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两条主要的感情线：安娜和青年军官沃伦斯基之间的爱恋，以及康斯坦丁和凯蒂之间的情感。在此，暂且不论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是否逾越了道德底线，单从两人的相处模式中即可猜到这段恋情注定是一场悲剧。
最初，安娜为了这段炽热的爱情背叛丈夫，不顾儿子，在众人的流言蜚语和指责声中依然义无反顾。因为在她看来，爱情胜于一切。所以后来，安娜被所有人排挤，见不了自己的儿子，无人倾诉衷肠，沃伦斯基成了她生活的唯一寄托。可是，希望得到母亲资助，并能重返社交圈的沃伦斯基对安娜的态度却渐趋冷淡。于是，安娜开始整夜失眠，变得敏感又易怒。在一次和沃伦斯基的争吵中，安娜大吼，“我为了你抛弃了一切，但是，现在你却不爱我了······”从安娜的话语中不难想象她的绝望和无助，可是，这番话也像一座大山，沉甸甸的压在了沃伦斯基的身上。背负了太多失望、恐惧和不安的两个人，在现实面前不断磨耗着彼此的爱。最终，安娜绝望地控诉这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罪恶。”然后，心灰意冷的她卧轨自杀了。
相较安娜和沃伦斯基炽烈的爱情，康斯坦丁和凯蒂之间的感情线平淡和缓太多。但是，当身怀六甲的凯蒂给康斯坦丁病重的哥哥擦拭身体的时候，康斯坦丁内心里强烈的情感体验一定不亚于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在看似平凡的爱情下，实则是两个成熟人格的相互扶持。因为康斯坦丁和凯蒂彼此间的信任和坦诚，他们才能建立起这样一种平稳共生的关系。
1926年10月3日，风流才子徐志摩和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结婚。这对才子佳人的结合却并不大多数看好，在婚后第二天，梁启超便书信自己的儿子梁启超和儿媳林徽因：
“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棍，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徐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
后来证明，梁启超等一众友人并不是杞人忧天。陆小曼婚后继续骄奢自我，打牌、吸食鸦片，根本不顾虑徐志摩的好言相劝。而陆小曼也曾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说起过：
“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
这一切都注定了两人的关系将一点点走向消亡。
两人婚后不久，因为对陆小曼的作风极度不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不再给他们任何经济上的补贴。为了维持生计，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几所大学兼教，还要写稿挣稿费。可是，陆小曼并不体恤徐志摩的辛苦，依旧挥霍无度。1930年，徐志摩应好友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但陆小曼却拒绝离开上海。于是，两人开始分居两地。为了节省路费，徐志摩时常搭乘安全性极差的免费飞机往返北京和上海。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所乘的飞机触山爆炸，机上三人全部遇难。徐志摩的死让陆小曼受到了众人的谴责，加之是出于自责和对徐志摩的思念，自此之后，陆小曼再也没出席过任何交际活动。
无疑，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恋是彼此消耗磨损的。他们像两团燃烧着的火焰，交融在一起之后火势熊烈，却也很快耗尽了彼此。这样看来，当年林徽因婉拒了徐志摩的热烈追求，却与“木讷”的梁思成缔结良缘诚然是最明智的选择。且不论林徽因是否真的爱过徐志摩，但正如陆小曼所言，徐志摩一生追求浪漫，正因为林徽因对他而言可望而不及，他才会对她如此念念不忘。假若，当初林徽因嫁给了徐志摩，恐怕将会是另一个悲剧了。
除了徐志摩从不掩饰的爱慕，林徽因和梁思成这对佳偶的身边还有学富五车、“逐林而居”的金岳霖。面对仪表堂堂、才华横溢的金岳霖，林徽因曾对梁思成坦言，自己同时爱着两个男人（梁和金）。虽然痛苦，但梁思成在权衡之后，自认为不如金岳霖，决定退出。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金岳霖却这样对林徽因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自那以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未提及此事。金岳霖虽一直钟情于林徽因，终生未娶，但三人互相敬重，将彼此视为一生挚友。而维系这段关系的正是三人之间绝对的信任和坦诚的。
安娜和徐志摩的爱情悲剧皆是他们非健全的感性人格所致，因为他们一直“天真”的希冀着从爱人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正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写的那样，“我们都在等待，等待着别的人来拯救我们自己。”安娜和徐志摩也在等待，等待着被人拯救。可是，真正好的爱情不应该是拥有着健全人格的两个独立个体，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