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小说，尤其是当代的很多“速食”类小说，一般只会读读内容、情节。但一部好的小说除了这些表层的东西外，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内容。一部《红楼梦》被研究了几百年，最后演变成为“红学”——一门专门的学问。而很多堪称经典的著作，同样是值得细细玩味和研究的。
但由于我们文化底蕴，专业水平和思维模式的原因，很多经典小说，我们读得到的东西实在是只能停留在表层。而这本《小说课》则带给我们不一样的认知，作者毕飞宇在这本书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深刻剖析了诸如《红楼梦》、《水浒》、《聊斋志异》、《项链》等中外经典作品。经毕先生的一番分析、论证，读者会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小说原来可以这样读，小说原来还隐藏着这么多需要深入思考才能读出的东西。
在《红楼梦》和《水浒》里，毕飞宇读出了逻辑与反逻辑。以《水浒》林冲夜奔为例，从：“白虎堂、野猪林、牢城营、草料场、雪、风、石头、逃亡的失败、再到柴进指路，林冲一步一步地、按照小说的内部逻辑、自己“走”到梁山上去了。”而《红楼梦》 中，曹雪芹依仗的却是反逻辑。生活逻辑明明是这样的，曹雪芹偏偏不按照生活逻辑去出牌。因为失去了逻辑，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飞白”。这些“飞白”构成了一种惊悚的、浩瀚的美，也给我们构成了极大的阅读障碍。
在《项链》里，作者则读出了忠诚和契约精神。也就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家庭，对社会的基础性价值——契约精神的无限忠诚。《项链》里的契约精神其实很简单，那便是借了东西一定要还。小说中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用十年的时间履行了契约。莫泊桑在小说中挖苦、讽刺路瓦赛夫妇，但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
毕飞宇还在这本小册子里回答了“好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看到了，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有它，天立即就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可谓精辟！
关于对小说是否过度解读的问题，毕飞宇则这样回答：“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专栏，特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一百个读者会读出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一本书的解读都不尽相同，即便是同一个人不同年龄段对同一本书的解读都可能完全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