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重践行
大约是在孔子去后，孔门弟子之间也曾有些“门户之见”书诸竹帛，传语后世，让知者从中获取做人的基本准则：以大器量对待小差异，任何事都毋须斤斤计较，尤其不能“针尖子对麦芒”，须消释龃龉真心求同。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游放话：“子夏的那些门人，那些小家伙，若是教他们扫扫地洒洒水，接应来客，迎来送往，做些琐事，细枝末节，还可以的；若考究学术根基，那就差得远了！这可怎么办呢？”
子夏听到了，坐不住了。辩解道：“噫！这个言游，话怎么这么说呢？错啦！君子之道，哪些该先传先讲，哪些该后讲后传，并没有明确的硬性规定。不像草木，哪些先播种，哪些后播种，有明确的季节规定，错了季节就耽误。君子之道的传授，不该随意歪曲的。要说一定都那么循序渐进，有始有终，没有变通，恐怕只有圣人做得到。”
孔子对于君子的培养，曾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意见。他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野人’，一般人；先做了官而后才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是‘君子’。如果我来选用人才，我就选先学习礼乐的。”
子游批评的“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子夏之门人小子”，其实是能够实干的“先进礼乐”的“野人”。他们还没有入于官学系统地“学文”。没有“学文”的这番功夫，就被认为是没有君子之本。这是从根本上给予否定，那还了得！
子夏的辩解，自有其道理。他的那些门人小子，的确是还没有系统“学文”，但是，君子必须具备的两大基本功：“礼乐”与“文”，都得学，都得熟悉。先学哪个，没有明确规定。要考较其先后，恐怕也只有圣人心里有数。
这个“圣人”是谁呢？没有明说。
我们再来看孔子的“教育原则”。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一，6》
这是孔子兴办私学的教育原则。两种内容，一种是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等切实有用的礼乐行为规范，实际操作；一种是“学文”，“文”就是前人传世的“书”“诗”等文献，作为内政与外交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的依据，是官样文章，官样文章是必须有的，是从政的程序与仪式。一切都是与时俱进的，时间本身的程序性不可动摇，随着它的一切仪式感也是只能循序渐进的。
侧重的应该是实际操作。实际操作是基础，学文是从“理论”上提高，档次上提高。没有基础的提高，一进入实际，就有可能捉襟见肘。
这与孔子的“先进礼乐”的主张是一致的。
子夏的门人小子也都是“先进礼乐”的。子夏是遵循孔子教诲的，按老师的原则办事。
子游不同，他认为先得学文固本，改变了老师的旧例。这就等于说，他走的是“后进于礼乐”的“君子”程序。
其实该较真的是他们两位老师的门人小子，原先是否为君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实际当政的能力。从这点看，子夏的做法切合实际，他秉承师教。他自身的成长就这个程序。
还有更有意思的是，先进礼乐的“野人”，实际是指从两类人的子女中“崛起”的，一类是失去爵位的没落贵族家庭，一种是一般平民的家庭。这两种类型中走出来的青年都是先接触礼乐的，已经积聚实际工作的一些经验，而且工作中的动力比较强。孔子本身就具备这样的积淀，他的用人主张，也正是反映这样一群人的迫切诉求。
子游对子夏的门人小子的评价，究其根本，正是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矛盾。
后来子夏成了魏文侯的“国师”，在政治舞台上演出轰轰烈烈的节目，正反映了孔子的育人主张与用人主张切合实际，也是很人性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