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92年，楚襄王熊横从秦国迎娶新娘。照理，迎娶新娘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楚襄王却一丁点的高兴劲儿都欠奉。相反，他很郁闷，甚至很愤怒。楚襄王的郁闷和愤怒不是因为新娘相貌丑陋，也不是因为新娘品德败坏不够淑女，而是因为这位新娘来自秦国，他被秦国逼婚了。
作为战国七雄中的两雄，楚国与秦国历来是竞争对手，特别是到楚襄王与秦昭襄王这一代，楚国与秦国更是有着不共戴天的国仇家恨。
楚国与秦国的国仇家恨有多深？从“楚虽三户能亡秦”这句话中可见一斑。事实上，战国乱世，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争我夺，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你骂我一句我打你一下一样稀疏平常。所以，秦国若是凭借其实力，光明正大地攻占楚国的国土，兼并楚国的城池，那也是楚国本身技不如人，楚国人还不至于对秦国有那么大的仇恨。
问题是，秦国在攻占、兼并楚国领土时，采用的手段并非光明正大，而是阴谋诡计利诱威逼。
公元前313年，秦国准备攻打齐国，于是派张仪来到楚国游说楚怀王（楚襄王的老爹），劝楚国断绝与齐国的联盟关系。张仪先是信誓旦旦地对楚怀王说，要是楚国断绝与齐国的联盟关系，秦国愿意割让六百里商于之地给楚国。等到楚国真的断绝了与齐国的联盟关系，秦国却出尔反尔，说当初答应割让给楚国的只有六里地。因为这事，楚国与秦国发生了三场战争，结果都是以楚国败北收场。被骗，还要挨打，楚国人岂能不恨秦国？！
公元前303年，魏赵等国联合攻打楚国，当时还是太子的楚襄王熊横被迫到秦国当人质，以换取秦国救援。熊横在秦国当人质的第二年，与秦国的一名大夫私斗，把那大夫杀死，然后逃回楚国。结果秦国抓住此事不放，以此为借口不断攻打楚国。公元前300年，秦国派华阳君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杀死包括将军景缺在内的三万楚人，夺取了襄城。公元前299年，秦国再次攻打楚国，夺取八座城市。
之后，秦昭襄王假惺惺地派人给楚怀王写了一封信，约楚怀王到武关谈判。结果楚怀王一到武关，便被秦国绑架了，并以此要挟楚国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换人。楚怀王不答应，楚国也不答应（从齐国迎回太子熊横，立熊横为新的楚王，即楚襄王，希望以此绝了秦国割地换人的要挟）。
秦国无法利用楚怀王要挟楚国割地，便把楚怀王扣留下来。公元前297年，楚怀王得了一个机会，逃出秦国，但在逃往魏国的路上又被秦国逮住，最终未能逃出魔掌。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秦国。
秦国送回他的灵柩，楚国人见了都十分悲痛，像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悲愤道：“楚虽三户能亡秦！”
以上两个小故事，可见楚襄王与秦昭襄王之间有多大的仇恨。那可不仅仅有杀父之仇，而且还有破国之恨。但面对秦昭襄王的逼婚，楚襄王为什么无力拒绝？为什么敢怒不敢言？为什么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下？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现在有些人对此话总是呲之以鼻不屑一顾，但如果楚襄王听到这句话，估计会深有感触。楚襄王不是不知道自己与秦昭襄王有着莫大的国恨家仇，他当时恐怕也想拒绝秦昭襄王的逼婚，然而，楚国与秦国之间的国家实力差距就摆在那儿，你敢不答应，秦国的军队可能马上就开进你的家里，到那时，才真正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话可不是无凭无据的胡说八道，在楚襄王迎娶秦国新娘的前一年（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就曾给楚襄王写过一封信，说：“楚国背叛了秦国，秦国将率领各国来讨伐楚国，希望你整顿好军队，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威胁？
对于这事，连后世的史学家司马光也义愤填膺，他在《资治通鉴》中说：秦国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害死楚怀王又逼迫其子楚襄王；楚国也太不争气了，忍下杀父之仇而与敌人通婚！呜呼！楚国君王如果能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对臣下任用得人，秦国虽然强大，又怎能肆意欺凌它呢！荀况说得好：“治国之道，善于掌握则仅有百里方圆的地方也可以独立于天下，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国有六千里国土也只能被仇人所驱使。”所以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只一味制造声势，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
弱国无外交，所以国家必须强大；国家要强大，必须有正确的治国之道；正确的治国之道是什么？司马光的答案是任用得人。
那么，楚国与秦国在任用得人上有什么区别？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的不同遭遇就够了。
当初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得到楚悼王的重用，开始实行变法（吴起变法），短时间内就让楚国强盛起来。然而，楚悼王前脚刚死，尸骨未寒，吴起后脚就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死。
数十年后，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实际上，商鞅变法的许多措施是学习他的前辈老乡吴起的，当然，商鞅本人也是个好学生，能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总之，秦国得益于商鞅变法，终于迅速强大起来。秦孝公死后，与楚国贵族对待吴起一样，秦国的旧贵族把商鞅杀了。
就吴起和商鞅的个人遭遇而言，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但就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的遭遇而言，却截然不同。在楚国，随着吴起死去，楚国的后续之君楚肃王未能延续吴起变法的成果，吴起变法的结局是人亡政息；在秦国，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像楚肃王废止吴起变法那样，连同商鞅变法的措施一并废止，而是延续了商鞅变法的举措。因而，秦国虽然失去商鞅，但变法措施仍在。
这是吴起变法与商鞅变法的不同遭遇，也是秦国国君与楚国国君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光所说的任用得人，不仅仅是指任用臣子得人，还指选取国君也要得人？
我们来看看楚悼王之后到楚襄王之前，楚国的国君都有谁？他们分别是楚肃王、楚宣王、楚威王、楚怀王。楚国的这几任国君，无一不是好勇斗狠之人，他们不断地推着楚国这辆战车，与其他战国诸雄争夺毫无意义的所谓“霸主”之名。到楚怀王后期，楚国这辆战车终于油尽灯枯，到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尴尬境地。
在楚国国君们热衷于争夺霸主虚名时，秦国的国君同样更换了几任，他们分别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秦武王虽然也是个穷兵黩武的主儿，但他在位时间仅有四年，对秦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而秦惠文王、秦昭襄王都是明君，在位时间也长，同时任用了张仪、司马错、樗里疾、魏冉、范雎等有才干的人才，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不断推动秦国的强盛事业。
此消彼长之下，楚襄王时期的楚国对秦昭襄王领导下的秦国，已经完全失去了抗衡的实力。所以，面对秦国逼婚，楚襄王他能不同意吗？他敢不同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