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1056），苏轼和弟弟辙在父亲的带领下，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彼时，苏轼二十一岁，自七八岁入学以来，已在乡学和长辈的教导下学习了十三年。十年前，父亲进京赶考，先后参加进士科制策和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失望而归。此后十年苏洵居家不出，悉心教导二子，寄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从眉山出发，三苏先去成都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很欣赏三苏父子，不仅待之以国士，还亲自修书于欧阳修举荐苏洵，称其贤能。张方平曾知贡举，主持过科举考试，与欧阳修等人相善，主张“文章之变与政通”，反对争奇斗胜的时兴文体。苏洵带着两子前来拜谒张方平，想必也有请教关于科考风向和应试文章方面的考虑。
苏氏兄弟在游览了成都多处名胜之后，是年闰三月时候从成都出发，过剑门，经凤翔府郡县横渠镇，游崇寿院，经扶风，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至渑池，抵开封。[]过剑门关出四川，经秦岭向关中，再到长安，这条道在唐朝或许也是蜀地举子的必经之路吧。现在，苏轼一行人踏上了前辈走过的道路，沿途可以看到在史籍里记载的历史的遗迹，这对于已通经传，尤好论史的苏轼来说是饶有乐趣的。在此之前，苏轼的活动范围很少超过眉山及附近府县。幼而学，壮而游。此番进京赶考恰好可以作为苏轼的青年旅行。一路上访古迹，游禅院，赏壁画，倒也是可以发幽古之情。多年以后，苏轼回忆起在扶风的小旅店的情形，“始余丙申年岁举进士，过扶风郡，求舍于馆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科举考试不仅是对智力的考验，漫长的科举路途也是体能和财力的考验。沿途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年轻的苏氏兄弟还好初次进京还好有父亲的引领和照顾。
从成都到开封，一千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一个多月，五六月间终于抵达开封府，暂住于兴国寺浴室院。当时京师大雨，连绵不绝，直到初秋的时候才逐渐放晴，想必前来远来应举的举子多很狼狈。一番休整之后，苏轼开始准备解试。按照常理，苏轼应该在本籍眉州参加发解试，但是由于京城开封府和国子监的解额有优待，且在解试后可以在京城停留参观学习，以备来年的省试和殿试，因此他通过寄应发解的方式来到开封府参加解试。苏轼获得寄应的资格，或许是随同父亲拜访益州、雅州知州时获得的保明。寄应在苏轼之前有很多先例，这已经成为了个社会议题，朝廷加大了对寄应的管理，嘉佑二年下诏严令地方考生在本籍应举，苏轼是幸运的。嘉佑元年七月十三日，诏令以侍御史范师道、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直秘阁王畴、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胡俛、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韩彦、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王瓘、太常丞集贤校理宋敏求考试开封举人。苏轼在景德寺参加了此次解试，据说此次考试苏轼名列第二，所做论题为《儒者不可守成论》、《物不可苟安论》。中举之后，苏轼和苏辙又在京师停留几个月，以待来年的省试。
初到京城的苏轼不喜欢京城浮华的风气，也不善与当时的纨绔子弟交游，平时也很少出去游玩，多数时间都在兴国寺浴室读书学习。是年冬，张方平也从成都来到了京城，他刚被任命为三司使，主管国家财政。作为苏洵的故人，热心提携后进的长辈，他对苏氏兄弟的科考甚是关心。据传张方平出了六题的制科文字考察苏轼兄弟，结果还是令人满意。这个小小的考察是苏轼兄弟的一个插曲，紧张的复习仍在进行中。按例，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科举考试自创立以来，宋承唐制，主要考察学子的文艺素质，尤重儒家经典。解试结束，距来年正月的省试还有四个多月的时间。滞留京师的苏轼，和弟弟苏洵一起潜心稽考《公羊》、《榖梁》、《左氏》三传，准备以《三传》应试。
过了四个多月，到了嘉佑二年（1057），又到了礼部开省试的时候。此次开课考试距离上次已经过去了五年多，莘莘学子跃跃欲试，期待着能在此次科考中鲤跃龙门。正月六日，朝廷下诏，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此次考试，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深得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早就有变革文体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几乎成为当朝有识之士的的共识。当时宋朝建国已近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苏舜元、舜钦、柳开、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作为文坛词宗的欧阳修抓住知贡举的机会，对时兴的“太学体”文字“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此举将“时所推誉”的举子都给黜落了，得罪了很多落第的举子。放榜后，心怀不满的举子在欧阳修早朝经过的路上，“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但榜已出，事实难改，自此问题为之一变。当时可见当时的知贡举的主考官在陟黜选士是拥有很大的权力的，一场省试就是一个风向标。苏轼生长于西南，远离京城，未习得科场文字习气，同时自小就以欧阳修等大儒为楷模，思想和文字潜移默化也受到了影响，加之才思敏捷，故得欧阳修之青睐。欧阳修当时本想将苏轼此科拔为第一，由于卷子是糊名誊录的，以为是门客曾巩的卷子，就稍微压低了一下，判为第二名。同时这篇论也在主考官中引起热烈反响。考官梅挚也对苏轼的文章大为赞赏，惊为异人，同时对于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感到疑惑不解，自觉不见乎经传，后问及苏轼，苏轼回答说“何必有出处，想当然耳。”苏轼以其雄辩合理解释这个说法，梅考官等人恍然大悟，不觉为他的才思赞叹。梅挚本想取其赋，可是苏轼的赋已被其他主考官黜落了。还好，苏轼又以《春秋》对义居第一，通过了省试，获得奏名进士的身份，获得了殿试资格。
嘉佑二年的殿试与往年不同，从这一年起“礼部所奏进士俱免黜落，凡预礼部正奏名，皆为有出身之人矣。”意味着从苏轼他们这一届奏名进士起，参加了殿试只要正常发挥，都有进士出身的资格，殿试只决定名次高低，不决定黜落。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殿，礼部奏名进士，又试特奏名。殿试以《民监赋》、《鸾刀诗》和《重巽命论》为题。苏轼自然是考中了，但是名次不是很高，初列丙科第五甲，升甲为乙科列第四甲，赐进士出身。倒是此次的状元章衡的文章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破题，深得皇帝的欢喜，由此拔得头筹，后授官大理监丞。由此观之，科举考试的名次也是深受主考官主观判断的影响。此次丁酉科的殿试，共有二百一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加上诸科考试的共录取八百七十七人。这一榜进士，除了有苏轼、苏辙，还有曾巩，张载，程颢等人，可谓是群星璀璨。
中第后，苏轼兄弟照例参加了新科进士的闻喜宴，修书酬谢诸位考官的提携。在与欧阳修和梅挚的文中，讲到了他对时文的看法，对欧阳修等变革文体的举措深以为然，同时还在《谢范舍人书》中谈到，眉山县贡举四五十人，竟录取了十三人，对此深感荣幸。看来在当时眉山并不是偏僻之地，文教也是昌盛。后来欧阳修见到苏轼的时候“为抚掌，欢笑改容”，对苏轼说到“此我辈人，余子莫及。我将老矣，付子斯文”。[]欧阳修曾多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要退隐文坛，让苏轼“出人头地”。想必除了欣赏苏轼，热心提携后进之外，欧阳修也是在知贡举时变革文体而受到举子群嘲心有余悸，加之年老（时年50）有力不从心之感。苏轼也不负所托，后来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宗师。中第之后，苏轼和弟弟本该按例授官之后再行回乡，无奈苏母不幸离世。兄弟俩未及授官，闻母丧，返乡丁忧。期满返京，得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为末等事务官。苏轼并未赴任，而是经欧阳修举荐，留京寓居怀远驿，准备应制科。就在苏轼居乡丁忧期间，嘉祐三年（1058），朝廷下诏:“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职官。”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参加了翰林学士吴奎等主持的秘阁试和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崇政殿考试，科目是制科中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苏轼成绩入三等，为北宋举行制科以来继吴育之后的最高成绩，因此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下取得京朝官身份，通过参加制科，苏轼改变了进士科甲第靠后的处境，取得了与进士第一、第二一样的授官。
经发解试、省试、殿试，制科考试，苏轼从平民布衣进入朝廷命官的行列，从默默无闻的书生，经欧阳修等人推举一举成名，最终成为新一代的文坛领袖。嘉佑元年、二年的科举对苏轼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两场考试。他能够在全国万余名举子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第，凭借其自身努力完成了社会身份的上升；同时这对于广大学子来说，嘉祐元年的文体改革，二年的殿试不黜落，无疑是个重要的风向标和科举考试的转折点，影响深远。三十年后，即元丰八年（1088），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知贡举，主持当年戊辰科考试。他也像当年欧阳修那样，对举子多有爱护和提携，放宽规矩，使得在大雪苦寒中的举子能够有效发挥其技能，还保护他们不为巡铺内侍的起欺侮。此时，或许他会想起曾提携过自己的欧阳文忠公，以及三十年前千里进京赶考的旅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