的劳动者。读书人可能通过考取功名之后当官，上升为官僚，进入统治阶级，也可能由于科场不利，沉沦到贫困的劳动者中间去，或者像王伦这样混迹在流氓集团里。士人的沉浮都是个体行为，这让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利益，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不会像流氓一样形成集团。

而且，士人会根据形势变化，在两个阶层间摇摆，再分裂出一些小集团，他们既得不到任何一个阶层的完全信任，也没有能量独立完成大事业，这就是为什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在中国历史上，敢于争夺皇位的，要么是掌握土地的豪族大地主，要么是“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流氓。豪族掌握土地，有根据地，有政治影响力，还握有私人武装，竞争力很强；杰出的流氓有心胸，有性格，有来自底层的认同感，也经常出奇制胜。而读书人出身，最多也只能做到丞相，几乎不可能当皇帝。历史上的例外，也许只有王莽和曹操，不过，这两个人既不是标准的士人，也不是标准的皇帝。

王伦号称白衣秀士，是个二三流的文人，不仅没本领，而且也得不到流氓的拥护，当然没资格做山寨领袖。而此时上山的晁盖，是纯粹的流氓头子。至于后来的宋江，虽然出身小地主、小官吏，但他的行为模式是标准的流氓范儿，朋友圈里也全是江湖人士，没有绅士和地主。

虽说只有地主和流氓能做皇帝，但他们又必须使用知识阶层，因为读书人懂得兵书战策和治国安民，能给他们出谋划策，在管理层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梁山泊，吴用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按作用和贡献，吴用就该是山寨的第二把交椅才对，可为什么却要让卢俊义做副头领呢？这也是由于阶级问题。

梁山泊只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是像李逵所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另一条是像宋江天天挂在嘴上等朝廷招安，被收编成正式军队。那宋江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他在浔阳楼上题反诗，说是如果得志，就会“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在唐朝末年起义时，占领过长安，称过帝，宋江引用这个典故，已经明确表示了要和赵家争夺天下的意思。他想方设法拉拢卢俊义上山，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在古代，地主绅士阶层主导着民间社会。梁山虽然收罗了很多军官，但势力范围只存在于社会下层，在绅士阶层看来，还是一伙草寇。卢俊义是北京的大财主，在北方绅士里很有名望，如果他能上山，就意味着梁山的影响力超越了社会下层，达到了绅士地主阶层。拉拢卢俊义上山，绝不仅仅是引进一个人才，而是扩大了梁山的政治势力。所以，吴用贡献再大，也代表不了一方面的政治力量，自然就要让出第二把金交椅来了。

第二部分

你看，如果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梁山上的人事变动，我们就会有一些新发现，解决了自己在少年读水浒、成年看社会时的一些疑问。但这还不是全部答案，阶级和阶层问题后面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下面，再来说说水浒中的一些经济现象。

我们刚才说到，古代的农业水平很低，周期性的饥荒和流民潮引起了社会动荡，这是梁山好汉登场的经济背景。那么，当时的农业水平究竟低到了什么程度呢？简单地说，就是完全靠天吃饭，气候变化和水旱情况决定着农民的命运。白日鼠白胜在黄泥冈上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心内如汤煮”是因为只要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就会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农业脆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业技术落后。萨孟武说，在几千年里，用牛耕田差不多是中国唯一的农业技术了。只要耕牛减少，生产就会被破坏。所以，从周代开始，各个朝代都颁布过保护耕牛的法令，偷牛和杀牛都可能判死刑。有时法令不止保护耕牛，范围还扩大到所有的牛，所以民间也养成了不吃牛肉的习惯。在《水浒传》里，好汉们动不动就三斤五斤地大吃牛肉，这在民间是很罕见的。虽然在北宋末期，禁止吃牛肉的法令已经相对松弛了，但他们的行为也还是犯忌的。从艺术效果上来说，这是描写梁山好汉无法无天的性格，也可以解读为他们藐视求田问舍的农业价值观。

导致农业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古代农业属于小农经济。“小农”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在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耕种，差不多是专门用来形容旧中国的。在以小农为单位的生产中，土地不能集中耕作，也就没有科学分工管理、发明机器、提高技术的条件。而且，小农经济没有积累，规模不能放大，抵御不了任何风险。

这种小农经济，可以说是政策形成的。与小农经济相对的，我们可以称作大农经济。古代的大农经济，就是豪族大地主雇佃农来种植。大地主的耕地集中连片，但生产力也上不去。既然土地不是佃农的，佃农也就不愿意深耕细作，佃农滥用地力，使耕地逐渐荒芜，农业走向衰败。所以，无论是出于限制豪强的政治目的，还是保护生产与税收的经济目的，古代的土地政策一般都倾向让农民在小块耕地上进行分散种植。

唐代颁布过一种租税制度，叫租庸调，很有代表性。这个制度的内容是：中央政府将国有的公田分配给农民耕种，每年按比例收税，农民年老时将土地缴还政府，这叫租，租赁的租；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之后，就便于征召他们为国家服役，这就叫庸，平庸的庸；有了土地和工作，农民能够成立家庭，家庭从事棉麻纺织等手工业，产品需要向国家缴纳一部分，这就叫调，调遣的调。租庸调的根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政策，目的是通过让每个劳动力拥有小块土地，保证他们有纳税服役的能力。

在民间社会，私田也会逐渐越变越小。古代的遗产继承和分家，大多数是在几个儿子或兄弟间分。土地多的地主，生的儿子一般也多，多分几代，各家手里的地也就少了。常说的“富不过三代”，不只是说富家子弟不成器，也有这个意思。

小农经济周而复始、没有增长，需要的劳动力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太平一段时间，农村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佣工的价格就被压得很低，这又反过来继续压制农业技术进步。就算有几百亩、上千亩的地，购买安装农机设备也是不划算的，雇工那么便宜，多雇几个人不就行了么？

从这里，我们就能体会到流氓阶层出现的原因了：本来就人多地少，地里又打不出多少粮食，去给别人帮工，又赚不到几个钱。辛辛苦苦也没有机会，还不如干脆做个流氓痛快呢。

你会说可以进城去啊，但是，古代城市是消费型城市而不是生产型城市，也不能消化过剩的劳动力。城里的手工业都是些独立的小作坊，也就招收一两个小学徒，那时也没有今天的第三产业。按说，劳动力剩余应该对发展工业有利，但和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一样，佣工成本越低，改进技术的意愿也就越低。何况，政府不仅不奖励工业技术革新，而且还制定过严刑峻法禁止研发机器。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里就有一条：凡是制作精巧机器用于惑乱人心的，就应该判死刑。《礼记》虽然不是法律，但是代表着儒家的政治理论。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从劳动力过剩到锁死科技、不能吸纳劳动力。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其实本不是懒汉，在未庄乡下时他还能打零工，而且还干得也不错，但进了城就找不到事做了，只能去给小偷站岗放哨，成了彻底的流氓。所以说，古代的城乡经济状况，是必定要形成这样一个流氓阶层的。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在《水浒传》里，会武术的流氓们啸聚山林，建立了“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乌托邦，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生活呢？

小说里的描述是“论秤分金银”，剩下的时间，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吃大喝。萨孟武形容，这是种加了引号的“共产主义”，因为，这只是在消费上实现共产，梁山上并没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组织过生产。梁山不是个健康的经济体，好汉们并不创造经济价值，他们的财物都是掠夺来的，经济活动只是把财富从有钱人那里抢来，再进行一次分配。

但梁山的存在，对经济也有客观促进作用。古代财富的集中方式，不是通过增加投入放大产出的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官员们贪污、富人们放高利贷来不断剥夺民众财产。这些财富聚敛起来后，就被他们作为个人家产囤积起来，大部分都不再投入发展生产力了。小说里，梁中书送给蔡京十万贯生辰纲，算是大规模的“生产性消费”，因为他日后还能从蔡京那里获得更多的贪污机会，还能赚回来，但形式依然是靠贪污和盘剥。所以，晁盖一伙劫生辰纲，并不减少社会生产力，反而加快了经济流通。

第三部分

梁山好汉有独特的阶层身份，有特殊的经济活动，也就自然会建立起一种非主流的价值观，这种伦理观念可以让他们成为更团结的群体。接下来，我们就从精神层面上说说梁山的伦理观念。

说梁山的伦理，就得先说他们的口号“替天行道”。但是，什么是天，什么是道，在中国文化里是很含混的。古代政治中的天道，可以最简单地理解成，君主是由天意选择的，所以拥有最高的合法性，但实际操作是，谁能获得主流社会阶层的拥戴，谁就掌握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就可以自称是受命于天。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也就是说，只要国君取得本国贵族的支持，就能顺利地治理国政。

到了秦汉以后，土地贵族被豪族地主取代，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民，而舆论则操纵在士人阶层手中，这个阶层，我们说过，是和士大夫阶层有重合的。所以，一个合格的皇帝，要争取的是士和农这两个阶层的拥护。对于士人，他要尊贤任能，对于农民，要少赋税、轻徭役。“替天行道”本来是属于帝王的守则，梁山打着这个旗号，有指责皇帝不作为，自己取而代之的意思。

虽然目标不小，但梁山的表现却经常违背所谓天道。劫法场时，他们不问军民百姓，滥杀无辜。起义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笼络士人，山寨里还是那几个书生和术士。对待周边农民也不太高明，梁山在攻打曾头市、祝家庄时，附近几个村庄都武装起来反抗，防备梁山人马抢粮。也就是说，梁山好汉的行为和口碑，与别的土匪没什么区别。可见，在梁山上，“替天行道”是个没有认真落实过的原则。

在山寨内部，真正起作用的是忠义观念，这个观念分两个阶段。在《水浒传》的前半部分，好汉们是只讲义气，不讲尽忠的。准确点说，这个阶段可以叫“信奉仁义”的阶段。地主阶层和士人阶层的价值观念是忠孝，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儒家教育，也因为他们承袭了祖辈的丰厚产业，过着安定的生活，自然就乐于维护能保证既得利益的观念。而身处底层的流氓们，生在穷苦家庭，过着漂泊的江湖生活，既没有祖先遗产，也得不到家人扶助，在他们的生活里，伙伴和朋友才是最亲近的。所以，义气就成了他们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他们心中，义的内涵是很简单的，就是别人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样对他，而且要加倍。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报仇雪恨则一定变本加厉。

在梁山好汉的伦理中，朋友间的义气要比父母妻儿的感情义务重要。李逵下山接母亲，半路母亲被老虎吃掉了，这是件很悲惨的事，但他回山讲述时，号称“孝义”的宋江听了却哈哈大笑，其他好汉也不来安慰李逵。在他们的习惯里，母亲惨死这种事，是可以当笑话听的。但要是李逵因为疏忽搞死了朋友，他们就会指责李逵不够义气了。这不能说梁山好汉们没有道德，而是他们的道德和主流的忠孝观完全不同。

初期的梁山不仅不太讲孝，也完全不讲忠。很多好汉原来是朝廷的军官和小官吏，落草为寇，这就是对朝廷的最大不忠，这时候，只有仁义伦理才能让他们自圆其说。所谓仁义，就是对义气进行一次升华。仁义的仁，虽然和儒家思想中的仁写法一样，但含义要通俗得多。梁山的仁义，只是把义气的范围再扩大到普通人，做到行走江湖时仗义疏财、扶弱锄强。像宋江这样见人就派利是、发红包，石秀这样肯为陌生人拔刀相助，就已经算得上仁义了。

但是，等到梁山做大了，原来的仁义就显得不够用了，需要建立新的伦理。梁山的组织性质是个帮会，而不是政党。政党有纲领和目标，是通过主义结合起来的。而帮会是靠义气结合起来的，成员中途脱离是不义，因为他不能同甘共苦，没能遵守誓言。但是，虽然这会受到江湖同道指责，但也就是不够朋友而已。对规模变大的梁山来说，这种道德约束还是太松散。

比如说，宋江对武松很不错，管吃管穿，一送行就能送出百十里地，是很不错的大哥，但是，如果有个与武松交情更好的大哥约他跳槽，他可不可以去呢？按仁义来说，就不是完全不可以。义的特点是对等、双向：你如果不义，我也可以不再顾忌义气，如果武松觉得宋江的一些行为是不义的，他就有充分的跳槽理由。而忠的原则却是单方面、无条件的，所以，忠和孝是君主和家长喜爱的伦理守则。

梁山做大以后，宋江为了团队稳定和权力集中，自然要推行忠的观念。梁山修改伦理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晁盖死后，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表面的解释，是好汉们虽然被逼上梁山，但心里是忠于皇帝的，由于此时小官吏、地主出身的头领越来越多，这种说法很有市场；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从此以后，山上的弟兄们都要尽忠于宋大哥了。

宋江修改梁山伦理，还有一个细节。按照义的标准，梁山好汉们既然以兄弟相称，就应该不问出身贵贱。但实际上，梁山上是要讲门第的。梁山好汉里，要论马上本领和军事才能，首推是林冲，而且林冲在晁盖死后，还有率先推举宋江的政治功劳。但是，在山寨的排位里，没什么突出之处的大刀关胜，地位却要在林冲之上，这又是为什么呢？你肯定也知道，不就是因为关胜姓关，是关羽的嫡系子孙，长得又很像关羽吗。在中国文化里，关云长是义气的象征，不仅历朝历代的皇帝会给他赠送称号，江湖好汉也最崇拜他。萨孟武的这本书写于20世纪三十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里，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引用一下，原话是：“革命的团体须有革命的手段，任用革命的人物，不但不宜讲门第观念，而且也不宜讲资格、讲经验。”

最后，再来说一个梁山伦理中的小细节，就算是彩蛋吧。你可能发现了，梁山好汉们虽然阳刚，但除了小霸王周通和矮脚虎王英，好像都不好色。按照梁山上的伦理，王英和周通好色是弱点，而其他英雄禁欲才是值得尊敬的。

不只是在梁山，在整个古代底层社会，都有这个伦理特点。我们前面说过，古代农村的劳动力长期过剩。在社会底层，过多的子女被视为累赘，女孩因为被蔑称为“赔钱货”，很可能一出生就被家里溺死，长大成人的概率比男孩小。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在民间，结婚是“人生大事”，并不是指伟大，而是指要花大钱办事。女人本来就少，又要花一大笔彩礼，相当一部分平民是讨不起老婆的，流氓无产者们就更不用说了。正是由于许多下层民众无法正常地解决性欲，所以才把禁欲当成美德来安慰自己。简单地说，就是越缺什么，就越说不需要什么。梁山好汉们本来就把兄弟义气看得比妻子重，他们自居替天行道，当然不能去强抢民女，所以就被写成了一群好像没有生理本能的人。而上层阶级就不会这么难为自己，在地主阶层和文人士大夫的伦理中，禁欲并不是道德守则，纳妾或出入风月场所，只是风流韵事而已。

在古典文学里，《西游记》是个特殊的存在。它既是最有名的文学经典，又是那种我们喜欢在坐火车或上厕所时阅读的可爱读物。它的想象天马行空，充满传统文化里最稀缺的童真乐趣，但在有意无意间，又对现实进行了含而不露、深刻老辣的戏仿和批判。越是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越能感受到它的魅力。这种虚虚实实的魅力，让《西游记》的读者群跨越了各个年龄和知识层次，他们对《西游记》保持着很高的忠诚度。比如，钱钟书从小就对《西游记》倒背如流，在做学问时，也特别爱引用小说里的情节典故。到了晚年，钱钟书看86版电视剧《西游记》，仍然全情投入、手舞足蹈，还模仿儿童的笔体写剧评，向报纸匿名投稿。

几百年来，出于各自的理解和感慨，对《西游记》的评点本、续写本，一直层出不穷。特别是现代，研究和改编《西游记》，始终是热门选题。不过，本期音频说的这本《〈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和常见的《西游记》读物还不大一样。

首先，作者就有点特别。本书的作者萨孟武，既不搞文学历史研究，也不是文献学、民俗学家，而是中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他是中国古典政治学研究的开创者，编写过很多中国政治学经典著作，他的学术特点是运用西方学术架构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在专业研究之余，萨孟武也经常用大众熟悉的古代小说为例，写政治学的普及文章，绕过那些专业艰深的理论，直接分析政治运行中的细节和原理。

另外，这本书的写法也和其他解读《西游记》的读物不同。《〈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最早是1957年出版的，比近年来的“戏说”“水煮”古典名著热要早很多。萨孟武的兴趣也并不在分析《西游记》文本上，在他看来，小说是社会意识的表现，携带着当时的政治文化基因，他只是借用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做事例，揭示古代政治中的道理。

本书一共收录了18篇文章，每篇的话题都取材自《西游记》的一个情节，像孙行者的紧箍儿、乌鸡国国王为什么不敢控告全真怪等等。但找到这个发力点之后，萨孟武就不再讲故事了，而是集中精力分析历史材料，为读者解读这类政治现象背后的逻辑和原理。他所关注的，是古代君权与相权、政治和司法体制等核心政治问题。所以，与其说这本书是解读《西游记》，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专讲古代政治的。

萨孟武的这一系列作品，一共有三本，另外两本是《〈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传〉与古代社会》。这三本书，系统分析了古代的政治、社会和家庭，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系列。这套书从问世起，一直很受文化界和读者们的好评。萨孟武的眼光很独到，凭借着政治学的功底，他对著作的解读，实现了从历史知识到智慧和洞察的过渡，能帮我们看清古代政治社会运行的隐秘轨迹。许多我们没有留意的细节，经他一揭示，才知道背后还有另一层深意。

《〈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里的18篇文章，既前后呼应，又彼此独立。本期音频就把这些话题归纳成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说。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要用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古代政治运行的动力是什么？

萨孟武认为，所谓政治，实际表现为命令和服从的强制关系。要强制别人服从，必然要有权力。所以，政治是以权力为基础的。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争夺政权的历史。而决定政治更替的，并不是古人所说的天命或民心，而是政治力量的大小。政治力量，就是对行政体系、经济和军事以及各个利益集团的控制力。本书的视角，就是围绕对政治力量的观察，将《西游记》的情节，同现实政治现象进行类比。从政治力量这个出发点，就引出了本期音频要说到的三个话题了：第一个是古代政治里的焦点问题，皇帝们是怎样维持权力的；第二个，我们来分析古代皇帝与大臣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样的；第三个，再来说一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

第一部分

下面，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皇帝为了维系权威地位，会运用什么样的手段？

帝王是古代政治的中心人物，我们先来分析这个角色。《西游记》里的神仙魔怪，几乎都有现实对应，那么，谁是最合适的帝王样本呢？当然是玉皇大帝了。我们就来看看玉皇大帝运用了什么手段来维持权力。

第一，要使用政治力量，而不是依赖恩情。玉皇大帝在这方面犯过大错误。

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玉皇大帝没有果断使用政治力量，而是选择了姑息政策。我们刚说了，政治运行的动力是政治力量。对皇帝来说，最首要的，是掌控和巩固政治力量，相比之下，实行什么法令、用什么人、做一个明君还是一个暴君，都是次要的。按照这个准则，孙悟空闹龙宫抢走定海神针、闹冥府注销了死籍，都是破坏法纪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玉帝的底线和权威，玉帝就该毫不妥协、不计代价地派兵讨伐，以显示调动各路神仙和天兵天将的政治力量，而他却听信了太白金星的招安建议。太白金星的招安，只是一时苟且的姑息政策，必定会招来更大麻烦。

现代人读历史，有时分不清在古代政治中，什么是宽大，什么又是姑息，这个区别取决于问题是否涉及到了政治力量。比如，如果大臣向皇帝进谏，话说得很难听，但并没有威胁到皇帝的政治力量，那么，只要皇帝头脑清醒，就可以忍耐或从轻处罚，这属于宽大。但如果分歧来自于政敌，无论自己是对是错，为了维系权威，皇帝都会压制，否则就是姑息了。所以，很多时候，一个问题的是非，要看是谁提出来的、站在哪个立场上。

在历史上，唐代晚期的割据局面，就是由姑息政策引起的。唐太宗把天下划分成了十个监察区，叫做方镇，中央向每个方镇派驻监察官。到唐中期，这些原本负责监察的节度使，逐渐掌控了地方上的财政、军事等综合权力，甚至一个人统辖两三个方镇，也就是说，节度使拥有了威胁皇权的强大政治力量。而历代唐朝皇帝却回避冲突，选择用恩情来笼络方镇，希望用感情打动这些诸侯，但在方镇看来，这是朝廷在暴露软弱无力，反而越来越跋扈。同时，在方镇内部，也存在类似政治力量旁落的现象。最初，节度使们为了扩大军事实力收买士卒、放纵将校，后来，军队里的实权人物干脆就在旧统帅死后，自己选择傀儡立为新统帅。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姑息迁就，直接形成了唐代的割据乱世。所以，学会维护和使用政治力量，是皇帝的基本功课。

维系权威的另一个秘诀，就是保持自己的神秘感。在人的心理上，神秘感和仪式感最有利于形成崇拜。在古代政治中，时常出现“宦官当道”的局面。为什么皇帝让百官畏惧却不能震慑没有知识的太监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大臣们见到的皇帝，是那个身穿龙袍、威风凛凛坐在宝座上的形象，是精心构筑的权力化身。如果你去过故宫，我们经过一道道对称的巨大城门、穿过通道，站在宫殿前的巨大广场里，还是能感受到这种建筑布局的威严和压力。越往前走，自己也好像越走越渺小，在明代、清代，大臣们进宫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就能大致感受到了。而这个皇宫是太监们的主场，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一个在后宫玩耍的普通人，在他们终日的观察下，皇帝的智力和性格缺陷都暴露无疑，完全可以愚弄操纵。

《西游记》里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没留意过，就是在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玉帝身为群仙之首，只知道问计和求援，自己却没有显露过法力，甚至没有出过什么主意。这好像是有点怪，其实玉帝倒是做对了，他就成功地保持了神秘感。《荀子》讲过“人主不必自为之”，就是说，君主要把具体的事交给别人去做。他的学生韩非子又发展了这个主张，说君主要保持神秘和安静，不能主持具体事务，不能亲自出谋划策，不要让人摸清自己的喜怒，这样才能使人感到高深莫测。有了功劳，是皇上贤明，出了问题，是大臣办事不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玉帝亲自出马却打不过孙悟空，让神仙们发现了他的真实本领不过如此，这个后果，可比大闹天宫还严重。

除了制造神秘的手段，皇帝们还要善于运用臣民的恐惧。皇帝将自己掌控的政治力量，通过神秘和威严的形象放大，转化成一种精神权威。然而，这种权威遇到军事或政治失败时，会受到臣子的怀疑，使皇帝的地位变得不稳固。比如，孙悟空打败了天兵天将，看透了天宫的虚实，就敢说“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最后，玉帝不得不借如来佛的法力制服孙悟空，这也是很丢面子的。不难想象，此时他的权威已经受到了动摇。那么，玉帝该怎么做呢？他的选择是推行恐怖政策。

沙僧被罚下界，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沙僧当过天上的卷帘大将，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玉帝打了八百下，又贬下界来，还每隔七日用飞剑穿他的胸肋几百下。沙僧只不过是不小心打碎了东西，就受到这样的惩罚，此时的玉帝，显得又残暴又疯狂。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大闹天宫以后，玉帝的权威受到破坏，只有采用这样激进的惩罚和恐怖策略，才能让神仙们继续服从他。这好像是开玩笑，但在君主政治里，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做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过，人民对君主的服从，不是出于爱戴，而是由于恐惧。

刚才，咱们说了古代皇帝的几条守则：第一是要依靠政治力量而不能靠恩情；第二是要善于保持神秘的权威形象，刻意显示聪明才智就等于暴露弱点；第三是会使用恐怖手段。这么看来，好像当个皇帝还挺简单的。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刚才说的只是外在现象，皇权的运行方式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使用恐怖手段并不是任意疯狂的，而是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行。按照法家的理论，真正高效而可控的恐怖高压，是建立一套严厉苛刻的法律制度。压迫和恐怖一旦形成机制，人们就会逐渐习惯并且自觉遵守，还会主动参与维持秩序。当整个社会都按照严刑峻法运转起来以后，皇帝就可以保持神秘感、不问具体事务了。

另外，做皇帝也有一整套职业技术，这门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法家思想的代表作，像《商君书》和《韩非子》，就是帝王术的专门教材。在古代，帝王术是绝对保密、严禁公开讨论的。西方也有一本出名的帝王术教材，就是在文艺复兴晚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写的《君主论》，这本书正好是跟《西游记》在同一个时期写成的。马基雅维利公开宣扬，君主就应该不顾及道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此，他一直被称作阴谋家。其实，他的本意是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君主政治，结束当时意大利的分裂局面，建立统一国家。

第二部分

皇帝是古代政治的一极，皇权的大小，政治力量的集中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一直变化的。诸侯、外戚、士族和藩镇，都曾经是制衡的另一极，但君主和大臣始终是统治阶层的基本结构。下面，我们来说说第二个话题，中国古代政治中，君主与大臣的关系。

重要的事，还是得强调一遍：古代政治的运行，取决于政治力量，这仍然是讨论的前提。《西游记》里的神仙社会，也以力作为基础，力量的力。神仙的力分两种：一种存在于自身，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这称为法身；一种是器物，像金箍棒，这叫做法宝。法身和法宝，合称为法力。神仙的地位高低，乃至生命长短，都由法力的大小来决定。法力高的成仙成佛，享受荣华富贵，还能独占仙桃、人参果这类增进法力的道具。法力小的，只能化身妖魔，住进山洞里辛苦修炼。一些低级神仙，之所以要组队下界当妖怪，就是因为在天上吃不到仙丹，只好去吃唐僧肉。

所以说，唐僧要经历八十一难，就是这种利益格局造成的。这个格局所暗示的，也是现实的古代利益格局：皇帝享用全天下租税，公卿百官因为辅助皇帝，分享一部分利益，这是他们关系的基础。至于分不到或不甘心自己地位的人，就会选择铤而走险，选择揭竿而起或者谋反，结果，当然也就是成王败寇，就像孙悟空因为反抗而成佛，而沿路的妖精本来和他是同类，却被他打死了。

下面，就来说说皇帝和臣子间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

早期的儒家思想，对君臣关系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孟子认为，君主如果有大错，就要听取大臣的劝谏，如果不听，可以放逐他，换一个新君主。荀子也说，天下人要遵从的，是道义而不是君主。百姓不是为侍奉君主而存在的，而王位则是为保障百姓而设置的。这种观念，虽然没有真正实行过，但起码到汉代时，大臣们还敢公然说出来。西汉时的鲍宣就上书说：官爵不是陛下的，而是属于全天下。也就是说，皇帝无权根据私人好恶去任命官员，大臣得到官爵，应该履行对天下人的义务，用不着对皇帝感恩戴德，像奴才一样进行私人效忠。这种理念不仅有道德力量，在现实中也有优点。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在出现混乱时，如果基层失去和权力中枢的联系，就会整个陷入瘫痪。假如地方官员不是盲目服从上级指令，而是奉行一套完整的政治观念，那体制基础就会稳固多了。

然而，皇帝们可从来不这么想。汉高祖刘邦称帝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很开心地对他父亲说：你当初总嫌弃我不务正业，不像我的兄弟会置产业，现在你再看看，我的产业有多么大？

刘邦就说了句大实话。在皇帝眼里，天下就是他的私人产业，只是后世皇帝很少再像刘邦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所以，在这样的权力系统里，臣子首先要彻底忠于皇帝。后来的儒家思想，按照这个标准不断修订，才获得了皇权的认可。

这种君臣关系，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类怪现象。你一定记得，唐僧师徒四人在车迟国斗法的故事。在比赛求雨时，龙王和风神雷神，只要见到咒语法术，就会刮风、打雷、下雨，根本不管这些符咒是出自玉帝、孙行者还是妖怪。另外，许多有法力的妖怪，都可以奴役山神土地。这些似乎不合理的现象，其实都是这种权力结构下的必然结果。

我们站在龙王的位置想一下。《西游记》开篇时，有一个泾河龙王，因为行雨搞错了时辰而被玉帝判了死刑。有这样的事例在先，龙王们当然是见到命令就无条件执行，根本不敢、也不想去审查这个命令是谁下达的，合不合理。当银角大王用咒语命令搬三座大山压在孙悟空背上时，山神们也一样照办。连孙悟空都觉得不服气，他说：俺老孙号称齐天大圣，五百年前也没使唤过山神土地，今天的妖怪怎么敢把山神当奴仆呢？皇帝本来想训练的，是只对自己的服从，但下级“无条件服从”惯了以后，只想着保存自己，对任何掌握力量的人，都是一样的听从命令。在君主政治里，经常发展出这样的荒唐局面。

不过，古代现实政治，也有一点是比神仙社会高明的，就是建立了科举制度，实现了皇权与士人阶层的合作。《西游记》里虽然没有涉及用人制度，但有许多选人用人的案例。在天兵天将中，孙悟空只佩服显圣真君，也就是二郎神。因为二郎神是凭借实力打败的他。孙悟空管神仙们叫“老弟”“老儿”，遇到二郎神，则恭恭敬敬地叫大哥。然而，对这样连孙悟空都敬畏的能人，玉帝却始终压制不任用。

在第五回，孙悟空大败天兵天将，观音建议玉帝启用二郎神，玉帝向二郎神许诺，成功以后让他升官发财。但是，当活捉了孙悟空以后，玉帝只给他一些珠宝、仙酒，就把二郎神打发回灌州了，没有给予任何提拔。这后面有一个原因：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关系叫外戚。在历史上，外戚一旦做大，就会威胁和控制皇帝，甚至篡夺王位。一个孙悟空都不好对付，更何况神通更大、拥有外戚身份的二郎神呢？玉帝当然不敢把他留在身边，而且，也不能再给他提高政治影响力的机会。所以，在四十九天之后，孙悟空踢倒炼丹炉逃跑时，按正常逻辑，应该是再让二郎神出马。但这次，玉帝宁可大费周折地求如来佛，也不愿意再用二郎神，就是害怕他功高震主，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皇帝既然是这样的“心计”，那大臣们该怎么自保呢？我们先来讲历史上的实例，秦始皇派大将王翦远征，临行前，王翦一再要求赐予他田地豪宅，说是为儿孙积累产业。秦始皇都大笑着答应了。有人劝王翦说，将军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儿不体面？王翦回答说，秦王这个人向来爱猜忌，让我带六十万大军出征，能不怀疑我谋反么？我多要些田产，只是为打消他的顾虑。这种君臣间互相藏心眼的事例，在正史野史里比比皆是，是一种特别发达的中国政治谋略。确实，皇帝最担心的，并不是大臣腐败，因为腐败的风险还在他的掌控之下。皇帝最害怕的，是那种有深厚政治资源同时又追求名誉的对手，这种人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才是他最担心的。

在历史中，有一个现象，是政局越乱、皇帝越喜欢任用贪婪或名声不好的大臣，这并不都是因为愚蠢，而是由于这个更深刻的考虑。在《西游记》里，也有类似例子：唐僧到了西天，却被佛祖身边的尊者们勒索，要他支付贿赂才给真经，这还罢了，就连佛祖听说了也不主持公道，还暗示说这是佛门惯例。初看，好像是作者的黑色幽默。然而，这在古代社会现实中，确实是正常状态。

第三部分

刚才，我们说的是古代政治中的人物关系，下面，再来说说本期的第三个话题：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

这种特点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统治权来自神授的神权思想，所以，执政者对权力范围外的不可控力也要负责；另一个，是皇权逐渐取缔了制衡力量，变得既强大又不可控。

我们先来说说，统治权来自神授的神权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套自己的神权理论。从周代开始，中国就形成了一套政治语言，也就是君主由上天所选择，王权由上天所赐予。比如所有的皇帝，无论是继承皇位还是自己造反，从出生开始，就有一堆特殊神迹，证明他就是天命的帝王。比较特别的一点是，这种神权思想也体现在地方事务里。

《西游记》的第八十七回，凤仙郡的郡侯和妻子吵架，一怒之下推翻了祭祀玉帝的供桌，玉帝就罚当地三年不下雨，弄得百姓要活不下去了。当然了，玉帝本来就爱滥用刑罚，但他为什么不直接降罪给郡侯，而是要让全郡人遭殃呢？这就是神权思想在古代社会意识中的体现。中国政治的神权思想有一个惯性，天子是上天指定的，具有神权，地方长官是天子指定的，也代表着地方的神权。那么，天下大旱，意味着天子不仁，是道德上出了问题；一个地方大旱，也就是由于长官的不仁。萨孟武生在清朝光绪年间，还见过大旱时县长跪在烈日下求雨的情景。他说，这虽然出于神权思想，但也不能简单理解成是迷信，县长亲自跪着求雨，代表着与民同甘共苦的意思，百姓见到县长态度诚恳，会出于感动而打消闹事的念头。

再来说另一个特点，皇权逐渐失去制衡，越来越强大。君权虽然是神授，但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也曾经有过制衡皇权的政治思想和实际制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相权，相权是丞相所拥有的权力。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之前，位列三公的重臣，从身份上是皇帝的老师和朋友，而不是臣下。皇帝对待三公的礼仪也非常恭敬。汉初的丞相拥有制衡皇权的政治力量，那他具体管些什么呢？和皇帝一样，丞相也不管小事的，他的工作是“调和阴阳”。这个阴阳不是玄学迷信，而是事关天下的重大政策。

汉宣帝的丞相丙吉，出游时遇到城里的伤亡事件不闻不问，见到牛喘气吐舌头，连忙停车询问天气。这在后世看来是一个笑话，但丙吉有自己的理由：治安问题有专门官员负责，不需要丞相过问，而牛吐舌头是因为天热，这预示着干旱，身为丞相，必须及时调整水利和经济政策，这才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到了明代，皇帝不仅取消了丞相，而且开始当众用板子打大臣的屁股，在太监的诱导下，甚至直接将大臣打死。此时，官员们不仅没有制衡皇权的能力，连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都没有保障。皇权不受监督制衡，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大漏洞。

在《西游记》里，唐僧和孙悟空的关系，就能说明这种漏洞的危害。唐僧有紧箍咒这个控制孙悟空的秘诀，但没有明确的使用规则，什么时候念，全看他的认知和心情。一路上，唐僧因为念错了紧箍咒，几次逼得孙悟空离开取经队伍，也让他自己陷入险境，要不是神佛暗中护持，早被妖怪吃掉许多次了。毫无制衡的皇权，就像念紧箍咒的唐僧，使用起来虽然很爽，但往往要酿成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