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歙县的当天晚上，我到县广播站找杨逊老师，向他汇报了劳大之行的请示结果。张跃祖走后，劳大就剩我们两人，校领导的安排，我们之间应该先沟通一下，而且他是老师，学识和经验都远在我之上，如何落实领导的意图，还得要他拿主意。
我告诉杨老师，任主任指示，书稿定型后，在正式出版前，先在劳大学报上摘要选登。杨老师听了很高兴，说，这个办法好，可以先造造舆论。又问，任主任的这个意见有没有同徽州地委商量过，是双方共同意见还是单方面的。我说，这就不清楚了，当时我在任主任的办公室里没想到这个问题，不过这倒也是个问题。
杨老师想了一会儿说：“明天你在会上通报时，把话说婉转一些，就说这是任主任的初步意见，看歙县方面怎么说，如果他们没意见，说明地委已经打过招呼。”
“如果他们不同意呢？”我担心地问。
“那就叫他们请示地委。”杨老师胸有成竹，“如果任主任和地委已通过气，地委肯定会明确答复他们。如果没通气，地委听说是任主任的意见，也一定会慎重，主动找任主任沟通，最终会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而且大家的面子上也都过得去。”
好主意！姜还是老的辣。这就叫预则立，不预则废。
第二天上午，在县广播站召开的批朱小组全体会议上，我按照和杨老师商定的口径，转述了任主任的安排意见。大家听后，好像都对这个安排感兴趣。胡承恩第一个表示拥护，并作了进一步发挥，说学报受篇幅限制，只能选登，我们广播站可以不受这个限制，一天播一章，全文播出。说完，瞪大眼睛盯着组长汪银辉。
汪组长明白他的意思，是在等他表态，便笑了笑，说：“既然劳大领导有安排，我们就照这个安排去做。老胡的意见也很好，不过，动用广播，播这么长的文章，这是要请示县委的。”
我和杨老师相视一笑，看来我们原先是多慮了，从汪组长的语气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最后定稿又花了十来天时间，逐字逐句修改润色，一直到大家都没意见，组长才正式宣布完结。
批朱小组的任务，到此结束。
结束的那天下午，组长自己掏钱，买了包瓜子，开了个茶话会。大家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客气话，歙县几位同仁轮番叮嘱我和杨老师：有机会一定再过来玩儿。县中的江寿洪老师还特别托付我一件事，他女儿刚刚招工进了省维尼龙厂，厂子就在我家乡巢湖地区，他要我在可能的情况下帮他照看一下女儿。
我听后心里格登一下，他女儿我见过一面，那次她到我们办公的地方，找爸爸拿钥匙，十七八岁大姑娘，天仙似的，江老师竟把她托付于我，对我真是莫大的信任。一时受宠若惊，却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傻傻地笑笑。
很遗憾，我毕业后分到乡村中学，难得进城，又不甘寂寞，忙于考研，竟把江老师的嘱托丢到脑后，半毛钱的责任都没尽到，现在想来，真是对不起这父女俩。
批朱小组就地解散，但我的事没完，我身上还有一个后续任务——回劳大，落实书稿在学报上的选登。
在教师宿舍二层楼上的一个小套间里，我找到了学报编辑部的金老师。金老师大概也接到了任主任的通知，对我的到来报以热情，让座泡茶，嘘寒问暖，随即进入书稿交接。
学报编辑部上年才成立，金老师是从哲学教研组抽出来的，专事办学报。他曾和任主任以及另外两位老师，合作编著《西欧近代哲学史》，这本书在业界反响很好，后来成为各大学的通用教材。金老师文风严谨，精细，要他出来办学报，算是人尽其才。
那年月反对“大洋古“，凡事都因陋就简，劳大办学报也秉承此旨。人员，独一无二，就金老师一人蹦来蹦去。场所，似有似无，编辑部无官方办公室，暂以金老师卧室代之，所以，有关书稿的交接、看清样、校对这类琐碎的事，我都是在金老师家中进行的。
条件简陋，并不影响金老师的办报热情和认真劲儿，稿子中的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要做到准确无误。我们书稿中有这么一段故事：金主完颜亮去世，金廷一片混乱，恰好此时宋廷新皇帝即位，便想趁乱“收复失地”，于是诏告天下有识之士上书献策，朱熹乘时而上，并获准进京“入对”，在垂拱殿上兜售他的“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朱熹一生中的首次入朝面君，虽然献策的路子与皇上不怎么对路，最终只得了个小官，但这个情节很重要，因此故事写得比较细，连皇上宋孝宗的名字都书写在案。名字中有个“眘”字，是个孤僻字，辞书上解释，“眘”是“慎”的古体字，一般用于人名。现代汉语把这个字的下半部作了简化，变“目”为“日”，写成“昚”。
在学报付印时，印刷厂的字库里没有这个古体“眘”字，清样拿过来时，这个字的位置上是个空格。我向金老师建议，既然“眘“是”慎“的古体字，我们就变通一下，直接用”慎“，行不？金老师笑着摇摇头，说，要不得，虽然两个字意思相同，但用在人名上，是不能代换的。
改用现代的“昚“呢？
金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宋孝宗是南宋的皇帝，不是今天的皇帝。
问题的最后解决，是金老师要求印刷厂，定做一个新的铅字“眘“。我估计，这个新铅字在这一期学报出版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金老师名隆德，人如其名，厚道得很。在我去他家拿样刊的那天，他很认真地询问了我的毕业分配意向。那时，离我们毕业的时间只剩3个月了，而我对未来的去向却一片茫然，说不出所以然。他大概知道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多数是要下基层的的分配原则，虽然没明说，关切之情却溢于言表。他建议我留校，到学报编辑部来给他当助手，并打下包票，如果我同意，学校的工作由他去做。
金老师的话让我感动，但我对地处麻姑山下的劳大环境提不起兴趣，便婉言谢绝了金老师的美意。3个月后，当我被分配到一座人烟稀疏的乡村中学时，懊悔已经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