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近在眼前】
1950年7月末，位于中俄边境的绥芬河车站，一列由苏联当局押送战犯的列车，正在等候次日清晨的交接手续。移交回中国的战犯，大多为当年满州国的政府要员，在这之中最受瞩目的，自然是家喻户晓的满清末代皇帝──溥仪。
1945年日本战败，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先后在赤塔、伯力的战犯收容所，度过了五年备受礼遇的战犯生活。期间苏方还曾安排他去了一趟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证人。不过，该来的总是要面对，此刻他正接近，那个被押解他的俄国军官称之为能够拥有“幸福与骄傲”的“祖国”。
“祖国来了，快逃！”是霍布斯邦在《帝国的年代》一书中，曾引述一位义大利农妇对儿子所说的话。
只是，作为战犯，溥仪没有逃的本钱，对于他即将回归的“祖国”，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提到了当时那种不安的情绪（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行他自知难辞其咎，内心的不安更加的深重）：
“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引起过我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她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她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不安。”
过去曾经三度称帝的生涯，或者说是经历，溥仪心里很清楚，这个“祖国”，无论是中华民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祖国的善”之下，拥有这些“案底”，他的命运绝对不会太乐观。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思想改造时曾提到：
“我原先认为我自己是奉天承运的统治者，应占有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认为‘皇帝养育百姓，地主资本家养活农民工人’；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经地义的。可以现在所学的道理全反过来了。”
【理所应当的奉天承运】
1908年，溥仪3岁，被担任摄政王的父亲载沣抱上太和殿的龙座，在哭闹声中完成了宣统帝的登极大典；1917年，张勋主导的复辟闹剧，再度将溥仪短暂的推上帝位；1934年，溥仪在日本的扶植下，从满洲国的“执政”，到第三度登基为满洲帝国的康德帝。
这三次的称帝，虽然并非全都是自己有意的要往皇帝宝座上爬，但是在此过程中，「皇帝」的身分，一路走来，造就了溥仪自冲龄开始，以“理所因当的奉天承运”自居的意识，直到接受祖国善意的改造之前，大抵如此。
为什么想当皇帝呢？“因为我天生就是皇帝阿”。
民国成立，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室达成协议的退位优待条件，溥仪仍拥有皇帝尊号，居住于紫禁城，也拥有自己的小朝廷，维持着帝王的排场，亦曾一度短暂的复辟。早年的帝王生涯，使“皇帝”的头衔与意识，在溥仪的前半生中，可以说如影随形。无论对溥仪，或是对仍然忠于皇室的遗老旧臣而言，重返帝位，不仅是个人力图振作的表现，也是清室中兴的象征。
1924年，溥仪在冯玉祥驱逐下仓皇出宫后，皇帝梦暂时惊醒，不过，另一场皇帝梦，不久也在台面下悄悄的展开。
【蛰居天津】
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曾辗转暂居醇亲王府、北京日本公使馆，在罗振玉等部分遗老，以「非外游不足以保安全，更不足以谋恢复」，建议他出洋游历欧美，再定居日本，以等待复辟之机。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原本就是为了东渡日本做准备，不过，在其他派系的遗老对出洋一事持论各异的掣肘下，使溥仪也陷入了举棋不定的状态，因而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7年之间，溥仪四处拉拢人脉，为他重登帝位的梦想，探寻各种可能的管道。例如与大清龙兴之地有深厚地缘关系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张宗昌等人，都曾是溥仪密切交往的对象；溥仪的旧臣郑孝胥，为了取得复辟的外援，亦曾前往日本会晤近卫文麿等军政要人；溥仪也通过派遣密使，拜访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也向其表明复辟的意图，积极游说关东军提供协助。
只是，各派系军阀不是嘴上说着“人心思旧”、“唯有帝制才能救中国”的客套话，就是想以支持复辟的名义，要求溥仪赞助活动经费，而日方也要求他静待时机。当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的子弟兵挥军北伐，直、奉等系的军阀兵败如山倒，国际间也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加以济南事件、东陵盗墓事件，以及张作霖去世后东三省的易帜，一度使溥仪觉得前途黯淡，登极无望。
不过，溥仪从蒋介石北伐成功的经验中，了解到成事必须手握兵权的重要。为了替仍然看不到前景的皇帝梦铺路，因而决定派遣亲信子弟，前往日本军校留学，而皇弟溥杰此时正有从军之志，顺理成章的成为溥仪派遣赴日的人选之一。
就这样，溥仪在天津过了七年郁郁不得志的生活。
【重回龙兴之地】
1931 年9 月，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溥仪与他的英籍教师庄士敦（1874- 1938）久别重逢，庄士敦请溥仪为他的书稿《紫禁城的黄昏》撰写序言，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庄士敦表示，不久之后书末会以“龙归故里”为名，作为追加的最后一章。两人分别后，溥仪在关东军的掩护下，悄悄离开天津，前往东北。1934 年，《紫禁城的黄昏》一书在英国出版，将溥仪前往满洲之举，称为“真龙天子回到了他的故乡”。
事变之前，溥仪已从回国渡假的溥杰那里隐约了解到东北局势即将生变，盼望已久的时机似乎终于到来。日军的出兵，与亲日宗室在东北的里应外合，形势看似一片大好，因此事变发生不久，溥仪内心就已迫不及待的想要立刻北上。
只是，想走，似乎也没这么简单能说走就走。
溥仪身边的遗老亲信，大多以事变之后东北的情况仍未明朗，应谋定而后动，不宜贸然北上。而溥仪也发现，关东军并非把他视为领导未来新国家的不二人选，恭亲王溥伟、或前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也曾是军方属意的对象。天时地利人却不和，又使满怀希望的溥仪，又陷入了云山雾罩的情绪中。
此时，前往东北查探实情的溥仪亲信，带回了日军已全面控制东北，声称各地响应复辟的准备已一切就绪，“惟候乘舆临幸”，再度促使溥仪燃起尽快北上的想法。
而溥仪在事变之后，频繁进出日本军营，并会见军方要人的举动，已经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过去关东军协助以恢复清朝为目的的宗社党，策画满蒙分离运动的事实，在国内仍然记忆犹新，此时溥仪与日军的密切互动，很难不引发媒体对清室复辟的揣测，消息一经披露，溥仪开始面临到恐吓信与炸弹的威胁，还有电话骚扰。
“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在一次深夜的密会中，人称“中国通”的陆军大佐土肥原贤二，这样告诉溥仪。他也设法让溥仪相信，日本出兵东北是出于自卫，并无对领土的野心，而未来成立的新国家，也将会采行帝制，由溥仪全权领导。
土肥原一再向溥仪强调机不可失，情势的变化与人身安全的威胁，也让溥仪下定了决心，与其留在天津，有性命之虞，还不如把宝压在有可能让他再度称帝的关东军上。
1931 年11 月，溥仪带着赞成他尽速北上的郑孝胥父子，与三位随侍，乔装成日本军官，悄悄搭船离开天津。
【满洲国执政】
溥仪从天津抵达沈阳，已经是3个月之后的事。原本溥仪还满心期待在东北上陆之后，会有民众摇旗高呼万岁，迎接圣驾。谁知道一路居然静悄悄，居然没有人山人海的接驾阵仗。
溥仪先后被安排下榻在南满的汤岗子温泉以及旅顺的大和旅馆。关东军以保安为理由，将溥仪的行动自由限制在住居内，其行踪被视为机密，也禁止媒体报导。
最让溥仪无法接受的是，即将建立新国家的东三省，在国体问题上仍未确定，也就是说，土肥原贤二在天津时向溥仪声称，新国家将会采行帝制的说法，只是个让他尽快动身的借口而已。
“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来到沈阳，会见了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之后，答案终于揭晓，为溥仪所准备的位置，并非皇帝，而是采行共和制的满洲国「执政」一职。
虽然此时的关东军，已决定推出溥仪来担任满洲国的领导人，但碍于帝制的采行，无论在国内与国际舆论中，都难以被视为是清朝的复活，落后于时代的表现。此外，东北亲日的各路政治势力，亦有强烈反对复辟的意见，与以溥仪为中心的帝制派相持不下。故关东军为了避免耽误建设新国家的日程，缓和亲日各派系的争论，于是先以共和制作为折衷妥协之法，先让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板垣这样告诉溥仪。
“臣早说过，不可伤日本的感情…”，郑孝胥这样告诉溥仪。
而其他在关东军与溥仪之间，为了帝制而奔走的亲信遗老们，也了解到若拒绝执政一职，形同与关东军站在敌对的位置，遂建议溥仪暂时接受出任满州国执政。于是，溥仪在1932年3月初抵达长春，准备就职。
当溥仪搭乘火车抵达长春车站，终于见到了他原本期待的热烈欢迎他的场景。月台上演奏着军乐，大批穿着西服、和服与马褂等各种服饰的民众，纷纷举旗迎接他。人群中挥舞着黄龙旗的满人，更是使他心情激动。
“这些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受到此鼓舞，就任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开始思考未来该如何励精图治，将执政的地位，作为重登九五之尊的跳板。
【帝制之路】
溥仪对自己励精图治的期许并没有维持多久，尽管每天准时到执政府办公，忙着接见旧臣、宗室、政府官员，却少有需要他签署的文件，与裁决的公事，他发觉自己手中并无实权，连自由出入官邸的权力都没有。
当初溥仪与关东军暂任执政一年的约定，若将来未能登基为帝，溥仪可以关东军爽约为由，辞去执政一职。不过，辞职之后，他又将何去何从？再说关东军也不见得会接受他的辞职。重点是下台之后，他的皇帝梦更加遥遥无期，因此即便就任执政满周年之际，对于辞职一事，溥仪始终没有提出的胆量。
此时，日方基于伦敦海军军缩会议之后，即将出现军备劣于英、美的危机感，以及满洲国作为日后对苏作战的前线，“日满一体”的政策需要更为深化的考量下，缩小与日满两国国体的差异性，以帝制的确立，来保持满洲国安定，遂成为当时之急务。
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及其继任者菱刈隆，先后向溥仪表示日方正在研议帝制的实施，并决定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的皇帝。称帝之事重露曙光，再度点燃溥仪的皇帝梦。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为了筹措登基事宜，溥仪派人老远从北京的荣惠太妃处，取得了光绪帝曾经穿过的龙袍。
1934 年3 月，在新京郊外的杏花村所设置的天坛，溥仪获准穿上龙袍，执行告天礼，宣告自己受命于天登上帝位。接着，再穿着海陆空军大元帅正装，出席登基仪式，同时发布即位诏书，改元康德，成为满洲帝国的康德帝。
溥仪在仪式中，先后接受了文武官员的鞠躬礼、日本大使呈递的国书与祝贺，会后又接受了来自宗室、遗老的三跪九叩之礼与贺表。宴会中，皇弟溥杰举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也随声附和。
此外，关东军也帮他安排了作为帝王各种排场，例如每年4 次在新京的“御临幸”仪式，以及每年两次离开新京的“巡狩”活动。1935 年溥仪出访日本，从新京出发，沿途受到日本政府高规格的接待，昭和天皇还亲自在横滨车站迎接并设宴款待他，更使溥仪自认为拥有极高的权威。
“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
只是，沉浸在这些帝王虚荣中的溥仪，并未明确的意识到，他在即位诏书中所宣示「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与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的背后，他与日本签署的各种协议、约定，其实已无异于将国家的防卫与经营都委于日本手中。
随着中日两国进入全面开战，满洲国作为供应日本帝国各种经济、军事资源的基地，以及抗衡苏联的前线，关东军无论是对溥仪，还是对满洲国在政、经、军事，甚至文化上，都强势的被要求为日本帝国服务，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
【帝位的幻象与真实】
溥仪在先后在1934 与1936 年，两度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在外媒的眼中，曾经三度即位为帝的溥仪，不但是当时各方势力用以竞逐权力与遂行侵略的有用工具，也在二战一触即发之际，被认为是解决远东危机的关键人物。
一生都受外力的摆布登上帝位，溥仪的皇帝梦可以说几乎与他的前半生画上等号。
早年宫禁中的小朝廷生涯，即便未能拥有实权，皇帝的头衔也逐渐在他生命中，成为尾大不掉的标签。因为当皇帝实在是一件太爽的事，重返帝位的美梦让溥仪难以看清政治的算计与野心家的权谋，即便了解到自己是工具人，且并未大权在握的事实，也由于难以抛却在身为皇帝的虚荣与排场中，而甘愿成为傀儡。
只是为了这个皇帝梦，付出极大代价的，不仅是溥仪自己而已，还有为他的皇帝梦四处奔走，以至鞠躬尽瘁的遗老旧臣，甚至为了支援大东亚“圣战”，而被大量动员，身心承受极大痛苦的满洲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