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野趣,明朝文人陈继儒在为《花史》作跋中曾说“有野趣而不知者,樵牧是也”。
为樵、为牧者,终日沉迹于山野而不知其趣,何也?心思使然也。打樵、放牧者终日为斗米奔劳,所思所想皆为何以食能果腹,衣能蔽体,遍野花草绿植皆为柴米油盐所淹没,何趣可言?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第一霸主的管仲之口。这里蕴藏着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如果食不能果腹、衣不可蔽体,你如何能以繁琐的礼仪去要求他呢?
同理,也不能想象家中老婆孩儿还都在等着他打柴换钱、买米买面呢,在打柴的过程中,他眼里的山野还能充满着情趣么?
那么,野趣何在呢?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对于野趣的描述,怕是无人能出醉翁其右了。
了了数语,就把山间野趣的朝晚、四时变化之景生动呈现,仿佛一幅由山林、野花、山石、溪涧、禽鸟、游人构成的画面就在你眼前,你耳中依稀就能听到那份混杂着众多鸟鸣的嘈杂、溪流的欢畅、人声的呼唤共同组成的美妙乐章;还有那晦明变化的光影,或明或暗的光线,透过林翳,一束束光照透过枝叶,洒向林间野花,洒向石上青苔,洒向溪水碎成点点浮金……
是的,野趣存在于文人欧阳修的笔下。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遭谗离职(其间写下名篇《岳阳楼记》),欧阳修上书替其分辩,却也因此而被贬到滁州做知州。
到任以后,尽管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一些政绩。《醉翁亭记》就是他这个时期的名作。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朝暮四季自然景物不同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与民同乐、一起游赏宴饮的乐趣。且不去探讨他老先生(其实并不老,也就是40多岁,年富力强着呢)的野趣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发生的,单就物质层面而论,那已经是相当的优悠而乐的生活了,早已经远离了果腹和蔽体的低层次需求了,已经达到了可以讲礼仪的境界,所以才会有游人从太守游而乐,才会有丝有竹,才可以酿泉为酒,还可以山肴野蔌杂然前陈,才可以有官民同乐,共享生活之美好。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那么,太守之乐,谁人能解?
换言之,欧阳先生眼里的野趣何在呢?
因谏遭贬,说好心情,那是扯蛋(呵呵,不好意思,小痞一下),但是,在抑郁之下,尚能“宽简而不扰”,施惠于民,不能不说在那样的年代,他的心胸和境界是让人钦佩的。他是个有思想,有胸襟,有境界,有格局,有抱负的人,当然,我们了解更多的是他的文才,他是个出色的文学家。这样的一个人,他的野趣跟普通百姓眼里的野趣,得无异乎?
我宁愿相信,是有所不同的。
尽管,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亭还是那亭,山林野芳禽鸟酿泉涧溪并无二致,但饮少辄醉的文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真的是山水之乐让文人饮少辄醉的么?怕是非也!他的心里除了滁州的一方山水百姓,恐怕装的更多更广阔的天地和民庶,就象他因而受贬的范仲淹一样,一样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到这,不禁想到号“庆历”的这位高高在上的宋仁宗赵祯(说不定还可能是敝人的某位先人,也难说,呵呵),这一下贬了范仲淹一拨人,又贬了仗义执言的欧阳修,恐怕是他不知道他的任性,让中国文坛一下子出现了两篇千古流传的佳文吧,也算是他的间接贡献了。
好吧,再扯回来,欧阳修眼里的野趣,不是低层次的宴酣之乐,也不是仅限于表面上的山林之乐,而是在政治抱负难以施展的前提下,施治一方,小有成就,与民同乐的一种自我麻醉和“放纵”,再无可为了,还能怎么样呢,就这吧,该做的做了,能做的做了,且享受这眼下的成就和果实好了,给我一方天地,我就能施展我的抱负!没有更大的天地,就享受眼下这片山水好了。
野趣,在心中,不在酒,不在丝竹,藉由山林,却不完全在乎山林,因为,他的心中,有更广阔的山林。
野趣,是一种境界,对人生,对生命,对环境,对万物都心存敬畏;野趣,还是一种姿态,众生平等,我只是万物一员,我享受并感恩生活所给予我的一切,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阴雨绵绵,正是不一样的路过,给了我生命的多彩体验;野趣,是一种心境,你来,我喜,你走,我不悲,随缘,随境,随遇而安。
心安,即福。
野趣,缘于心。
青衫 初稿于2017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