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的前身是一份研究报告——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写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后来在原报告基础上加上前后两章，即成此书。此书于1946年发表后反响巨大，亦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因其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60多年后依然长销不衰，成为文化人类学的典范之作，是了解日本民族的绕不过的经典读本。
《菊与刀》从日本人森严的等级制度讲起，分别从行为习惯、文化观念、道德世界、人情态度、自我修养和儿童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对日本人的民族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从中可以解读出日本民族历久形成的种种文化模式，包括负恩与报恩的压力、义理与自由的抉择，享乐的人情观与自虐的修养法，还有别样的儿童教育传统。这些充满矛盾的外部行为模式及内在文化价值体系，使我们逐渐窥见了严格的家族制度和等级制度下日本“耻感文化”的渊薮。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日本人所理解的“忠”、“孝”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这样，作为日本美德核心的“忠”、“孝”就和中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对国家尽忠和对父母尽孝道的思想区分了开来。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就广泛吸取了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的精髓，所谓的“忠”、“孝”都是汉语中的字眼。但是，两国间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相反，在中国人眼中，“忠”、“孝”是有条件的，而“仁”，也就是英文中的“benevolence”(慈善、博爱)，是比“忠”、“孝”更高境界的美德，西方人所指的有关人们交往的美好关系都可以用“仁”来表达。父母必须具有“仁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