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我认真看完了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吕世浩的公开课《秦始皇》,对读历史书的方法有了新的认识。吕教授提到,读历史若想有所收获,每当读到关键时刻,便将书本合上,心中试想若我是这书中人物,又当如何抉择。想好后,翻开书,看看书中人物的选择是怎样的,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在读这本书时,我也尝试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处在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时代,个人做出了什么选择似乎并不重要,决定一个 人命运的是环境,逆着趋势行事,便会被环境所打压;顺着环境做事,无论初心如何,便能在这个环境中如鱼得水或苟且偷安。
这样看来,万历皇帝所处的时代与秦始皇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处在那样一个时代中,明明社会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但大家都在装睡,用道德意识掩盖问题的严重。若有人想要扒开这社会的脓疮瞧一瞧,便被被无情的打击。一方面情况已经很糟;另一方面,没人愿意动一动,改一改,继续自我催眠下去,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在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十分值得人们细细探究。
本书中反复提到的一个组织是文官集团。这个“强大”的集团让一代权臣张居正死后被清算;让毫无主见的万历皇帝丧失皇帝的绝对权力,沦为意见执行的工具;他们打压武将,让明朝的军事实力极度退化。他们对明朝政局的影响显而易见是巨大的。这些人从小受孔孟之说影响巨大,一心以国家和社稷兴衰为己任,无论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怎么样,好不好,有一点很肯定:他们集体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个人却只享有极其微薄的俸禄。孔孟之道要求他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以国家大局为重。若是在大家都一贫如洗的年代,这样教育似乎能让人忽略掉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一旦这个群体里有一个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发家致富,那么这种做法的扩散将变得不可避免。
究其原因,这只能归结于人的本性。孔孟之道似乎没有在任何一部经典中说道君子应该节衣缩食,过物质匮乏的生活。但是明的统治者们却将这一道德的约束贯彻于文官集团之上,这就是违背人性了。于是,文中出现了文官“阴”的一面和“阳”的一面,人本性的贪欲在这里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人们一旦发现利用“阴”一面的甜头,那么就会打着“阳”的幌子做着“阴”的事,“阴”面便会不断扩大。明朝没有严谨的法律,只依赖道德治理国家,那么这样阳奉阴违的事便也蔚然成风了。
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喜欢讨论,我们为什么要以法律治理国家,而不能过多依赖道德。以德治国,听上去多么美好,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达到黄老之说的“无为而治”的境界。但是,当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想依赖道德时,那么他本身就范了违背人性的错误。金融学中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还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观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是“理性人”的假设,这无不说明人类基因中带有的自私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本性。在万历年间出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之一是,整个国家对于各种仪式和形式化的事务(经筵,丧仪)等都极度热衷。究其原因,这正是由于他们已经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在内心中遵循孔孟之道的做人准则,于是弄出形式化的东西来欺骗他人同时自欺。每个人其实都清楚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但是都选择了自欺这一条路。就如同今天关于微信的朋友圈流传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你越是缺乏什么,你越是想要秀什么。
当整个国家选择自欺的时候,就如同一个熔炉。后来者如果选择睁着眼睛不装睡,那么就要为所有人所排挤。张居正想搞点小改革,结果遭遇弹劾,死后被清算。想想他的遭遇还算好的了吧,想想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但是商君之法终究是成功了,因为他遇到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虽身受车裂的极刑,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张居正运气可就没有这么好了。万历皇帝给我的感觉一直是迷茫的,找寻自我的,他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文官集团却只想让他做傀儡。其实我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只有君王本人是改变的突破口了。他可以效仿英国君主立宪,那么中国封建时代应该可以早点结束;又或者他是个强权的君王,力排众议,鼎立支持改革,那么明朝一朝也不会如此黯淡无光。但是他选择了装死。沦为这一国政治的牺牲品。
在这一朝,不缺少有才干的改革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但他们全部失败了。究其原因,我觉得很难从某个人身上找到原因。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朝每个人的思想几乎都是一致的,文官集团为什么能够强大蓬勃?因为做官在在一朝是及其体面的职业或是事业,一个人想要成功和受人尊敬,只有做官一途,只有接受孔孟之道。上层精英们所从事的是同一种职业,信奉的是同一种信仰。他们从选择读书做官开始,便掉进了这个大泥潭,只能被动的接受环境的驱使。在变化这么迅速的今天来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当所有人的思想惊人一致的时候,做的事可能就很可怕了,这样的事在我们的上一辈已经发生过,在某些国家正在发生。
我想我是何其有幸能够生活在这个思想如此多元,变革如此巨大的时代。但是看看我们的社会,其实很多事仍然不乏万历年朝的影子。但好在我们今天可以把眼睛睁开,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想到这里我就觉得生活更加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