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天地人三才”，人为什么能和天地同列？我们可以反问一下自己，什么是家国天下，哪里是企业组织？是“家国天下”这个概念吗，还是说办公楼、会议室就是“企业组织”？《大学》有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有人的地方才是社会，人做事的地方才是企业，所以 “人” 对组织的作用毋庸置疑。
笔者本想写一篇“漫谈用人之道”的文章，但是“用人之道”题目太大，例如《群书治要》50卷里一半讲的是“修身”，一半讲的就是“用人”，所以本文只能漫谈一番用人之道中的择人标准。
一、有德
如上文所引用的《孟子》原文“有德此有人”，虽是老生常谈，但是不得不说用人确实离不开一个“德”字。
一个逆子，可以为自己的不孝想出很多理由，但是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对自己不孝；一个侵占公司资产的员工，可以为自己编出很多的理由，但是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下属侵吞自己的资产；历代君王靠什么夺取政权，立国之后往往最防着什么，宋朝文官压制武将、机构臃肿就是一个实证。
《论语》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德”者给人一种安全感，所以任何人无论自己的德行如何，他都不愿意和一个无德之人为伴。
所以职场择人的第一标准必须是员工有起码的职业道德。
二、外圆内方
“外圆内方”说到深处既是“内圣外王”的具体体现，是“心性”与“事功”的统一。我们这里取其相对狭义的范畴，偏向人际关系一面。
自古以来的圣贤君子为什么总是孤单？除了道德上“鹤立鸡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棱角太过鲜明。秦汉之后，儒家思想往往是中国治国之本，虽然儒家思想也很圆融，但是由于其以入世治国为目的，所以儒家经典往往培养人们一种“刚正不阿”的精神，儒家学者经常是“内方”有余“外圆”不足。
职场中，有容人之量、反观自省的人毕竟是少数，“鹤立鸡群”的君子确实令人敬仰，但是往往也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团队的协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君子”的“棱角”若刺痛了整个团队，那这个“君子”一般也是留不得的，毕竟职场是以盈利为目的。
职场人际上，佛道两家的思想时常令人心平气和，收敛锋芒。《道德经》有云：“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就是“外圆”的一种具体表现。
职场用人，要选择那些深谙世故又有底线的人，没有底线的人要不得，原则性太强的人不敢要。
三、务实肯干
职场用人最终是为企业创造利润的，若仅仅是有德行、会做人，但是办事能力不够的人终究不符合职场用人的标准，企业需要那种能够面对现实、灵活权变、有能力为企业带来“实利”的人。
务实意味着避免“天真”，职场中那些纯真的职员确实能给人带来一股清流，鼓舞士气。但是“清流”不等于“天真”。
中国文化中不乏“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经句，从“心”出发便能成就功业。有学者说西方哲学给人一种有纲有目的条理感，而中国哲学却总是给人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有点虚。
西方文化从原则出发，建立理论架构，然后在涉足理论的运用，这是符合人们一般的认知思维，所以给人一种实在感。而中国文化就如同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它从原则出发直接跳到运用，中间省去了逻辑与架构，所以中国文化常讲“悟”。能真正“悟道”的人自然最好，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往往会“脱离实际”。
笔者在《“德者”应该是这样的》一文中指出：“德者”不仅能坐而论道，还能出将入相。有德必有才，德包容才，只是中间这个逻辑推导过程很多人没想明白，才会出现《军师联盟》中曹操的那番“务实”之言。
再看《走向共和》里中日甲午海战之前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和翁同龢、季直为首的清流派的对话：
李鸿章认为北洋舰队年久失修，技术已落后，日本快船速度远超北洋舰队，所以不建议开战。
季直：李中堂是畏敌如虎吧！船慢一点怕什么，我与倭寇之战，彼曲我直，理直者气壮，气壮者斗志昂扬，以我斗志昂扬的正义之师，战于失道寡助的无耻之徒，怎能不稳操胜券呢？
李鸿章：哈哈哈哈哈！季直说的好不慷慨激昂啊，我说了半天这快一点慢一点意味着什么你没听懂啊？！
季直：我的确不懂，武器自是战争要素，但绝非胜败之决定要素，决定胜负的，乃是人心。
李鸿章：纸上谈兵，我来告诉你，我方主力定远号的航速是14.5节，而日本的吉野号是22.5节，他想打你的时候马上可以追上你，而你想打他的时候，他早就一溜烟跑掉了。而射速呢？我方是五分钟开一炮，而敌方是一分钟开五炮，季直，请你告诉我，在开战的一瞬间，这人心何足恃？
每次看到这段我都忍不住随着李鸿章一起大笑。虽然清末很多问题难有定论，但若以《走向共和》为依据，季直便是“天真”的职场人员，对现实认识不清，而李鸿章则是务实权变的实用型人才。
总而言之，职场用人三原则：有“徳”、有 “圆” 、肯务实。有德，就是选择有起码职业道德的人。有“圆”，就是选择那些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肯务实，就是选择那些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