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古鉴今，司马迁笔下，那出关骑牛西行的老子身影，在历经2500余年的西域风砂磨砺后，似乎并没有因时光流逝而黯然褪色！相反，伫立位于中华文化昆仑根祖地的人们，今天仍可依稀见到世界宗教文化的源头奇观：如青藏高原古象雄国王子辛饶弥沃佛早前创立，与佛教互为影响的本教活佛；记载佛祖邀请尹喜讲经的《阿差末经》与老子行走西域诸国的道教图典；古波斯琐罗亚斯德创立袄教所宣讲的“拜火教”故事；古印度大雄创立的魂在地、水、风、火之中的耆那教；传入古印度并被唐王朝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波斯人糅合祆教、佛教及基督教而创立的摩尼教等诸多现象，从而认同参加阿克苏市举办的“老子西行行踪研讨会”的学者们，对“三仙洞”疑为道教失传已久的“西城山洞”、老子入疆换牛骑马石、老子西行出关地的考察后，对老子极可能到过新疆这一亚洲古丝绸之路的“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无愧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精神导师的论断。
众所周知，正是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人类文化轴心时期以来的哲学史发展，一再证实了马克思关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精辟观点。可以说，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开始，世界哲学便从主张单一的存在的“本体论”起步，进入由黑格尔以主客体建构的“认识论”境界，然后转向了当今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语义论”。而唯一穿透了两千年来世界哲学史的本体论内核、认识论迷障，进入当今语义论的探究的，正是世界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若以“本体论”的宇宙创世观而言，道本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25章），是宇宙无始无终的最高存在。以“认识论”的过程言，“道”幽冥难识，“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老子·14章），人们无法真切地把握它，却又须时刻遵循其规律。以“语义论”的多层表述和内核探究而言，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21章）根本无法用一般名词来命名。其原因，诚如刘笑敢所言，由于通用的西方哲学概念都不能准确或全面地反映道的特点，任何一个似乎清晰明确的现代哲学概念都无法涵盖或描述这样一个混沌无涯、既超越又内在的古老的观念。我们只能给道作一个概括性、描述性、功能性的定义，避免把道硬塞到某一个特定的哲学领域或范畴中去的尴尬情况（《道苑》）。幸有赖于中华文化复兴大潮的鼓动，董京泉、肖钢诸先生的尝试，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建构与文化自信的增强，方使我们得以老子原话为“道”试定义如下—— “道”乃以负阴抱阳、包容万物的无名恒常之体，及其生之覆之、周行不殆的原动力，激励人类积德贵身，和光同尘，虚心实腹，慈俭谦柔，清静无为，安居乐俗，实现自然化生，大器晚成，大象无形之最高价值的宇宙稽式。 其现代哲学术语为：“道”是宇宙的本体及其全息全能、澎湃不息的原动力，在人类悟真向善尚美的自由活动辅助下，通过永久性、自然性、对立统一性的万物演化，实现形而上的最高价值，从而永恒地保持了自组自化自平衡的自然时空机制。明乎此，我们似乎可认定为老子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以“道”论，创立了“老子恒道主义”的伟大哲学家。然而，在数千年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史上，至今尚无人以其名命名其“主义”的情况下，“老子恒道主义”的提出有其合理性吗？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重温人类文明史，以个人命名的“主义”可谓鱼龙混杂，但如老子能够持续产生重大国际性影响的，实不多见；且都从未能像提出“道”是宇宙绝对的和永恒的本体实在，因而贯串了世界哲学史的本体论、认识论、语义论三阶段的老子恒道主义那样，不仅为中华古代文明繁荣做出过贡献，还至今启示着世界人类文明进程。可见，作为中华元典、世界哲学精髓，以道为核的老子恒道主义，是多么的高深奇奥，深刻影响了东西方文化几千年！试观中国哲学，以老子、孔子、释氏、慧能等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道”思想，可谓由来已久。像孟子所说的“孔子岂不欲中道哉”，《论语》所说的“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中庸》所说的“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柳宗元所说的“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于后”；《汉书·董仲舒传》所说的“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指的都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儒家的“中正之道”。它与老子所说的“守中”“中气以为和”，以及佛家“中观论”认为人持有就可彻悟的“中道”，皆属于一种和谐中道。它与通常人们认定的“主义”必然具有强烈排他性相反，具有《易经》所说的“保合太和”的中华民族的最高价值取向。由此可见，老子恒道主义，是中华文明葆有这一价值，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无为守中、中气冲和、道法自然，充分体现出中和性、中道性的包容性“主义”。它不仅可与东方主张世界大同的儒家中庸之道、主张普度众生的佛家中观思想和伊斯兰教的中正之道相融合，而且可与西方以德性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相吻合，成为当今反对极端偏激的单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的多数国家所欢迎的和平中道与“文明晕染”的理论基础。反观西方哲学，与宣称唯心论向往虚幻理想国的“柏拉图主义”不同，老子主张只有“道”，才是宇宙绝对的和永恒的本体实在，而不是强为之名的理念形式。与持唯物论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比较，老子阐释的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化生万物，无始无终，无处不在的“道本体”论，远超亚氏以土、水、气、火等元素组成的“物本体”论，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更大想象空间。此外，老子道论与“康德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有关“自在之物”论相似，对“失道而后德”的批评也与阐明人的伦理规则是“善”的《实践理性批判》一致。而老子以“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40章）的诗意语言，所描述的超大、自然、超感、无形、无名的“大道之美”，与康德《判断力批判》有关自然给人的是自然之美，人给自然的是艺术之美的美学观亦一致。故划时代地完成了一部人类意识的发展史的“黑格尔主义”创立人，亦称赞“老子是古代东方世界的精神代表”，并将“道”抽象化为世界本原的“绝对精神”。相形之下，现代以“非暴力”哲学和现代政治学说著称的“甘地主义”，却因为难以阻止印巴分治和宗教文化冲突，最终与提倡走一条“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却无法改进印度种姓制度和民众贫困状态的“尼赫鲁社会主义”一样，没能像老子恒道主义那样，早在汉唐时期就为中华文明繁荣做出了贡献。至于提出了“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豪气主张的“门罗主义”，如今也被冷战后的美国总统们将其正义性销蚀殆尽，成为老子有关“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老子·55章）的告诫对象！更重要的是，老子恒道主义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其一是老子的九观哲学体系；其二是老子哲学体系所内涵的“三论”核心价值观；其三是老子恒道实施的“三原则”“三策略”的的重大现实意义。所谓《道德经》由老子九章分列别论的道学“九观”，是亦可“九九归一”为“恒道”的宏大哲学体系。老子以效法自然的恒道观作为立论总纲，以其人格化的尊道贵德的玄德观作为最高规范，统领了信言不美的真知观，有欲不居的清静观，不争无尤的无为观，守柔知常的贵身观，谨终若始的安民观，柔弱胜强的用兵观以及重为轻根的治国观；从而将其道论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高瞻远瞩地指导人们为人处世和修身建业，以实现恒道积德的道家理想。其九观逻辑关系的要义是：玄德是恒道的功能和运用，恒道是玄德的本质和根据。作为精神人格力量的玄德，要服从恒道才可获得持久生命力。这就为人们反朴归真，探虚就实，循道渐进，修德识道，追求光明，建立人类理想文化提供了可能性。所谓老子九观哲学体系的灵魂——“人法天道论”“清静无为论”“中气为和论”等三大核心价值观，为我们抓其“道法自然”“以道治国”的精要；阐其“反者道动”“清静无为”的正义；同其“挫锐解纷”“中气为和论”的车尘，全面揭示老子博大精深、完整一贯的道学体系与重大现实意义，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与可能性。“人法天道论”，是老子秉持恒道观、玄德观的“以道治国”的主张。他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25章）的“道法自然”原则，主张缩小国家规模和人口膨胀，效仿“损有余而益不足”的“天之道”，改良“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之道”（老子·79章），强调以“孰有余以奉天下”为道者的标准，以闻道后“勤而行之”的弘道者为最高的“上士”。“清静无为论”，是老子秉持“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的清静观、治国观、安民观、宇宙观与生态观的主张的表现。他坚持“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45章）的“天人合一”的原则，强调圣人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老子·49章），让天下乐推而不厌，使百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不为盗，不为乱。“中气为和论”，一作“冲气以为和”，出自老子的真知观、贵身观、玄德观和用兵观，以守中不偏，中道而行为主旨。它坚持“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老子·13章），“上善若水”，“反者道之动”的原则，主张积德无不克，柔弱胜刚强，和平相处，反对争战，并根据“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的需求，以及“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牝常以静胜牡”的规律，以大小国家之间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的方式满足其欲，挫锐解纷。为坚持“三原则”突显“三论”价值观，老子还献出“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三宝”为良策，即以慈爱之心以富扶贫，以勤俭维持清静廉政，以不敢为天下先的谦卑宽容，实施对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多元文化，对外怀柔睦邻的“文明晕染”，共建人类不相往来争战而能和平相处的幸福家园。如今，当佛教叹息末法时期到来，儒教面临着新时代的社会家庭伦理窘境，基督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诸国都苦于贫富不均、国家混战之际，人类理想家园的营造，不得不瞩目老子之“道”。因为只有效法以富余补不足的“天之道”，才能不忘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初心，才具有和光同尘，吸收人类创立的任何有益的学说、主义和文化的伟大包容力，才能够把人类美好理想都融入那大象无形，却真实可见，须臾不离的恒道中，放射出照耀人类乐园的万丈光芒！正是老子，最早吸收了易经的太极和谐思想，发扬了其厚德载物的坤道精神，升华了其自强不息以德治国的乾道儒学，与西来佛教联袂导人向善，构建起以道修身，以道治国，以道化生的哲学体系，并通过大汉盛唐的伟大社会实践，健全了国民人格，奉献了济世良方，至今深刻影响着世界文明进程。正是老子，以其尊道贵德，真知贵身，当其无有，柔弱胜强，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敌天下，高度重视软实力，后发制人的睿智，建立起世界最早最深刻最完整的恒道、玄德、清静、真知、无为、贵身、安民、用兵、治国的九观哲学体系，并以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守中不偏，修身立德，烹鲜甘食，美服乐俗之善法良策，引导历代有为之君延续了中华文明那雄视千古，彪炳史册的万代基业。正是老子，以“故善人，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的博大胸怀和教育方针，“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大慈无疆和俭朴美德，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谦虚涵容和谨慎谋略，教导人类要爱惜并合理利用地球的宝贵人力资源和环境生态资源，防范遭致那巧取豪夺，党同伐异，人祸天谴的灭顶之灾！正是老子，以弘扬上善若水、重积德无不克的“道”，令征伐欧亚，所向无敌的成吉思汗松开握剑的铁拳，挽救了百万生灵，引导道教，影响儒教，包容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培植起足以繁茂世界上任何宗教与主义吉枝善叶的东方文化巨树，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为文明晕染开渠铺道。古往今来，人皆知：文化，是人类实现理想的精神塑造及物质创造的过程与结果。文明，是人类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所创造的历史与成果。而中华文化孕育的老子恒道主义，则是将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或冲突线，化为人类各大文明之间互鉴与融合的“晕染线”的“文明晕染”而非西方学者哀叹而莫名其因的“文明冲突”。这一“文明晕染线”，来自老子“上善若水”的伟大道德力。老子认为，“水”清静无争、善利万物的天性，最接近“道”。正如人们可以根据水态变化，以固态称其为冰，以气态称其为云雾，以液态称其为江河湖海、雨雹洪水一样，所有人亦可称其信仰的主义、宗教、规律、定理、方法、觉悟的“真理”等为“道”。与老子“恒道”主宰的“玄德”能够浸润滋养万物一样，水亦天生具有溶解各色调融合各类营养素的能力。所谓“晕染”，原指以水墨或颜色的渐次浓淡来烘染物像与透视效果，绘制出美丽彩图的艺术。诚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赞，晕染法“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实，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了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而以老子“中气以为和”“上善若水”论推出的“文明晕染”，亦内涵无穷道德力，足以将体现人类智慧和信仰并内涵了基督教黑、东正教白、儒教红、伊斯兰教绿、佛教黄的丰富文化色调，自然而然地晕染出多彩绚美的心灵花，从而展开全球东西方文明的对话互通。它表明，以“文明冲突”的有色眼镜观察世界，对其造成的人类文明的“黑暗未来”，怀有深切恐惧的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其《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名著中，所臆想的由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南美洲文明，摇摆不定的俄罗斯文明、日本文明和尚待成形的非洲文明等八大文明间，因东西间、中美间的紧张状态和对抗，所造成的全球“文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究其实质，亨氏的“文明冲突”起因于各文明间不能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故人类应以老子的文明晕染而不是亨氏的文明冲突为圭臬，通过追溯人类文明源头，在世界哲学与五大宗教里，找到互通共生之“道”，以建构人类共居的文明大厦的伟大理想为引导，和光同尘地走向新未来。循此而往，老子恒道主义上善若水的道德力，将成为淡化文明冲突的文明晕染。人类文明史发展至今，由不同的人种、民族、宗教、国家及其利益集团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将不会再如美墨间、巴以间那样以隔离墙或分界线，作为其断层线或冲突线，而将像拆除柏林墙、取消南北越分界线那样填平鸿沟，营造一条条努力消解宗教的、国家的、集团的、意识形态分歧的文明晕染线与融合线。文明晕染而非文明冲突，是老子恒道主义所提示，人类文明走向大同的关键。亨氏所说的西方文明，确如其言，与已经存在的文明不同，对1500年以来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开创了世界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即使是处于亚洲中心、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华文明，对周边各国的改变也似乎未有过如此影响。只是亨廷顿在书中最后论及“文明的未来”时，虽明知“西方已经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并且也清楚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是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但他依然不明白，只要人类以老子的文明晕染而不是文明冲突为圭臬，就能善用世界资源与精英智慧而寻出化解之道。其路径一是集全球学术界之智力，追溯人类文明史的文化源头，在各核心文明、思想体系、流派主义和世界五大宗教里，找到人类道德文化与终极关怀的共性，以寻得并遵循诸教共有共信之“道”，来化解以以意识形态或以“先帝”为名造成的分歧。其路径二是在东西互惠，南北互通，古为今用，伙伴关系，水陆并进的“丝绸之路”上，精诚合作，以人类文明晕染加强各国间的友好交往，以虚心而非傲慢的态度学习各自政治制度、经济贸易、文化发展的长处。其路径三是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想为指引，以老子恒道主义的“天之道”促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生化成，以大事小，富强扶弱，同舟共济，尊重各大小国家彼此核心利益，找到人类文明大厦构建的最大公约数与最佳路径，一齐走向光明世界。总之，我们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将老子的道学体系理顺整合建构，大力弘扬其顺天道、慈万民、俭资源、益富贫而导人道的老子核心价值观，确立老子普世性、恒久性、系统性的全球文化传播战略。即首先确立创新的研究思路。把老子宇宙论的恒道观，伦理论的玄德观，社会论的清静观，认识论的真知观，行为论的无为观，生命论的贵身观，以及政治论的安民观、用兵观和治国观等，构建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思想体系。接着是拓宽文明视野，把老子放在源远流长、影响巨大的世界文明历史背景中，经过横纵比较，揭示出老子思想的时代精神；然后是保持积极的现实性态度，将“无为而无不为”的现实意义，贵身论的现代转化，用兵之道的“软实力”，“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结合，发掘出老子以道治国的理想对当代文明社会的借鉴意义。我们相信，世界公认保存了最完整历史的中国文明，虽一次次因国内政治集团的矛盾和外部蛮族的入侵而动乱，但都一次次地涅槃新生，最终在18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冲合的社会进步中，找到了不再落后挨打的道路和民族自信。以东亚为先导的东方文明复兴，追求人类大同世界，而不是西方丛林部落的弱肉强食。从易经生发，以老子上善若水、损多益少的“天之道”为自然稽式，以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之道”为文明规范，以佛家真空妙有、普度众生为终极关怀的中华文明智慧，显然不是亨廷顿不可理解的“虚幻号召”。以老子深邃的目光审视人类文明史而走向和光同尘之途，避免“文明冲突”，也许是人类文明晕染的自然抉择—— 人类文明晕染，能如东方晨曦，光照“中华文明晕染区”吗？这将为中国全面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提供和平环境与机遇，以新世纪人类文明对话，消除中西间的猜忌和误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文化为中国所用，联合环太平洋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沿着造福欧亚非的“一带一路”大步前行，驱动东方文明快车，复兴绵延至今并可能继续领先世界的“大东亚文明”。人类文明晕染，能如旭日东升，照亮“大中亚文明晕染区”这块东起中国、南至印度、北到俄国、西达伊朗、土耳其，以东部汉唐古都西安为起点，以西边欧亚都市为宿栈，姑且名为“中亚洲”的广袤沃土吗？这将使继承了丰厚文化遗产的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北亚的各国人民，共乘“大东亚文明”巨轮沿海上丝路扬帆东进，架设陆桥丝路西行，以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佛教文明、东正教文明的晕染，驱动“上海合作组织”之高铁，打造鲜花盛开的“大中亚文明”。人类文明晕染，能如艳阳当空，普照以大东亚文明、大中亚文明为东西两翼的亚洲大地以及环太平洋、印度洋群岛诸国吗？这将促成东方儒释道耶回印诸教融合，联通东方精神文化纽带，消除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建设一个直到西方文明侵入后才一度衰败，终将腾飞浩宇、复兴繁荣的“大东方文明”。人类文明晕染，能如西霞满天，温暖欧洲吗？这将使一个聚集了西方精英的智慧欧洲，面对今日非西方社会的蒸蒸日上，明白西方中心主义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不再恃强凌弱，野蛮征伐；使欧洲在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千年传承的追求自由的智光照耀下，搭上合作互惠的“大欧盟”列车，形成一个包含天主教、新教、犹太教和东正教的基督教文化圈，打造出一个统一富庶、团结和平、欣欣向荣的“大欧洲文明”。人类文明晕染，能如繁星璀璨，闪烁“大美洲文明”的夜空吗？这将使美国从力不从心的“世界警察”生涯中幡然悔悟，从内部国民对立、党争伐异，对外武力扩张、金融巨债、失信退群、众叛亲离的重重危机，从伊斯兰教的“圣战”恐惧里解脱出来；进而铸剑为犁，协同全美洲各国兄弟，一齐搭上先进的大美洲联盟快车，发掘古安第斯文明、玛雅文明等美洲文化资源，抛弃与拉美的意识形态分歧，系紧基督教文化纽带，构建起一个无内战外患、造福全球的“大美洲文明”。人类文明晕染，能如海潮涌动，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吗？这将使“大美洲文明”坚持多元化而不是单极化的西方价值观，与生机勃勃的“大欧洲文明”团结一起，告别以往靠武力霸凌丛林部落的落后价值观，告别自以为可以肆意瓜分世界的帝国时代；这将使西方主导的物欲外求争霸掠夺的“文明冲突”，转为老子所说的去大、去奢、去甚的觉悟内求，脱离称霸全球、失道寡助而衰落的“美国阶段”，进入普世惠民、再度繁荣的“欧美阶段”，形成西方期盼的欧美一体化的“大西方文明”。
人类文明晕染，可能聚集东西南北各大文明智慧，造福世界吗？这将使世界科学技术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形成辉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消除东西方文明间的隔阂与猜忌，帮助位于南半球的人类起源地之一的“非洲文明”消除贫困与愚昧，推进“大非洲南方文明”飞速向前；将使人类从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受到深刻启迪，以老子恒道主义为指针，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孔子主张的天下为公理念为愿景，中庸不偏、修身齐家、和而不同；以中国化佛教主张的戒定慧，消除贪嗔痴、不耕不食；以人类描绘的幸福天堂、极乐世界、理想社会的美好远景，变为取长补短，平等互助，共同繁荣的文明合力，使人类在太阳系最富有生命力的蔚蓝色星球上，远离战争、恐怖造成的黑暗时代，迎接一个和平安乐的光明未来。
作者：柯可，中原智库《道德经》研究工程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广东省老子文化创会会长 ，广东华文国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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