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我们谈到美国的征兵制度。其实美国人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发生过一次。这就要谈到一本著名的小书，雷海宗先生写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雷海宗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写的这本《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篇幅并不大，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是由几篇文章组成。据说最后一篇发表之后一周，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所以，它既是一本时代之书，也是一本在史学界有长远影响的书。
在这本书里面，雷海宗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人变得没有尚武精神，不是从所谓“文弱的宋朝”开始，而是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别看那个时候战争特别惨烈，但恰恰是战国时期，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尚武精神沦落的过程。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只有此前的春秋时期才看得到。
这个转变的核心，雷海宗先生认为是兵制——也就是关于什么样的人才当兵，怎样当兵的一系列制度。
春秋时期，当兵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只有“士”，也就是世袭的贵族才能当兵。这和欧洲中世纪时候是一样的，当兵是在捍卫家族和封地利益，是尽向领主的义务。
这时候的征兵制，是面向士族的有限征兵制。当兵，既是职责义务，也是“士”身份的象征。当兵，在春秋时期是非常光荣的社会身份。
春秋时期，贵族人人都要当兵，军队自然聚集了全社会最精华的人力资源。所以那时候的教育，很大部分就是军事教育。
而春秋时期之后，就是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战国时代，有限兵役制当然就不够用了。过去贵族才能当兵，现在平民也必须上战场。战场上的格调也在急剧降低，春秋时期那种击鼓列阵，像礼仪一样的战争再也看不到了。一场仗下来，动不动斩首几万，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时期的社会精英，也只剩下两条路可以走。一种像谋士张仪、苏秦那样，靠聪明才智、三寸不烂之舌，获取社会地位，这就是“游说”。还有另一种，是像刺客荆轲、聂政一样，谁出高价，我给谁卖命，这就是“游侠”。
至于战场上的将军士兵们，对不起，已经不是社会精英的代表了。
秦汉时期，当兵的门槛，低得不能再低。统治者为了激励士兵勇猛作战，规定“军功爵”。无论什么出身，只要获得军功，就可封侯获赏。这个规定对于身处底层的无业游民、流浪汉、罪犯，尤其有吸引力。
国家名义是征兵，实际变成了募兵。为什么这么说呢？
昨天我们就讲过，征兵制的基础，不仅是每个人都有当兵的义务，这只是表象。征兵制的精神基础是，全民都对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有责任感和光荣感。而募兵制的基础，是国家拿出好处，吸引人、鼓励人上战场。
征兵制是责任感驱使，募兵制是用利益去诱惑。
朝廷不愿征兵，改为募兵，主要还是出于效率上的考虑。
征兵征的都是普通农民，所谓“良家子”，清白人家的好孩子，他们平时是要干农活儿的。他们刚刚在前线呆熟悉，对敌情开始了解，也敢于上阵杀敌了，但是对不起，两年三年时间到了，我要退役回家种地去，接着又来一批新人。
征兵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军队训练成本过高，战斗力不行。要是征召个十年二十年，对生产破坏性太大，老百姓也非常抵触。汉朝甚至出现过，良家子宁愿自杀，也不愿当兵的情形。
如果是募兵呢？国家只要花钱就可以，对生产的破坏性相对较小。一个人长期当兵，会变成训练有素的职业兵，战斗力更强。军队大量吸收游手好闲的人，也是在“变害为利”，有利于社会稳定。
你可能说不对啊，杜甫的诗里面不是有一首《石壕吏》，那里面就有“抓壮丁”的情景。对，有的时候为了应付战争，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想，抓来的壮丁最多干干后勤部队，运粮、当工兵之类的。
这种兵上战场，既没有战斗能力也没有战斗意志，反而成了拖后腿的，所以这并不是军队的主流。主流还是实行募兵制，用“吃粮当兵”为诱惑，征召百姓参军。
当然，中国历史那么长，兵制也是五花八门，像隋唐的府兵制，宋代的禁军、厢军制，明代的卫所制等等。但是这些兵制的核心差不多，都是一帮人成为职业军人，由国家来供养。
明太祖朱元璋在发明了卫所制之后，很得意地说：“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不是真的不花钱，是给卫所军人专门的土地，让他们平时耕种，不用交税，战时打仗而已。本质上还是把当兵的和老百姓隔离开。
这种募兵制的效率，实在要高得多。但是，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过早实行募兵制，恰恰有很大的害处。
首先，军队兵源越来越差，最后成为社会垃圾的收容器。很多流氓地痞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去参军。久而久之，军队的战斗力其实是下降的。
即使是像清代那样，八旗兵，只能由满族人担任。但和平时期一长，这种职业军队素质都会迅速下降。到了清末的时候，八旗兵和汉人的绿营兵，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
第二点，募兵制让当兵变成吃粮领饷的职业，职业兵和老百姓完全隔绝。他们对于生产生活，缺乏切实的体验，这很容易导致他们放纵武力。一旦军纪松驰，职业兵就会变成骚扰良民，无法无天的兵痞恶棍。一旦天下大乱，职业兵迅速会变成军阀强盗，祸害一方。
紧接着第三个后果就出现了，军人失去了荣誉感。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间，军人地位都很低。尤其是宋朝，那是个极度“崇文抑武”的朝代，讲一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了。
宋朝名将狄青，他在地方当官，经常挨上司韩琦排挤。一次韩琦要杀狄青的旧部焦用，狄青求情：“焦用有军功，是好男儿。”韩琦却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那才是好男儿。当兵哪有什么好男儿。”当场把焦用给杀了。
宋朝军人地位低下，到了什么程度？
当兵是骂人话，《水浒传》里什么“贼配军”，讲的就是罪犯被发配去边远地方当兵。军队是犯人待的地方，“发配充军”嘛。所以后来才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以上三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武德败坏，以及整个民族缺乏尚武精神。
所以，雷海宗先生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抗战之前就建议，中国应该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从受教育的人群那里，征选出身清白、富有智识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军队主心骨。要让社会形成习武尚武的风气，恢复春秋时代的武德精神，重建一个清白健康的中国。
我们今天聊《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这本书，本意还是想探讨国家能力这个话题。
正如我们昨天强调的，国家能力不仅仅是指国家调动资源的能力。国家能力更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深深扎根在民间，在全体国民的共同意愿下整合资源的能力。这个根系一断，看起来效率提高，但实际上贻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