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能得知时间的秘密，它只会一点一点展露，以显示命运的全盘控制及最后的无情等候。某天，身体里的定时闹钟突然自动爆鸣，提醒察看自己的人生。

——《夏摩山谷》

1

护士和医生推开门时，我正侧卧在挨着门的病床上，指尖在手机上缓缓滑动，几则关于疫情的新闻就这么看过去了。随着女医生和护士抬脚进门，我“腾”地一下从被窝里钻出，坐直了身体，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捏紧手机放到腰间的被子上，下意识揉揉干涩的眼睛。

“你妈人呢？”医生瞧着我旁边那张被子凌乱、空无一人的病床问道。护士听见厕所有动静，走过去看了一眼，医生也跟过去。

“这是在干什么？”医生和护士其实已经看见我妈在干什么了。

“她妈在洗拖把。”护士的声音稍微大了些，像是确定我妈在洗拖把这件事一样，要故意说给我听。

“你来洗拖把啊！”医生侧转过身，语气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而作为女儿的我依然一动不动，没有丝毫要下床的意思。

大约一分钟后，厕所里湍急的水流声停止。我听见拖把被挂在墙上的声音、积水快速落到瓷砖地板上的滴答声、厕所里我妈沉重缓慢的脚步声。拖把已经被她洗完，但那些声音还异常清脆地一遍遍重复。

“我跟她说了，让她放在那儿，一会儿我来洗。”我的内心是有羞愧的，但它似乎一点也不强烈，甚至可以说非常淡，非常淡，淡到我几乎不认为自己需要羞愧。

2

自从转到11层的隔离病房，我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变得懒怠，甚至有些无所谓，完全不像她刚住院的前三天那样，焦急，紧张，殷勤，对她呵护有加，时刻关心她的身体状况和心情。我再也没有对我妈轻声说“小美女乖”“别怕别怕”“不痛不痛”这样安慰孩子式的话，取而代之的是简短的“嗯”“还没”“我去买饭了”以及长时间的沉默。

最近两三天，她需要输液的次数越来越少。早上八、九点开始注射药液，消炎、护胃、补充能量和营养，一直持续到十一、二点结束。护士按时来取走输液管，只把针头留在她那已经肿成肉包一样的胖乎乎的手上。因为针头还留在肉中，她不可以自由挥动自己的手和手臂，稍不注意就会有锐痛感。她是对疼痛特别敏感的体质，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她害怕疼痛，生活却一直带给她伤痛。为了爱情，她放弃稳定的工作，放弃自己至亲的人，放弃自己在原有的生活圈子累积的一切，毅然跟着我爸来到城里，颠沛流离。我从来不清楚——曾想过要问但没有多少收获，年轻时的我爸究竟给予过她怎样的爱情与对婚姻的幻想，我只知道，这幻想在我七岁还是八岁那年就彻底破灭了。

一场车祸，让曾经才华横溢、骄傲自满的男人成了半植物人，妻子不甘于命运的不公，硬生生将他从床榻之上拽起，用一条长毛巾绑住自己和半身不遂的丈夫，日复一日坚持练习行走，终于让他能够自己走路、吃饭、洗澡……但是肌肉的坏死导致他彻底失去承担家庭重担的能力；意志的退化更让他沾染酗酒的恶习。就这样，他因为自己的自负和不好的命运，成为她此后二十多年生活里无法卸下的沉重负担。

她那么向往稳定，那么努力地承担生命里逃不过的责任，那么认真地绝地求生，生活却给了她一个又一个波折。长年累月的过度操劳，让她的身体在我背井离乡工作后的第二个春节亮起红灯。这个春节，又恰好赶上了百年一遇的全球大疫情。

3

吃完午饭，母亲坐在床上拨通一个号码。

“你在干什么？听你这样儿好像是在睡觉没有做饭吃？”从她的询问中，我辨别出是在和昨晚刚刚解除隔离的我爸通话。

“你怎么说话口齿不清？我看你是又偷偷喝酒了！你说，是不是又喝酒了？”

“哪里，哪里喝酒……”电话那头，爸的回答是意料之中毫无新意的答案。那场车祸之后，他说话就变得结巴含糊，喝酒之后更是语无伦次、发音困难。

有关“喝酒”的对话是我在过去十多年的人生里，从她和他嘴里听到的频率最高的对话，对话往往是这样展开的：

妈：“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爸：“没有，没有喝酒！”

妈：“还说没有，我闻着这么大的酒味儿，你还敢说没有……”

爸：“我没有，喝酒！”

她的提问和质疑都是这样开头，几乎没有新鲜的、不同句式的开场白；他的回答和否认也从来都是这样“斩钉截铁”，宁死不认。在这样“无聊”的对话之后，是我妈像侦探一样找出证据——类似于少了多少两的白酒（家里有个多余的电子秤，每次家里因为其他需要而买了白酒，我妈就会先精准称量，以防我爸耍赖）、爸每次偷喝酒之后说话就更加口齿不清、走路摇摇晃晃甚至直接昏倒在地等等症状——然后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推理把我爸的矢口否认粉碎。但这样的粉碎毫无效果和意义，它沦为这个家庭里一直以来无法改变的闹剧。至于什么时候能改变，这两个年迈的男女和年轻的我似乎都没有正经地奢望过。

让家里两个女人无奈的是，他糟糕的身体状况是不允许他“偷喝酒”的，车祸和年轻时自学中医不精导致药物中毒两带来的损伤逐渐让他只要猛灌“地下酒”（非明目张胆，或者说有正当理由的饮酒），身体立即便会出现糟糕的反应：吐字困难、走路渐渐失去重心、倒在地上起不来、意识不清楚……这一系列糟糕反应的后果就是需要别人给他收拾烂摊子。这个收拾烂摊子的人大多数时候是他的妻子——也就是我妈，有时是借住在家的侄子——也就是我表弟，严重些的时候便是他的弟弟。至于他自己，从他一次又一次“喝地下酒”的行为来看，应该对自己给别人造成的麻烦和苦难没有丝毫的感觉。

4

扯了这么多，有些扯远了，还得回到那通电话。她打通电话时，他刚刚解除观察隔离，而他被隔离观察的原因恰与“喝地下酒”有关。

距离那通电话两周之前，我爸还是这个三口之家里唯一的一个自由人。我妈因为宫颈方面的严重患病在大年初三的中午住院接受治疗，因为病发突然，异常严重，更不幸赶上肺部有不明原因的感染（后来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住院部为了保险起见将她从普通急诊病房转到了隔离观察病房，我作为唯一有能力和机会照顾她的人也同样被隔离起来。

转入隔离病房的前两天，她刚开始适应那至为“残暴”的治疗过程。在胃管、尿管、昼夜不停的输液、禁食以及孤独、恐惧的多重折磨下，她依然担心着孤身一人在家的丈夫。

“我猜你爸爸一个人在家肯定偷偷找酒喝。他肯定会憋不住喝酒的，他现在不知道多精明，我得跟搞侦查一样防着他……”她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是疲倦而“得意”的神色。说完，她让我把床头摇高一些，让她稍微能坐起来。她笑着说，坐起来能感觉稍微舒服一些。我帮她找来电话，拨通了我爸的电话，随后帮她去清洗和更换储存胃液和尿液的便盆。在厕所里，我又一次听见了那熟悉的对话：

“……你怎么说话混混吞吞的，是不是我们不在又偷偷喝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