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冬季，百年不遇的冰霜雪冻，覆盖着整个江南。树木被冻断，车窗被霜裂，室内的水表被冰爆。其时间之长，灾害之大，范围之广，历史罕见。很多老人被这高强度的恶劣气候夺去了生命，我原已病重的母亲也不例外。
母亲的年纪，其实不算很大，刚过花甲之年，按现在来说，正是安度晚年的好时光。但其身体一贯不好，特别是脑中之病，由来已久。据母亲说，在她九岁那年，我的外公生病去世。有一次，母亲因故惹得我的外婆生气，外婆曾扔砖头砸到过她的头部，自此头脑经常发晕，由此落下了病根。
母亲十六岁与我父亲结婚后，便开始了农村的劳作。她十八岁生下我后，又陆续生了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了我们兄妹四人，家务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的肩上。她的头晕病也开始严重起来，时常感觉脑中空空的，又好像有水在里面晃荡。看过许多大小医院，效果都不理想。
那时，我的父亲在武汉市铁木家具厂工作，母亲在老家农村，既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要照看四个儿女，其辛劳是可想而知的。我两岁时，父亲曾接我们母子到武汉生活了几年，为的是给我的母亲治疗脑中之疾。我的两个弟弟，就是这段时间在武汉出生的。但随着弟弟们的出生，我们家仅靠父亲的低工资，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之后，我到了上学年龄，母亲便带我们兄弟回到老家。这样一来，家务的重担和经济的不济，始终困扰着我的母亲。能把我们兄妹养大成人，实在是母亲创造的奇迹。母亲的头晕病更加严重了。医生说母亲患的是“神经官能症”，很难根治，只能靠药物控制。
1975年，父亲从武汉调回江西丰城工作，母亲和我们兄妹也随之农转非进了县城。为了生计，母亲便在父亲单位做家属工。虽说是进了城，但城里的开销大，当时又是计划经济时代，吃穿都成问题，家里的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剧。父亲是个老实人，除了上班，便是协助母亲做些家务。家里的主要事务，都是母亲操持，伤筋费神的，这加重了母亲的病情。
大约是在1977年的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与父亲单位的几个家属工，坐上工程车装卸沙石。汽车遇情况紧急刹车，惯性将坐在车厢里的我的母亲，撞上了车厢前的三角形铁柱上。母亲顿时头破血流，晕了过去。众人忙将母亲送往医院急救。母亲在头顶缝了七针后转危为安，但也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恶化了母亲原有的神经官能症。
母亲开始出现幻觉，不敢见菜刀等利器，似乎会用刀砍人；不敢见火柴，好像会拿去放火。关房门时，明明已关好，她却认为没有关上，拉了又拉，推了又推，并要我们给以确认后才放心。要出门时，常常追问我们，她是否穿好了衣服，非要我们再三肯定后才肯离家。那时，我年幼无知，对母亲的行为，很有些不以为然，总以为她是多此一举。现在想来，我是误解了母亲，她确实是患病了啊！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的病经多方治疗，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也时常发作。记得有一年的一个星期天，我骑摩托车，载着母亲到六十公里以外的樟树市临江镇医院看病。母亲是听说这家医院的神经科比较好，才与我特意赶来。也许是这家医院真的医术高超，也许是心理暗示的作用，母亲在吃了药后，病情有了一定的好转。为此，我还专程坐公共汽车到这家医院，为母亲买过几次药。
1996年上半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这给了我的母亲以沉重打击。母亲不仅是老毛病加重，而且还患上了子宫肌瘤。于是，我找到朋友、市人民医院外科主任老刘，为我的母亲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然而，母亲的神经官能症病却进一步恶化。起初是手脚不利索，尤其是腿脚慢慢变得不听使唤了，站着支撑不了身体，走路歪歪扭扭的，似乎走在软物之上，但躺着时腿脚的力气却很大。经多家医院检查，并没有发现母亲的身体有其它什么毛病。
母亲还是很坚强的，她除了在客厅里来回走动锻炼外，开始寻找号称专治疑难杂症的私家医生治疗，吃了不少“土方”药。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任何效果。钱花了不少，病却日益加重。我陪母亲到南昌多家省级医院检查，结论是母亲得了小脑萎缩症。医生说这种病几乎是没有治愈的可能，吃药只能延缓病情的发展，但还不至于危及生命。到后来，母亲彻底走不了路，站不起来了，很不情愿地坐上了轮椅。我们兄妹除了亲自照顾母亲之外，还请了保姆日夜护理。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口齿也不清晰，只是吃东西正常。我们便同时雇请两个保姆日夜护理母亲。然而，过不了多久，保姆纷纷辞职，说是“吃不消”。之后，我们到职介所请保姆，人们一听我母亲的情况都是摇头。我们再也请不到保姆了，即使是支付最高的工资，也没人来了。
由于我们兄妹及家人都有工作，白天没有时间照看母亲，我们便商量将母亲送进条件较好的市民政局敬老院，但母亲坚决反对，说“即使死也要死在家里”，家庭矛盾由此产生，并随时间的推移而恶化。我作为兄妹中的老大，很是为难。为了缓解矛盾，也为了母亲能够正常生活，我们兄弟到民政局敬老院，联系母亲的入院事宜。院长听了母亲的情况，不愿意接收母亲。我们再三请求，院方才答应接收母亲，但提出要支付最高的护理费用，如生病由我们子女负责治疗，出现不属于院方人为造成的其他严重情况，敬老院不承担责任。我们兄弟表示同意。回家后，我反复做母亲的工作，母亲才很不情愿地默认了。我心里明白，母亲是一百个不乐意的，她也是无可奈何的。就这样，母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住了几十年的老屋，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大院邻居，离开了亲生并养育成人的儿女，住进了敬老院。把母亲送进敬老院的那一刻，我强忍住眼泪，不能让母亲看出我的悲伤，我的无奈，我的郁闷。我向母亲告别，母亲用期盼而又依依不舍的目光送我。我不敢多看，泪水夺眶而出。我最终离开了敬老院，但我的心留了下来。在这里，从此有我无尽的牵挂，有我终生的遗憾，也有我剜心的伤痛。现在想来，我仍泪流不止。我为什么要劝母亲住进敬老院呢？即使有一万个理由，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隔一两天便去敬老院看望母亲，带去母亲喜欢吃的鲫鱼肉饼汤。母亲见我来，总是很高兴，像个小孩子似的，就像我小时候见到她一样的兴奋无比。我坐在母亲身边，安全感油然而生，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我与母亲谈家事，讲外面的世界，交流处世之道。母亲常常教诲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从母亲的教导中得到了启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转眼到了2007年的腊月二十八日。傍晚，我下班后与司机老邹一同到敬老院，看望我已在此住了近半年的母亲。母亲见我到来，说其心脏不舒服，一揪一揪的。我便让母亲坐上轮椅，准备推她到敬老院对面的市人民医院看医生。母亲在离开住房时，交待护工给她预留晚饭。我说我和老邹也没吃晚饭，等去医院看病后，一起到餐馆吃了饭再回来。母亲说还是预留的好。母亲一生节俭，怕我花钱，我只有依了她。
到了医院急诊科，医生见母亲坐轮椅，听了病情介绍，便要求母亲住院治疗。母亲与我商量，说是快过年了，要回家过年，不想住院。我劝母亲听医生的，母亲不肯，坚持要回家过年。我知道母亲的真实想法，她是想趁着回家过年的机会，回家后再不来敬老院了。见母亲如此执着，我也就不再勉强她。就是我的“不再勉强”，给我留下了天大的悔恨，至今也难以原谅自己。
然而，为着母亲的身体，我不敢大意。我打电话叫来市医院曾为母亲做手术的好朋友老刘，请他给母亲看看。其实，老刘早就知道我母亲的病情。他用听诊器听了母亲的心脏，并用血压器给母亲测量血压，但前后两次都没有测到血压，怀疑是血压器坏了。我将值班医生要求母亲住院治疗，以及母亲不愿意住院的理由对老刘说了，征求老刘的意见。老刘说给我的母亲开些药带回去吃，回家过年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等过了年再来住院治疗。我听老刘这么说，也就放心了。在医院取了医生开的一些药后，我和老邹便推我的母亲返回。
路上，我请母亲去餐馆吃饭，母亲说外面冷，炒盘米粉打包回去吃。回到敬老院，母亲也许是饿了，不但吃完了炒粉，还将敬老院预留给她的晚饭吃了一大半。我见母亲吃得很香，心里很高兴。待母亲吃好后，我与她商量，约定除夕上午过来接她回家过年。母亲很高兴，嘱咐我大年三十早点来接她回家，我承诺吃了早饭就来接她。见母亲有些疲劳，我扶她上床，替她盖好棉被，并喂她吃好药。母亲向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回家了。我请求护工好好照看我的母亲，有事给我打电话。母亲说：“我现在好些了，你和邹师傅早点回家吃饭吧！”在母亲的催促下，我离开了敬老院。然而，我的这一走，竟然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大年三十，我一早就起床，按照与母亲的约定，作好去敬老院接母亲回家的准备。七点半，敬老院院长打来电话，说我的母亲去世了，正在市人民医院急诊大厅。噩耗传来，似晴天霹雳，我跌坐在地板上，半天回不过神来，脑中一片空白，泪如雨下。我捶胸问天：老天爷怎么能这样残忍呢？前天与母亲的约定难道不算数了吗？我这儿子真的就当到头了吗？
母亲的去世，给我留下了无穷的哀思，令我生活在懊悔与伤痛之中。每当想起与母亲的约定，我的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流淌，总是不敢相信信用至上的母亲怎么会失约呢！
2011年10月，我在困境之中，更加思念我的母亲，并写诗一首，以寄托哀思。此诗也表达了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其诗如下：
