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传播学理论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以美国学者勒纳于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为标志，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功能。它是利用传播的过程、技术和媒介，帮助人们全面认识他们所处的环境及变革的手段，帮助人们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帮助人们制定改革和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帮助人们获取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改善自身的处境和社会状况，提高机构的效率。
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勒纳的移情理论，施拉姆的媒介功能理论，罗杰斯的创新与扩散理论等。
发现传播学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现代化理论阶段，依附理论阶段，世界体系理论阶段和全球化理论等范式兴起阶段。
基本观点有：第一，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的发展，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历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与痛苦，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有守望环境，参与决策和提供教育的功能。第二，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支援国家建设。第三，发展中国家应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权，可以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
理论挑战：第一，过分强调大众媒介在促进社会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作为意识形态渗透载体的消极作用。第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的理论被真理化，客观化和标准化，这一过程使研究主体失去学术思考的正确方式，陷入评判西方理论对错与否的两级思维中。在实践中，提出和实施的大量发现传播学的对策，并未改变不发达地区依旧落后的现状，传媒的普及与使用既未提高当地相对的现代化水平，也未培养出什么现代化的观念。相反，现代传媒的普及为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带来了更多难以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这些构成了对发现传播学理论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