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实现统一已成为历史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春秋到战国，由分封分权走向君主集权的历史运动乃是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决定性原因，甚至可以说,统一只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表现形式。而列国的集权趋势首先造成了地区性的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国性的统一。一句话，集权是统一的前提，集权导致统一。而集权的全部实质在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权力乃是摄取经济利益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权力越大，获利愈多。故上层统治者都为了经济利益而拼命追逐权力，而追逐权力必然最终要求集权。
由割据到统一的历史趋势。
当战国的历史帷幕被拉开的时候，分封制内部的矛盾运动已造成了以七雄为主的地区性的统一。为了追逐更高的权力和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将本国的人力和物力集中起来，展开了更为激烈的封建兼并，而这种兼并早晚要导致统一。
除了政治方面，各国、各地区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也是推动统一的重要历史条件。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与商业交通的发展，各地经济联系日加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而经济交往的密切又加速了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从上层社会的礼仪诗赋及政治、军事、外交体制，到一般劳动人民的语言风俗，都不断融合并渐趋一致。于是,“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社会基础就逐步具备了。
社会上的统一意识日渐强烈。士人们都热衷于讨论天下如何才能“定于一”，他们从不局限于本国，但有用我者，在异国他乡照样一显身手，为执政者尽忠效力；而列国录用人才也是尽可能物色天下人才，最看重有无抱负才能，而不问原籍何国。一般民众，虽不像士人那样周游天下，但从生产、生活的需要出发，普遍向往和平安定的统一局面。
因此，统一在战国不仅仅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统一送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统一战争的三个阶段。
从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战争历时200余年，贯穿于战国的始终。其发展按照总的形势和特征可分三个阶段：从战国开始到商鞅变法为第一阶段；从商鞅变法到长平之战为第二阶段；从长平之战到秦灭六国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战国前期。
此时，各国主要忙于内部改革，各国之间战争规模比较小。大国之间的交兵还不是以摧毁对方为直接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吞并夹在大国中间的十几个小国。战国初年幸存的诸小国大部分于此时被大国并吞。由于魏国在七雄中率先变法，国力激增，故在大国的相互争夺中，魏锋芒毕露，四面出击，力敌群雄，首霸中原。
第二阶段：战国中期。
此时，列国改革陆续完成，具备了一定实力，于是个个雄心勃勃，企图打败别国，以自己为基础实现统一。战争便进入了列强直接对垒的大国争胜期。
这一阶段的前期，大国争胜的焦点集中在齐、秦与魏之间。秦因商鞅变法而崛起于西陲，齐因威王改革而“最强于诸侯”，故与魏争霸。公元前353、前342年，齐于桂陵、马陵两败魏军，魏损兵10多万，折了主帅公子申和大将庞涓，元气大伤。与此同时，秦也从西线接连五次攻魏，不但夺回被魏占领的河西地，而且侵入魏之河东、河南。魏在齐、秦打击下，实力锐减，从战国首强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以后魏因没能再进行大的改革，人才外流，国力回升不快，不复再振。齐、秦则于魏衰后扶摇直上，成为大国争胜的主角。
齐、秦争胜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一东、一西遥相对峙，不断对周围的诸侯国发动军事和外交攻势，迫使这些诸侯国围绕他们“合纵”或“连横”，进行频繁的结盟与争战。经过几十年的较量，秦越战越强。公元前4世纪前后，秦多次击败诸侯联合抗秦的“合纵”，向西南吞并了巴、蜀，向西征服了义渠戎，向南在破坏楚、齐联盟后，攻取了楚的汉中地，向东压垮了韩、魏，经济军事实力与日俱增。而齐国虽曾破燕、灭宋，并曾一度与秦并称东、西帝，但到公元前284年，却被以燕为主力的燕、秦和三晋联军打得惨败，几乎为燕所灭。后虽复国，毕竟丧失了强国的地位。秦又乘齐败落之际，再度重创楚国，迫使其迁都于陈，秦将新占领的大片楚地设为南郡和黔中郡。此后，东方六国除赵之外，再无一国能单独与秦抗衡，大国争胜就进入了尾声一一秦、赵决战期。
第三阶段：秦统六国
公元前262年，为争夺韩上党，爆发了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秦、赵长平之战。战争开始，由于赵将廉颇采取坚守战略，筑垒不出，秦军三年不得进。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用夸夸其谈的书生括代替老将廉颇为将。赵括一到前线，便改变战略，大举出击。秦将白起趁机运用迂回战术，正面佯攻，从两翼包抄赵军，切断赵军的粮道和后路。赵军被秦军围困达46天，粮尽箭绝。赵括无奈，亲率精锐突围，被秦军射死。赵军失去主将，全军40万人降秦。白起为绝后患，竟然把他们全部活埋。赵国精壮损失殆尽，从此一蹶不振。
长平战后，秦在东方六国已无对手，战争也转入由秦统六国的最后阶段。此时，经过多年对诸侯的蚕食，秦疆域已近天下之半，经济军事实力也远在六国之上。又值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秦王嬴政在位。嬴政亲后，从公元前230年起，大举对六国用兵，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灭掉韩、赵、燕、楚、齐，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
由秦实现统一的历史原因。
秦国最终“一天下,成帝业”，不是偶然的。虽然具体原因可从多方面分析，但从宏观上来认识，应该说，这正是秦国社会改革全面、彻底，在深度和广度上超出六国，在各方面走在六国前面的必然结果。
一、在经济上，兼并战争最需要的莫过于粮食。
六国虽为此而普遍重农，但围绕重农的改革，远不如秦国来得全面和坚决。秦为发展农业采取了六大改革措施，如此周全的改革措施使秦国农业劳动结构日趋合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更加适应,秦民更加安心务农，努力增产。因此，秦国农业直线上升，劳动队伍异常稳定，为兼并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和兵源。而六国的重农措施与秦相比，顾此失彼，尤其在重农抑商上没拿出系统办法。这样，耕战基础就没有秦雄厚，在实力对比上自然输秦一筹。
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最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集权。
六国改革虽都作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在很多环节上比秦薄弱。秦则通过改革，在政权建设上显示了集权程度高、吏治清明、富于人才优势三大特点，为秦并天下提供了六国所不完全具备的保证。
秦自商鞅变法起，在全国推行了县制和什伍连坐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容易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而且对兼并来的土地和人民不致于得而复失。
同时，秦通过“有军功者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的新法，较为彻底地废除了贵族无功受禄的特权，并按照“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选拔官吏，分配财产。此后，秦国由贵族政治一变而为官僚政治。在推行官僚政治时，秦国特别注意贯彻“以法择人”的法治精神，通常采用的各种选官办法，如“保举制”、“军功授爵制”、“吏进制”、“通法为吏制”，都有严格的法律制度规定,很难营私舞弊。秦国的官僚选拔与管理制度较东方六国完整而严厉，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秦国吏治的清明。新的官僚体制和清明的吏治，加强了秦中央集权的力量，给秦带来了安定而有生气的政局，便于全力以赴对外开拓。
与秦相比，六国政治多所逊色：
一来打击旧贵族不彻底，较多地保留了宗法分封制，国中无功受禄者多，保守势力时时猖獗；
二来中央集权体制不够完备，法制不够严密，兼并来的土地不能“坚凝之”；
三来官僚选拔和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从制度上为吏治清明提供保障；
四来政权的开放没有连续性，对土人没有长久的吸引力。
所以，集权力量从总的方面看比秦薄弱。譬如楚国，自吴起变法夭折后，大权长期握于昭、屈、景三大贵族之手，集权力量如此薄弱，与秦较量，失败是必然的。
三、广揽贤能，富于人才优势，也是秦国政治明显优于六国的地方。
秦自春秋立国起，就有重用外人的传统，但作为一种国策正式提出来，则始于秦孝公的“求贤令”。从孝公开始，直至秦始皇，担任秦国宰相的23人中，有20人是客卿。这在七雄中也是绝无仅有。这些受到重用的客卿大都对秦忠贞不二，拼死效力，为秦扫六合立下了丰功伟绩。如张仪（魏人）为秦四出“连横”，瓦解诸侯对秦的“合纵”；甘茂（楚人）为秦领兵定汉中，平蜀乱，拔韩之宜阳；李斯（楚人）与秦始皇共订“并六国”之策，并及时上《谏逐客书》，阻止了秦宗室大臣发动的逐客之议，避免了秦国政治路线的一次大失误。总之，他们都竭智尽力，助秦成功。
四、除去经济和政治条件，关键还在于武力强大。
六国虽也很注意军队建设，但都没能像秦那样，通过改革，确立系统的军功授爵制，并利用“利出一孔”的手段，造成民欲求富贵，“非战无由”的社会情势，也没有像秦那样持久不懈地调动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积极从军、勇猛作战的热情。秦自商鞅变法后所培养、训练的军队确为对六国有威慑力的劲旅，正是凭借这支劲旅，秦国才得以力敌群雄，“以虎狼之势而吞天下”。
结束语：
由割据到统一，是战国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列国的改革不仅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左右着这一趋势的进程，而且决定了这一趋势要由秦来完成。正像当年荀子《荀子・强国》认定秦从孝公到昭王
“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一样，由改革最全面彻底的秦国一统天下乃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