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部大书，不知从何处读起。

父亲今年走了，走时97岁。

父亲47岁生了我，那时母亲也已经43岁了。晚年得子，应该是人生幸事，可对父母来说，他们并不感到高兴，因为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比我大21岁，二哥比我大12岁。我本有两个姐姐，一个因病去世，一个溺水而亡，两个女儿的去世，对他们打击挺大的，他们更需要一个女儿照顾他们的后半辈子，可是又生了一个我。

小时候的我对父亲并没有多少好印象。父亲身材瘦弱，他个子不高，古铜色的皮肤昭示着生活的艰辛。两只眼睛倒是有神，身上经常穿着一套蓝色的衬衫与短裤，衬衫上的钮子很少扣上，要么敞着，要么找个布带扎着，一副衣衫不整的模样。为这，不知被我的母亲骂了多少次，但父亲依然如故。

家乡的人几乎没有不认识父亲的。家乡的人对父亲是又爱又恨。

爱他是因为他是有名的老好人，亲戚朋友，左右邻居，跟他借东西没有借不到的。我还小的时候，他在泰州为家乡的建筑公司看守大门，负责照应工地上的物资。那时，工地上丢弃若干没用的细铁丝等废料，父亲就一根一根地捡起来，带回家来。左右邻居他听说他回来了，跑过来跟他拉拉家常，然后就顺便从父亲这儿要些细铁丝之类的材料回去。家里有闲着的农具，也常被邻居借去，时间长了，有时竟不知被谁借去了，为此，父亲又不知被妈妈骂了多少回：“你就知道做好人啊，现在东西少了，你去找回来啊！”父亲只是憨厚地笑笑回应。

恨他是因为他90多岁了，他还闲不住到田里干农活。一年365天，他几乎天天下地干活，很少有闲在家的时候。生产队里没有活做，他要么到自留地上种菜、挖土、浇水，要么撑着一条小船到家乡的小河里下网捕鱼、取虾，要么到离家十几里的沼泽地割芦苇、采老菱……反正没闲着的时候。如果哪天在家里看到他，他不是生病头疼躺在床上，就是刮风下雨，不能下地。即便这样，他也没闲着，在家中补补渔网，修修农具。为此，家乡的人就拿他说事了，老年人说：“人家颜爹九十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儿，我们还年轻，也不能呆在家里啊。”年纪轻一点的旁敲侧击地提醒家中闲着打牌的老人：“你看人家颜爹，九十多岁了，还下地干活，你们也不要整天在家打牌啊。”家中的老人都懂啊，也不好意思总在家中闲逛不干活了，私下里都埋怨他，有时遇见父亲，就拿他开涮：“颜爹，你也让我们有个好日子过过啊。”父亲又只是笑笑，从不争辩。

父亲有一副好手艺。农闲的时候，父亲最喜欢做的是扎笤帚、织罱子。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工具，钳子、锤子、钉子、铁丝、织网的梭子、尼龙线……一有空闲，父亲便拿出工具箱，忙活起来。

扎笤帚是个细致活儿，父亲却做得一丝不苟，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他总是对我说，我扎的笤帚牢固、结实，能用好几年。

树阴下，长桌旁，父亲搬来一张小凳子，拿来准备好的高粱苗子、篾刀、细铁丝，开始编扎起笤帚来。他先把晒干的高粱苗子拿来，用一把磨得发亮但刀刃钝秃的篾刀将高粱上的米粒捋下来，然后，用篾刀的背面，反复敲打高粱杆儿，再用篾刀把高粱杆子里面的芯儿削去，只留下外面的一层表皮。做好了这些，父亲开始用小铁丝扎这些高粱苗子。大约做好六七个小把，把这六七个小把依次捆扎在一起，用一把铁钳紧紧咬住细铁丝，然后一圈圈紧紧勒住高粱苗子，再用篾刀在细铁丝的身上捶打，用钳子再加紧，反复几次，笤帚就勒紧了。找一根二三十公分的木棍，把一头削尖，用锤子把木棍钉进高粱苗子捆儿里面，最后用剪刀将底部修剪整齐，这样一把笤帚就做成了。这时候的父亲往往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手上举着笤帚，口里念着：“看我做的笤帚，多扎实！”一副得意的模样。

父亲做的笤帚很抢手，做好的笤帚，没几天就被得到风声的邻居们“抢”走，他们又送来一批高粱苗子，父亲又接着起早带晚抢做一阵子。

父亲还喜欢织网。这织的是泥罱子的网。家里大大小小的木梭、铜梭有好几个。空闲的雨天，父亲坐在屋里，嘴里衔着尼龙绳的一端，一手扯着网的一侧，一手拿着梭子，上下翻飞，几个晚上就能织好一副泥罱子了。然后，买来两根毛竹，用火烤着根的那一端，弯成一个弧形。竹根插进一根铁钎子，箍上一个铁圈，这样就做成了一根弯着的竹篙，把两根竹篙用铁圈绑在一起，扣上罱网，一个泥罱子就做成了。

在我稍稍懂事的时候，那时只记得父母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劳动，罱泥、挖墒，挑河……什么都做。其实，他跟别的男劳力还是相差比较大的，没有人家年轻力壮，但他总是跟人家一起劳动。家里有两个泥罱子：一个小些，捞泥用的，那时，农田肥料短缺，就只好用泥罱子罱泥做肥料；一个大一点，农闲时捕鱼用的，到了冬季，没什么农活了，生产队的队员们就几个人一组，撑着船到村庄附近的河道里用泥罱子捕鱼。一到傍晚，回家了，就在家门前比对着当天的收获。那时，年轻力壮的收获总会多一点，鲤鱼，鲫鱼，昂刺……什么的都有。运气好，会碰上十来斤的鲤鱼、草鱼，更是一脸的得意，笑容荡漾在脸上。这个时候的父亲是最兴奋的，他得意地诉说着自己这一天的收获，有时遇到那种大鱼，罱子没有夹住，又逃脱了的，会懊恼半天。那时，他总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能干的捕鱼能手，什么人都不在他的眼中。即便没有别人捕得多，也没半点谦虚的样。那时的我，看他捕得不如别人时那懊恼的样子，不忍心他受苦，我就故意打击他：“你看你说的那些人，人家才四十多岁，你都六十几岁了。你还跟人家比，人家比不过你，才怪呢。”可是，他总是一副不服气的模样。

还记得那年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师范，在当地可是爆炸性的轰动新闻。不知是父亲年纪大不懂世事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似乎很平静，从不见他跟别人谈我考取师范的事。父亲一如以往的跟平常一样到生产队做活，只是不再跟我谈我长大后的工作安排。在这之前，父亲总是跟我大讲特讲建筑公司做木匠的好处，似乎已经跟我预定了将来的职业——木匠。在工程队做木匠，既学到本领，还可以拿工资；跟在别的单干的木匠师傅后面，吃苦还没有工钱。

到师范学校报到的那一天，父亲是陪我坐船到了泰州的，他很少出远门的。他用扁担挑着被褥一直送我到了学校，那年他已经62岁了。我问他累不累，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常走着到泰州，这点路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到学校后，他最不放心的是我的伙食，他用他那标准的方言向食堂师傅打听，早饭吃什么，中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伙食有什么变化，孩子能不能吃饱。从他回来后唠唠叨叨的谈话中，我得知我一天的伙食标准是五角钱，一斤粮，早上是馒头和粥，三两，中午、晚上是饭，中午四两，晚上三两。他其时很不放心：“要是晚上也吃四两就好了，晚上怎么能只吃三两呢？孩子晚上吃三两不够啊！”那时的我也已经十六岁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劝他不要问了。可他还是一一问了才放心。以后，每次放假回家，他总是问我够不够吃，吃得好不好。虽然我反复说，我的伙食比家里好多了，每天有肉吃，有馒头有包子吃，但他还是不放心，以致我每次从家里到学校去，还要背些家里炒好的焦屑，下午肚子饿了时候垫着吃。

父亲性格倔强，不轻易认输，甚至有点顽固。

家里有祖上传下来的老瓦屋三间，因村镇改造，拓宽道路，需拆迁搬家。这老瓦屋据说有100多年历史了，是我曾祖辈上的砌的，屋脊向两头飞翘，瓦楞上还生了瓦花。据长亲说：“这屋当年是豆腐坊，堂屋宽敞，在当年是豪华住宅。”父亲虽一万个不愿意，但也服从大局，从住了多年的祖屋搬走了。这块老祖屋的地皮，拓宽道路时，尚余有三分之二的闲地，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地方。原先住在我家后面的人家想乘此机会占有这块地皮，不知何故，父亲与后户人家有什么结怨，就是不肯让给后面的人家。因此，在搬迁时，与乡镇干部口头协议，这块地皮，村镇怎么安排都行，就是不肯让给后面的人家。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才同意让出了祖屋。

搬走了一年时间，邻居告诉父亲，你那祖屋废墟上，后面的人家载了小青菜了。父亲赶过去一看，果然如此，当即将小青菜扯了个精光。父亲不知怎么的，听到后面人家放风说：“这块地皮我跟乡里买下来了，这里就是我的地皮了。”父亲一听，不是跟乡村干部说好了吗？怎么给了后面的人家了？这不行！于是他走上了上访之路。从家里到镇政府大约两里路，父亲有空闲就上镇政府、村支部找领导反映情况，表达诉求。于是，在家乡的这条路上，你会经常看到一位九十多岁的大爷，穿着破旧的衣衫，拄着一根竹制的拐杖，拿着写有老人姓名的房产证，往返于镇政府、村支部和家之间，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这一走，走了一年多！为重新盖上房子，父亲独自一人到河里罱上河泥，几次在原来的地基上砌墙。砌好的墙被人夜里偷偷推倒了，父亲第二天又找人砌起来。最后，父亲招来家中的亲戚，把墙砌好后，带着家人守候一夜，才在原来的废墟上重新搭建起了简易的瓦房！我听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房子就是100万我也不卖给他！他有钱怎么啦？我不差这个钱！”好硬朗的口气！

父亲这部大书，我读了半辈子，怎么读都读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