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出生在杭州，成名于上海。他的小说里面包含着很多的矛盾、冲突和挣扎。此矛盾有些是显而易见并表露在外的，例如一些外来的西洋词汇和一些古诗词的混搭，还有一些是思想观念上的碰撞。

一、 表面上的碰撞

如果把这两部分都归到作者的写作心理上去的话，关于古诗词和传统文化的部分是属于“苏杭”的，它表现作者对于古典文化的修养以外，还体现一种乡愁。施蛰存的作品凡是整体上以传统文化建构的，例如《扇》、《周夫人》、《上元灯》几篇，都表现出一种细腻的文气和“恋物癖”。这三篇都是回忆性质的小说，里面的物事或是意象，很好地体现了施蛰存的乡愁。就像《扇》中主人公想从喜欢的女孩子那里得到的扇子，《周夫人》里面掷状元骰的骰子、房间里摆设的春凳、周夫人为了证明“我”同她的丈夫有几分相似的镜子，还有《上元灯》里面“玉楼春”的纱灯。这些造型精巧的摆设虽然不是苏杭一带所特有的，但确实是苏杭的特色。

关于舶来语和英语词汇的运用，是作者对新文化的接受，也是他生活于上海耳濡目染的熏陶。因为是外来接受的，所以他的作品里面更多是对一种新的现象的观察和对新的理念的思考。例如《在巴黎大戏院》中，整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我”和另一个女伴相约去看电影。看电影这一文娱活动本身就是很“上海”。类似的还有《薄暮的舞女》里面提到舞女昼夜颠倒、见风使舵地约不同客人的情节，对于上海的夜生活和人们追寻享乐的氛围也可见一斑。但是《特吕姑娘》所表现的又是另外一种，它所反映是的公司制的关系下，人们对于漂亮的女子的矛盾心理。在这一部分中，就反映了在新的形式下，人们思想里依然存在的一种传统。

当然也有一部分作品是两者同时涉及，大概是要考虑文脉的一致性，这样的融合一般两边都不太明显，无论是传统方面还是外来方面都打了“插边球”，以求更为舒缓和谐。例如在《蝴蝶夫人》里面，两个留洋回来的教授称“密司特”、“普洛发叟”，关于蝴蝶的表述也有两种：一种是引自希腊爱神Aphrodite,另一个是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的“庄周蝶”。

二、 思想上的碰撞。

关于思想上的碰撞，在施蛰存的小说里面是有层次的。

施蛰存从传统文化出发，往往刚开始是带着传统文化的眼睛去审视西洋的现象，对外来文化是一种观望的态度。与此同时不免要接触一些已经被西洋文化同化的人，这时候就显示出两种文化影响下的互相排斥和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一种格格不入。关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雾》。女主人公一方面觉得穿旗袍的女子露着胳膊有失体统，后来在旗袍风靡了以后自己也去尝试。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职业高下的判断。她从传统文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教授”这个职业是极其高尚的，如果是“商人”就要次一等，如果是“戏子”就更不能接受。

接下来的一种层次就是两者相互交融，不分彼此。西方的文化大而化之是属于希腊文明，是享乐的，是纵欲的；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可以粗略归结为希伯来文明，是克制的，是有礼教和等级的。然而，如果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一个人的思想里势均力敌，就会产生一种“情结”。对于这种“情结”表现最明显的是施蛰存最有名的《鸠摩罗什》、《将军的头》、《石秀之恋》这三篇小说。施蛰存深受佛洛依德学说的影响，在他的作品里，这种西方思想的表现形式就是爱欲。三篇小说都是在说爱欲和本土文化的冲突：《鸠摩罗什》是“爱欲”和“佛法”的冲突（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宗教）、《将军的头》是“爱欲”和国家江山社稷之间的冲突、《石秀之恋》是“爱欲”和儒家道德之间的冲突。

面对来自于故乡的传统以及现居上海的现代之间的冲突，施蛰存本人其实是采取了极其被动的态度。例如两种情感势均力敌的三部小说，几乎都走向了十分扭曲的结局。而有些则不同，像《雾》和《特吕姑娘》里面是回归传统，像《牛奶》里面是向新的文化及其形式妥协。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小说是完全融入到西式的文化里面，即便是融入了，也是没有褒贬。从中不难看出施蛰存本人还是在矛盾中对故乡所代表的传统有所偏爱，而对西方的文化只达到接受的步骤，是隔岸观火，而不是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