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卿谈诗
诗的文性与韵性
忆 卿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那有没有脉络可寻呢？多数人一听都会说：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的，这些文体代表各个时期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用这方面来排序，没毛病。不过这仅仅代表了中国文化精彩纷呈的一面，还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精彩纷呈”和“博大精深”用在中国文化上不仅仅是两个形容词，更是中国文化两大元素的诠释，中国文化正是以“精彩纷呈”和“博大精深”两大元素为基础，形成“文韵并举”的二元发展。
什么是“文韵并举”二元发展？回答这问题前，我们先理清什么是“文性”和“韵性”。
窃以为，“文性”是各种文学载体所表现出的行文风格，然后延展对文体结构和章节布局的理性构建，最终形成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文性文学”，成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元；“韵性”是行文中用精练的字词和舒缓的语句烘托出的情景意境，进而在音节平仄和格律韵法上形成独持规则，最后形成以“赋诗词曲”为核心的“韵性诗学”，成为中国文化“精彩纷呈”的另一元。
中国文化形成初期，文史哲不分，诗乐舞相融，文韵一体，二元结合。曹丕在《典论》中最早提出“文气说”，指出作者个性对作品风格的影响，是对“文性”早期的一种探讨，但对“韵性”构建同样有影响；《文心雕龙》提出“为情而造文”，这“情彩说”应该是对“韵性”较早的肯定，但对“文性”的形成同样适用。前人诸多理论都肯定了“文性”和“韵性”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统一。
由于中国字“单音表意”的特点，组字行文中体现出特有的韵律感和形式感，于是在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文性”和“韵性”慢慢突显个性，各成体系，最终形成以“诗学”和“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两大特色，相辅相承，走上了从“文韵一体”到“文韵并举”的二元发展格局。那么，什么时期开始“文韵并举”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用“文韵并举”二元论给“诗学”和“文学”两者朴素地排一个序。
“文性文学”朴素排序应是：先秦文典、汉赋骈文、唐代传奇，宋代散文、元代戏剧、明清小说；“韵性诗学”朴素排序应是：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只是大方向排法，在这大排序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两个排序不管如何排，有一个文体怎么都绕不开，这文体就是“汉赋”。
为什么汉赋绕不开？这和汉赋独特的风格有关，汉赋是有韵的散文，亦文亦诗、文韵结合，游走在“诗学”和“文学”两边，随着继承与创新，汉赋这种“文韵结合”的特点开始同时成长，随着融合与发展，出现了“大赋”和“小赋”。窃以为，“大赋”是“文性”的发扬，从写法技巧到内容构建都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形成；“小赋”是“韵性”的浓缩，情发成文和韵建意境的个性，影响了后世“诗学”的走向。这时汉赋开始了“文韵分离”，中国文化自觉或不身觉地从“文韵一体”，走上了“文韵并举”的二元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彼此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诗学”和“文学。
中国“诗学”和“文学”遥相呼应，这种“文韵并举”的二元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独特的。不过所谓“文韵并举”只是对文韵的侧重度不同，两者并没有严格区分割裂，只是个性都相对鲜明起来了，相得益彰。纯诗词曲范围，“文性”是“诗学”的基础，散文小说领域，“韵性”是“文学”的辅助，如果完全割裂，那么诗文小说都不是合格的中国式作品，作者也不是合格的中国式文人。
汉赋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走向，如何形成“风韵并举”的二元格局，是一篇宏大课题，我们先且放下，这里我只想谈谈一个小侧面，就是“诗学”走到今天，新文化运动后出现的“新诗文体”在创作中的“文韵”问题。
汉赋发展过种中的“文韵分离”，让中国文化丰富精彩起来，近现代因西学东进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一次“文韵分离”，这次“文学”上的“文韵分离”让“文性”朴素地得到释放，促使白话文兴起，让文化得到普及，尤其对现代散文和小说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诗学”中“文韵分离”后产生的“新诗文体”，却是另一番境况，“韵性”没得到释放，反而被分得干干净净，让中国文化特有的“诗意”境界，最后一点依托的主体，一下失去了。
窃以为，“新诗文体”在发展中慢慢迷了路，一个迷路的人，当然无法为别人指引方向，为什么说“新诗文体”迷路了？是因为我们近现代的诗学和诗人不自信地依附了西方诗学（观点见拙文《诗的融合与发展》）。我不是文化上的民粹主义者，我认可这样融合与发展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诗学”在三叉口产生了分岐，这个分歧造成前行者的犹豫和跟随者的茫然，这个分歧就是，“文韵分离”后的“新诗文体”发展要“文性”，还是要“韵性”？
“新诗文体”多数作品只有“文性”而没有“韵性”，诸多作品从版式到字句的遣用，都是一篇分行的文章，或是一篇文章的分行，读来少有语气舒缓和韵律起伏，意境的构建让位于行文的自由。不过我并不完全否这种“新诗文体”的出现和发展，因为这种文体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丰富作用，只是作为“诗学”发展的分支，“新诗文体”在创作中完全照搬西方诗论，过度“重文轻韵”，失去我们“诗学”的特色，我感觉有些遗憾。
很多人指责我观点偏激，批评我过于保守或守旧，是，我多次强调中国诗学独树一帜，但也不否认西方诗学的价值，同时承认东西方对诗的定义有一定共性，诗，是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词语进行书写的一种文学体裁。西方诗学也讲究节奏感和韵律美，只是我们文化基因不同，理解有所偏差，就象外国友人对我们诗学中的格律意境一样，白首太玄经，也未必真搞得懂。对于西方诗学，我们多数人接受的都是二手或三手甚至多手的信息，所以误会了西方诗是分行散文的样子，也情有可原。如果《荷马史诗》真如我们中文版式的模样，作者不盲也要被气瞎，你译不成《木兰词》或《长恨歌》，译成《史记》总可以吧？鲁迅先生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嘛，按现在二手或三手甚至多手的西方诗学信息，我们《史记》完全可以称为《司马史诗》，一样没毛病。
哦，更多人听我这么说，都皱眉撇嘴，你这不是抬杠嘛？不，我没抬杠的意思，我一直认为“新诗文体”存在两种诗风，就是“文诗”和“韵诗”，只是大家从没有对此规范定义，才造成今天“新诗”局面的混乱，两者互不认可，颇有“文人相轻”之陋习。所以我才想给“新诗文体”做一次“文韵分离”后的分类，让大家在创作时有方向，让读者品鉴时有标准，这样就不会产生混乱，然后各行其道，彼此守望而不是相互指责。
那么什么是“文诗”和“韵诗”呢？先看看我这首诗和诗风：
恨你，是一堆燃尽的炉火，我用余温涂抹我的脸，
重新掩盖我的无助，这是疼到心里不敢喊的憋屈，
是憋屈后不敢流的泪，我以匍匐的姿态靠近你，
如枯树下的衰草，如衰草下的蝼蚁，
我看到青春以青春的方式消散，撕开人生，
啊，我固执地用我的臆想描给你，也这样抱你，
一生这就么过去，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啊，
我低头在人流中，不敢左看右看，
而这恨，是我身上衣服的断线，
这么明显，让人们一眼就看出，
我在等你看到，告诉你，这恨其实是爱，
比眼前的河流更清，更绵绵不断……
这是典型“文诗”写法，版式分行，有诗形象，重文轻韵，如似文章，这样诗风的新诗文体就是“文诗”。这种诗体有诗分行的模样，有文章标点的运用，用语不考虑韵律，不用押韵，就象一篇小小文章娓娓道来一种情感，采用诗的简洁特点和情感点式扩散法，围绕一点感性基数放大形容参数，尤其再有一两句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诗眼”，烘托气氛，以达到打动读者内心共鸣的效果平方。在白话语境，这种行文方式可以让情感迅速集中，然后迅速扩散，这确是诗的内涵，如用散文按部就班慢慢铺陈就显罗嗦了，所这种侧重“文性”的自由行文，是不错的一种表达形式，也证明了，存在就是有道理的。
“文诗”曾引领新诗风潮，现在也作为主流诗风为多数诗人所采纳，不过这种写法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原因，在破旧立新中过于“重文轻韵”，与中国诗学中的韵感渐行渐远，对意境的构建也少了一份灵性，因此也引起许多争议，很多人重新寻找诗的“韵性”，除了复古和怀旧外，现在很多作者开始做着另一种探索，比如我这首诗和诗风：
如果你的目光
能为我舒展成
这条古道
我愿遍漫为
路旁 那一野芳草
在你转眸的一瞬
攀伸上你的眉梢
为你娥眉的妩媚
再添一笔娇俏
请等我
在新柳下
那弯小桥
明天不论有风有雨
我都将前来
唱 魂梦一夜
担 相思一挑
笑问桥头女郎
可是我家阿娇
是否 这次又是错过
我又已迟到
看桥下溪水莹莹
中有青山白云
怡然映照
可喜伊人不远
此生未老
这是“韵诗”的写法，构建意境，词句精心，白话文雅，舒缓风韵，这样诗风的新诗文体为“韵诗”。在现在白话语系中，“文性”已经是主流，所以“韵诗”在当代语境下，在白话行文的语感和形式中，注意字词的精准和意境的构建，大方向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观点，从版式到行文力求形式美，在格律规则中侧重“韵感”保留“韵角”，让全篇有了韵律美，从而延续中国诗学的“韵性”。前人的理论，如“新格律体”诗观促进了“文诗”的建立和发展，我有一个“风韵歌诀”希望让“韵诗”得到构建：
字到短意节止
行以情境分段
长短参差错落
风雅不可呆板
情到浓时入诗
韵到尽处收转
着笔本可随意
心存典雅一念
并且还有一组与歌诀相配的“三不原则”：
第一原则，不可连行成散文；
第二原则，不用助词辅情绪；
第三原则，不要标点分句读。
停！更多人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你这“风韵歌诀”和“三不原则”，不是在给新诗套枷索吗？我们“新诗文体”应该是这样的，结构自由，段数、行数、字数没有规刚，语言自然不用韵，无拘无束地表达，西方美国诗人惠特曼是我们的老大，你看看人家的诗，写得多么随意，多么自由，就象人家的社会。关于这方面观点我说过多次了，不要把接受二手或三手甚至多手的西方诗学信息奉为圭皋，并且这世上哪个游戏没有规则？哪个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和文学是一样的，都要在一定规则中运行，才能立稳行远。别看着别人家的菜似乎很香，还没搞清合不合口味，就掀了自家的桌子，最后搞得自己没饭吃。
我个人认为，“新诗文体”的两种诗风“文诗”和“韵诗”可以二元发展，一字并肩，彰显当代“诗学”的丰富多彩，相向而行，互映生辉，能再次激发当代诗坛的活力。
《与妻书》，一次聚会朋友声情并茂颂读了一选段，朋友走过人生沧桑并有国文功底，效果不逊电视上明星的表演式朗读，听他磁性声线读到，“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我不由击节赞赏并眼含泪光。“文诗”表现直接，自然率真，但落笔随意，布局无序，连可读性的“韵性”都不在意，是作为诗的缺陷，如果“文诗”写法可达到《与妻书》能让读者和听者都感动，多往中国诗学靠近一点，我认为是不错的自我成长。
刘德华04年重庆演唱会，十万人场面很是震撼，那时我还年青，随着众人挥舞荧光棒尖叫，为偶像助阵。当“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旋律响起，所有人先时安静，然后慢慢合唱起来，这忧伤的歌词被现场气氛演绎为一种激情的释放，足见偶像的魅力。在我也为之痴狂时，忽见几人之远有一位男子，年纪就象今天的我，他呆呆看着舞台，当万人合唱到“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时，他和歌词一起，突然泪流满面。今天，看着案头一首“韵诗”，如果能重拾起诗的“咏叹吟唱”特色，在一曲伴奏下，让今天的我，再回到十年前的忘形失态，那么这样的“韵诗”，相信没人再指责我为之套上“风韵枷索”了吧？
文诗韵诗，不管“新诗文体”如何变迁，可颂可歌，应该是我们固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您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