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当日军的炮火向丰子恺故乡浙江石门镇逼近时，丰子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炮弹落在费了半生心血建起来的缘缘堂附件，丰子恺一家开始流离失所，奔波辗转的日子。

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为了获得生存，丰子恺携着家眷仆人十六人，必须从水路上逃往桐庐。躲过炮弹，一行人在六和塔下的小茶馆碰头，买了炸粽子，喝了几碗茶。茶店老板趁机拉拢生意，对丰子恺说了一些恐吓的话，说什么船难雇，钱江大桥要被炸，无法行驶。

    茶店门外走来一女子，说有一只船，到桐庐只要七八十元。丰子恺嫌价高，坐不起。老板就下了逐客令，说你们这帮人，坐在这，占了位置，影响生意，赶紧走开。原来这女子，就是老板娘。夫妻俩串通一气，想从丰子恺身上好好捞一把，希望破灭，自然怨从心生。

    丰子恺只能让平玉和章桂去别处找船。最后找了一艘只要二十五元的船，便能送丰子恺他们到桐庐。找到船后，丰子恺付钱给茶店老板，看见他脸色颓唐，衣裳褴褛，便对他产生同情，认为老板的不仁，都是这世道所致。

    原本以为一路上，可以顺风顺水，可是船行到江中，船老大开始威胁丰子恺，要求加价，之前付的十五元不算，到了桐庐要另外支付四十五元，要不然，船就在江中，不走了。没得选择，丰子恺只能答应船老大的要求。

    到了桐庐，丰子恺半夜投靠马一浮先生，那船老大跟着到马先生的客厅前，要求支付船费。一旁的平玉见了，愤怒地揪起船老大的领子说：“你半夜敲诈好人，信不信我立马送你去警察局。丰子恺见了，赶忙劝平玉住手，说不怨人家，都是战争惹得祸。

    船老大吓破了胆，经过众人的调解，最终还是按照原价支付。

全仰仗一个“缘”字

     丰子恺逃到宜山，给浙大的学生上课。日军的战火，还是蔓延至此。丰子恺只能拖家带口地逃往贵州。汽车运输紧张，丰子恺一家只能分三路各自搭车，然后到都匀在聚合。

    丰子恺带着岳老太太，妻子力民，还有一双年幼的子女，被困在河池的旅店。旅店老板因为久仰丰子恺的大名，所以多他照顾有加。当丰子恺担心万一敌人打到这里来，他人生地不熟，该怎么办。老板安慰他别急，如果愿意可以跟他到山中的老家避难。丰子恺感激地同意了。

    到旅店老板的家乡，正值他父亲七十大寿，丰子恺帮忙写了一副对联。因为对联一时半伙，干不了，所以拿到人行道上晒，由管账先生看着。

    河池汽车加油站站长赵正民见了这副对联，经过询问是丰子恺写的，亲自拜见丰子恺，并答应要派车护送丰子恺全家到都匀，但前提丰子恺要为自己作画。丰子恺一向喜欢自由作画，这样被强迫着作画有点难受，但一想到赵先生的慷慨帮助，还是心甘情愿地替他画了一幅墨画。

    因为一幅画，而不费力气坐上了汽车，丰子恺的浙大同事称这次逃难为“艺术的逃难”，丰子恺认为这一切都是“缘”。

     无缘之人，丰子恺是不会轻易给他作画的。比如，丰子恺逃到了遵义，罗庄财主罗徽五久仰丰子恺的书画，多次登门求画。丰子恺不喜欢与这样的人交往，所以也多次拒绝。罗徽五的母亲去世，邀请丰子恺去喝酒写挽联。丰子恺中午刚好喝过酒，见他来了，起身到屋内，说了一声“我喝醉想睡，你且离开”，然后关上了房门。

女婿落泪，珍珠落地

     七十岁的岳母一直跟着丰子恺颠沛流离。在六和塔那段路，由于岳母年岁已高，缠着小脚走不动了，所以丰子恺只能重金雇了一个壮汉背她老人家。因为老太太胸口贴着壮汉的后背，都要喘不过气了。后来，只能重金访到了一顶轿子，才解决了问题。

     要从杭州逃往江西、湖南，只能步行。丰子恺担心岳母走不动，所以只能托付给自己的友人黄宾鸿。黄家也有个老人，正好有个伴。与岳母分别时，丰子恺内心难过极了，七尺男儿，却无法供养一个老人，将她委弃异乡深山里。毫不夸张地说，一夜之间，丰子恺白了头。

   后来经过河内，发现无论水上的船，还是路上的汽车，都畅通无比。丰子恺就让妻子力民和长女陈宝，立即到黄宾鸿的家，接岳母。逃难中，家人再次团聚，丰子恺内心无比激动，他发誓再也不会让家人四处分离。

     从长沙到桂林的路上，丰子恺一家是乘坐汽车的。岳母得了肾病，一小时要拉小便好几次。没有办法，只能在车上随身带了一只便桶。车子一颠簸，桶内的味道扑鼻而来，这样的逃难生活，不是一个“苦”字能形容。

     丰子恺的岳母最后客死在重庆的沙坪小屋，终年七十六岁。丰子恺将她安葬在沙坪小屋的附近，因为是画家的岳母，所以盗墓者认为有许多陪葬的东西，偷挖了坟墓，没有任何贵重的东西。直到解放后，岳母的棺木由丰子恺的长子华瞻押送回浙江桐乡安葬，才魂归故里。

      丰子恺对岳母的孝顺是天地可鉴，战争中的逃难生活是艰苦的，但女婿的关爱，让岳母对这份痛苦的感受顿减两三分。就在岳母去世时，丰子恺也流着泪为她送终。俗话说得好，女婿落泪，珍珠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